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風波持續兩個月，雙方衝突未見有緩和的跡象。因此，部分熱心的市民及社會賢達，紛紛獻策，提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方有否濫權，甚至認為這是「最大公約數」，即政府和示威者之間可以妥協讓步的方案，是平息這場政治紛爭的出路。
然而，民間建議由大法官擔任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建議，正好與反對修例的原因背道而馳。當日，數以萬計的市民走上街頭反對修例的原因，就是不信任法官有能力和智慧處理來自內地的逃犯移交請求，阻止中央政府濫用條例，而引發這場政治風暴。如今，他們又認為法官是持平、中立、專業，有力全面調查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型政治衝突並得出是非公論，豈不是自相矛盾?短短兩個月內，法官由被認為是無能，搖身一變成為「開天眼」的超然聖人，其標準實在令人難以捉摸。
過去，香港不是沒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先例，例如南丫海難事件、鉛水事件等等，但必須指出這些事件與今次反修例政治風波的分別。第一，過往的委員會是在事件告一段落後才告成立並進行調查，而非在事件最敏感最熾熱的時候成立；第二，這些事件有明確的是非黑白之分，以鉛水事件為例，所有證據已經肯定部分屋邨食水質量欠佳，對居民健康有害，而原因肯定與工程和房屋署有關，所以展開調查追究責任實屬合理。反之警察有否濫權更大程度上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或是政治立場)。而無論示威者有多不滿警方的表現也好，都不能否認他們的出發點是維持治安，換言之根本沒有清晰的是非黑白界線作為調查的理據。
事實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根本與示威者的期望並不相乎。因為，過往委員會的職權和功能，只是賦予委員會如法官一樣的調查權力，而沒有判罪的權力。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第4條及第10條，委員會的權力主要是收集證據、傳召證人、發出逮捕令等等，但不包括對調查對象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力。另外，委員會完成調查後，需撰寫公開調查報告，但是報告的內容只具建議性質。以鉛水委員會為例，其職權範圍便是「就香港食水安全提出建議」，而不是懲罰房屋署職員或外判工程人員，而相關機構亦沒有任何硬性的要求必須採納委員會的建議。對於希望置警方於死地「討回公道」的示威者來說，委員會的角色無助達到目的。
另一方面，對於建制和反對派支持者而言，成立委員會也不是理想的選擇。原因是，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第7條「任何人在委員會席前提供的證據，不得在由該人提出或針對該人的任何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中，被接納為針對該人的證據」及第12條第2款「在委員會席前提供的所有證據均享有絕對特權，提供該等證據的證人，無須因該等證據而在任何訟案或其他民事法律程序中負上法律責任」。簡而言之，警員和示威者在委員會內的作供，將失去法律效力，不能作任何控罪及索償的用途。對於反對派而言，他們不可能接受任何質疑警員濫權的證據，都無法令警員負上法律責任；而對於建制派而言，他們不可能同意暴徒的惡行不會遭到起訴和追究。試問一個不能令人繩之於法，只能提出輕描淡寫建議的委員會，如何能令雙方支持者滿意而平息風波？
正如林鄭月娥所講，現時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工作和性質，與市民向警察投訴課提出投訴，然後由監警會作覆核及建議相差無幾。硬要架床疊屋，不但無助解決紛爭，更會「放生」真正違法的人，對法治破壞甚矣。
大家回想一下佔領運動期間的「七警案」，先是曾健超向警方落案，然後由警方在有足夠證據下刑事控告七名涉案警員，並在法庭上將七人定罪。如今，示威者不以正常的途徑向懷疑濫權的警員追討責任，反而要求一個可令濫權瀆職的警員逍遙法外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不敢令筆者懷疑，是否「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表面是調查警案，實質上是為自己的種種行為開脫？
另一值得深思的觀點是，過去政府並無封殺談判讓步的大門，例如林鄭上任初期便耗資五十億，向支持反對派的教育界人士示好，以換取減少反對派的敵意。然而，一有政治議題可供炒作，如一地兩檢、國歌法、明日大嶼等，反對派表現的敵意有增無減。假如政府真的答允成立委員會，可能可以換來一時平靜（筆者相信「一時」都無），但是反對派很快又會「加碼」，要求政府答應其他訴求，最終又會造成新一輪的爭拗，而政府的立場會更加被動。
筆者絕對希望政府與示威者能夠找到解決事件的共識，但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不應是共識的一部分。而如果政府在這個被視為「公約數」的訴求也無法讓步，其他訴求就更加不值一談。換言之，如果示威者堅持五大訴求，不願下調訴求的難度，事件將難以以和平的方式解決。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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