拖字訣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政治風波已經持續超過五十天，相比歷時七十九天的佔領運動，其聲勢不但沒有如後者「虎頭蛇尾」，反而「後勁凌厲」。一方面示威行動愈來愈多，激烈程度亦有所升級，另一方面加入戰團的群體愈趨廣泛，既有專業人士，亦有運輸業人士，更有公務員。單論社會撕裂及運動聲勢的程度，已經遠超五年前的佔領行動。

直至目前為止，林鄭月娥政府仍未提出可行的措施解決問題，亦不見其有意盡快平息紛爭。筆者估計，其思路仍是處理佔中的思維，即任由抗爭持續，直至市民厭倦反感，才透過法律及警方的行動處理。問題是，既然當年政府有力平息回歸以來最大型的違法抗爭行動，何以現時重施故技則欲救無從呢?

筆者認為，有四個主因。第一，兩者的民意基礎並不相同。佔領運動的出現，是反對人大的「八三一框架」，即以提名委員會決定特首候選人，不設公民提名的選項。然而，在「八三一框架」下設計的普選方案，得到主流民意的認同。各個具公信力的民調顯示方案至少有五成市民支持，就連部分溫和民主派支持者亦認為「袋住先」比原地踏步更好。因此，即使佔領行動得到不少年輕人的響應，但始終未能持續受到整體社會的認可。

然而，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本身具備較強民意支持，一方面因為反對派的推波助瀾，另一方面因為絕大部分港人不會在是次修例中受惠，甚至示威者認為修例有損其利益，其行動之積極和決心絕非佔領運動所能比擬。心理學有個理論叫「預期理論」，簡言之就是人類對失去某些事物的反應比得到該樣事物有更強烈的反應。在反對人士眼中，修例將會使他們失去自由，故反應肯定比反對可以帶來民主進步的「八三一框架」來得強烈。

第二，兩者的影響程度毫不一樣，使市民的反感程度也不一樣。佔領行動期間，金鍾、旺角兩個主要的商業地帶長期受到封鎖，使附近的商戶、交通、居民作息及上班上學情況等都蒙受影響。由於行動曠日持久，牽連太廣，市民愈趨反感，政府亦有正當的理由加以處理。

可是，反修例風波的衝突集中在假日，而且並不集中在一區或是核心商業地帶，因此普羅市民承受的直接影響較少。即使部分示威者發動不合作運動，嘗試癱瘓公共運輸系統和政府部門，引來中間溫和市民的抨擊也好，其影響的程度也較佔領運動輕。

第三，是政府的態度不同。佔領運動期間，以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為首的政改三人組與學聯代表會面，嘗試以談判和協商的方式結束政治死結。雖然會面政府沒有撒回831框架的打算，佔領運動亦沒有停止，但至少給予市民政府願意溝通和積極解決的姿態，對後來民意逆轉，唾棄佔領份子有一定幫助。

相反，反修例運動至今，除了林鄭公開道歉之外，並沒有作出任何向示威者釋出善意的行動。即使林鄭向大學學生代表示好，但由於示威人士的組成和結構不以學生為主，舉動全不對焦，有做等於無做。當然，筆者明白政府難以接受五大訴求，但個多月政治動盪以來連一個問責官員也沒有下台，亦沒有與佔領運動時與示威者進行公開對話，不但引起反對派不滿，連中間溫和市民也會非議。

第四，是抗爭行動的結構有極大分別。佔領行動的倡議者，是法律教授戴耀廷，其後加入同是大學教授的陳建民和牧師朱耀明，經過一段時間的宣傳、動員和組織才付諸實行。雖然運動開始後，佔中三子的領導角色已遭淡化，但是一般市民仍然視三人是元凶，而當三人出現疑似政治醜聞，如收受外國政府捐獻等，市民便會反感，並投射在運動身上。

不過，今次反修例行動是沒有明顯的領袖，參與者大多是來自不同背景的網民。即使是反對派的議員，充其量只能「抽水」，賺取曝光度，不能影響示威者或暴徒的行動。而雖然部分媒體披露行動涉及外國記者及外交人員的指揮，但是有關資訊未能廣傳，普遍市民不能接受。因此，傳媒和市民根本沒有可以針對的對象以影響群眾對行動的觀感。

