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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談中英談判時為何對香港駐軍問題如此「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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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談中英談判時為何對香港駐軍問題如此「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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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談中英談判時為何對香港駐軍問題如此「較真」

2019年08月20日 17:46

原題:鄧小平盡顯本色:不在港駐軍,還叫什麼領土

不在香港駐軍,還叫什麼中國的領土!

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鄧注

這是1984年4月,鄧小平在外交部《關於同英國外交大臣就香港問題會談方案的請示》報告上,在關於駐軍問題一條作的旁批。

1982年至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外交談判,是在鄧小平親自指導下進行的。鄧小平親自抓談判的各個問題,22輪談判幾乎每次談判之前都要請示他;每次談判後的簡報他都要親自過目。每當談判陷入僵局,或是遇到涉及國家主權的重大原則問題時,他都作出重要指示。他還多次接見英國外交大臣,親自做他們的工作。

中英之間的各輪談判始終圍繞著「國家主權」這個核心問題進行。在香港進駐軍隊的問題,是中英外交談判後期遇到的最複雜、最敏感的問題之一,鄧小平在這個事關國家主權的問題上盡顯「鋼鐵公司」的強硬本色,堅持中央必須在港駐軍的原則,甚至為此「拍了桌子」。

鄧小平會見戴卓爾夫人

對於中央在港駐軍一事,鄧小平的態度始終是堅定的、一貫的。早在1982年9月,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會談時就指出,我國政府有權在香港駐軍。並強調,這是中國政府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象徵。然而,當1984年中英談判進入到第14輪,關於中央在港駐軍的問題,雙方有了比較激烈的爭論。根據香港特區的國防事務由中央負責的規定,中央有權在香港駐軍。但英方強烈反對,提出了各種各樣荒唐的理由。為此,外交部專門就駐軍一事給小平同志寫了一個報告——《關於同英國外交大臣就香港問題會談方案的請示》。鄧小平審閱報告時,在關於駐軍問題一條特別作了旁註:「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

4月18日,鄧小平還親自會見了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專門談到駐軍的問題。傑弗里•豪毫不掩飾自己反對駐軍的立場,聲稱「中國有責任保衛香港,但不見得非駐軍不可」,“只是遇到外部危險時,才由中央政府派兵去香港”。鄧小平當即表示不贊同,他說:“一九九七年後,我們派一支小部隊去香港。這不僅象徵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對香港來說,更大的好處是一個穩定的因素。”鄧小平的話再次表達了對駐軍問題的堅決態度。

企圖造成中國政府態度已經軟化了的印象。

5月25日,鄧小平在接見港澳地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前知道了此事,非常生氣,並立刻採取了補救措施。當時記者拍了照片準備離開會場時,鄧小平招手特地又把他們叫了回來,專門就駐軍問題作了澄清。他說:「趁這個機會,我要對記者們說幾句話,所謂的‘將來不在香港駐軍’不是中央的意見。」他口氣非常嚴厲地說,既然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為什麼不能駐軍!沒有駐軍這個權力,還叫什麼中國的領土!這是鄧小平第一次公開向外界談論駐軍問題,使用了這樣異乎尋常的方式,很快成為了港媒的新聞熱點,我方對駐軍的態度及時得到傳播。同時,在鄧小平發火之後,英方意識到中方態度十分強硬,就不再堅持“反對中國方面‘1997年收回香港’以後行使‘駐軍權’”,談判順利推進到下一個問題。鄧小平在關鍵時刻解決了中英談判的一個關鍵問題。

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兩國政府在香港舉行政權交接儀式,中國政府正式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正式進駐香港,執行防務。

鄧小平為什麼對駐軍問題如此「較真」呢?他在這個問題上是十分敏銳的,並從長遠的角度考慮香港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問題。他理性而實事求是地指出,駐軍不僅僅因為這是國家主權的體現,也是維護祖國統一和安全,保衛國家領土的需要。1984年5月25日,鄧小平對港澳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解釋說:“我們解決香港問題的立場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國政府在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之後,有權在香港駐軍,這是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象徵,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也是香港穩定和繁榮的保證。”

此後,鄧小平還曾多次公開談到對香港駐軍的深層考慮。

1984年10月3日,鄧小平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指出:「我講過中國有權在香港駐軍。除了在香港駐軍外,中國還有什麼能夠體現對香港行使主權呢?在香港駐軍還有一個作用,可以防止動亂。那些想搞動亂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國軍隊,他就要考慮。即使有了動亂,也能及時解決。」

1986年4月24日,鄧小平會見香港著名人士安子介、查濟民時說:「駐軍是體現國家主權,是個安定因素。不要以為香港不會發生動亂。等到發生了動亂再派軍隊,問題就嚴重了。有點象徵性的軍隊,就可以防止爆發動亂。」