基於以上四點的差異，如果林鄭政府仍然認為可以重施「拖字訣」的故技，恐怕只會將香港推去無可挽回的深淵。筆者可以理解政府不可能接受五大訴求，也明白無論如何都不能令激進分子回心轉意，但是一個政府之成敗，主要取決於中間市民的看法。如果做點公關工作，例如撤換部分表現未如理想的司局長，可能已經大消中間溫和市民的怨氣。屆時如果衝突仍然升級，那麼責任也不在政府身上，對政府收拾殘局更為有利。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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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牒」制度是古代王朝為出家僧侶而設特別優待政策。由於出家人是不事生產，專心求法，為了體諒他們無法納稅的處境以及方便政府管理，政府會向合法登記的僧侶發出「度牒」，憑「度牒」者便可以合法免交任何稅項及服役。

到唐朝中葉，由於爆發安史之亂後，出現地方割據勢力，唐室收入大減，為了開源解決財政問題，當時的官員便想出一個餿主意，就是販賣「度牒」，即使是平民百姓，只要付出一定的金錢，便可以合法領取「度牒」，終身免於納稅。固然，一時之間，大量富有人家搶購「度牒」，使唐室得以解決燃眉之急，但是，長遠而言，可徵稅人口大減，未來財政壓力更加巨大。這種為了短期利益而忽視長期需要的政治決定，猶如慢性自殺，使唐朝步入末路。

同樣地，香港都出現慢性自殺的危機。為了一時的穩定和諧，造成長期的政府弱勢和民怨沸騰，對管治極為不利，而一切便要從回歸講起。

對於中央政府而言，和平回歸，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是回歸初期的主要任務。因此，中央政府必須在香港找到強而有力的合作夥伴，才能實現目標。可是，回歸前夕(乃至回歸後廿二年來)，支持愛國愛港的群眾基礎仍屬薄弱，不少市民依然抱著戀殖或是仇共的心態。因此，在構建特區政府的執政班底時，可以看出其思路是盡量向中間溫和人士靠攏，例如商人及公務員，將其納入建制的骨幹部分，以維持政府正常運作。所以，回歸初期，既有董建華出任特首，亦有大量精英公務員擔任司局級職位；在立法會的層面，既有傳統愛國愛港政黨如工聯會、民建聯作為支柱，亦有親商界如自由黨、經民聯或部分獨立人士組成類似政治聯盟。這種情況，基本上在往後幾屆政府一直維持。雖然建制並非社會意見的主流，但圍繞愛國愛港人士、商人及公務員為主軸建立的建制陣營，至少成為穩定社會的重要力量。

問題是，這種多元的政治勢力，其合作方或和團結性向來備受質疑。主要原因，是彼此理念分歧過大，尤其在民生議題上不易取得共識，例如公務員團隊與政黨便經常就交通、醫療、教育、房屋等問題上不能充分合作，前者認為後者不切實際、後者則覺得前者敷衍塞責；在勞資問題上，工聯會與自由黨、經民聯基本上是誓不兩立。因此，除了大是大非的議題，例如政改，建制可以一致對外以外，沒有任何議題能夠促成三大單位的合作和協調。

然而，建制作為一大政治陣營，卻舉步維艱的主因，是由於商人實力雄厚、地位超然，有較大能力影響政策制定和發展方向，變相政策嚴重向商界利益傾斜。以房屋問題為例，地產企業必然不希望政府積極有為、開拓土地，只有單位嚴重短缺，樓價日益高漲，才能滿足地產界別的利益。因此，當政府提出「明日大嶼」計劃，希望透過填海增加可開發土地時，不難發現反對聲音與反對派同樣浩大的，便是來自商界的朋友。

由於政府長期處於弱勢，若要維持有效的執政基礎和地位，必然高度重視陣營內各大單位，特別是最有影響力的單位，即商界的意見，從而使資源分配失衡。不過，後果是一般市民無法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生活質素日趨下降，而民怨則逐漸增加。當民間反對聲音坐大，建制的實力便進一步受到削弱，而政府便更加弱勢，對陣營各大單位的依賴便愈大。當商界知道手執豐厚的政治籌碼，其「真性情」便會發揮得淋漓盡致，肆意「扭計」，使政府難以管治，形成惡性循環。

因此，在上月逃犯條例修訂進入審議階段時，率先「跳船」的，就是以自由黨和田北辰為首的商界朋友；當暴動愈演愈烈，火上加油、向特首和行會成員連珠發砲的，便是田北俊。商界一次又一次出賣建制陣營，正是政府過分依賴商界的後果。當商界知道背棄建制的利益較與建制同一陣線為大，作為最擅於計算利益的群體，自然知道如何作出決定。

要解救香港的政治困局，便要扭轉政府的弱勢，添加新的政治元素進入建制陣營，減少對商界的依賴，從而避免現時失衡的資源分配。當政策真正做到以民為本，溫和、理性的聲音自然站在建制一邊，其管治效能便不可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