1993年6月11日,鄧小平在審閱《鄧小平文選》編輯組報送的《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整理稿時指出:「當時談判談得很細,談到駐軍的問題。我說,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表現的形式主要是駐軍。」

鄧小平最講原則,這一特點與他求實的特點一樣,聞名於黨內。毛澤東評價鄧小平是「鋼鐵公司」,“綿里藏針、柔中寓剛”。他對在港駐軍問題堅定不移的立場和合情合理的解釋,使步步為營的英方不斷退卻,最終完成了香港順利回歸祖國的歷史使命。在這個問題上,他表現了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戰略家的高瞻遠矚、未雨綢繆和深謀遠慮,至今令人敬仰不已!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毛澤東與鄧小平

毛澤東在看到鄧小平1972年8月1日的信後,8月14日批示:「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毛澤東肯定了鄧小平在歷史上的功績後,最後還加上了一句:「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看到毛澤東批示的當天,周恩來立即把這個批示印發給了中央政治局的全體成員。

對於鄧小平的來信,毛澤東作出了不同尋常的批示。雖然在批示中並未提出要重新起用鄧小平,但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態度,已經相當明確,甚至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在為鄧說話。可以認為,到了此時,毛澤東已經認真地在考慮重新起用鄧小平的問題了。

北京政治舞台上的風雲跌宕起伏、瞬息萬變。在江西的鄧小平的處境,在總的大形勢下,進一步地寬鬆好轉。

父母親的境況的確是大大好轉了。江西省委內恢復了工作的老同志黃知真不但親自來看我的父母親,而且在生活上也給予了更多的關照。在我的父母親的要求下,經請示,批准我們家的老公務員吳洪俊和他的妻子來江西,幫助我們料理一些家務。他們來後,父母親家務勞動的負擔減輕了許多。

雖然朴方已去北京治病,但家裏一點兒也不寂寞。鄧林所在的中央美術學院到現在還沒有給學生分配工作,於是學生們便開始「造反」,全都跑回家了。鄧林也就從宣化回到江西,在家裏等待分配。鄧楠也回來了,是準備生孩子。我和飛飛已在南昌上大學。我們那一批是江西的第二屆工農兵學員。雖然在不同的學校里上的是不同的科目,但我和飛飛的文化水平在學校里都算是高的,補習文化課時,我們其實根本不用再學,於是就在班裏幫助同學們補習功課。這樣的「學習」生活對於我們來說,簡直太輕鬆了。飛飛比較遵守規矩,而我則找空子就溜之乎也,經常回家。

1972年的9月到來了。酷暑剛剛過去,冷冬還未到來。這是一年之中江西最好的季節。父親向江西省里提出,請示一下中央,能不能在江西省內,到井岡山、贛州老區走一走。9月底,中央批准了這一要求。江西省革委會在這一基礎上,作出了去井岡山地區的具體安排:出去時按省級幹部對待,車是伏爾加轎車,凡是要去的地方,均可由省里先行打招呼,以便接待。

11月12日清晨,趁著和煦的秋日晨光,父母親二人在省警衛處一位同志和黃幹事的陪同下,離開步校,乘車一路南下,奔赴井岡山地區。

這是他們到江西兩年多以來第一次外出,也是自「文革」爆發六年以來的第一次外出。這次外出,標誌著長達六年禁錮生活的結束。

能夠外出,父親十分高興。正像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所說的,他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六年,他真想出去走走,真想親眼看看世界。

車子一路向南,下午四時到達吉安。在吉安,父親一行受到當地負責人的熱情歡迎,被安排住在地區交際處毛主席1965年曾經住過的一號房。當晚與吉安地委的同志交談,聽著情況介紹,他說:「好多年沒有出來了,這次出來什麼都新鮮。」當聽到林彪企圖篡改井岡山歷史時,他說:「這是不可能的,歷史還是歷史,歷史不能篡改,那是‘左’的路線。」

休息一夜後,13日,父親一行到達永新縣,參觀了「三灣改編」舊地。父親感慨地說:「三灣改編很重要,秋收起義部隊受挫,甩掉了追趕的敵軍來到三灣,在這個清靜的地方採取果斷措施,對這支面臨崩潰的部隊進行改編,這是毛澤東同志的一個創舉。三灣改編與古田會議一樣重要。」

參觀後,父母親當日乘車到寧岡縣礱市。這裏的茅坪壩,是紅軍時期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隊伍和朱德領導的南昌起義余部的會師之地,是當年湘贛邊界黨政軍的大本營。在這裏,父親一行參觀了毛澤東居住過的八角樓。當講解員講到林彪篡改「朱毛會師」的歷史為「毛林會師」時,父親插話道:「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身在井岡山的崇山峻岭之中,面對紅軍革命遺迹,父親深有感觸地對陪同他的人說:「井岡山精神是寶貴的,應當發揮,傳統丟不得。」他肯定地說:「我們的黨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們的人民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們的國家是好的,是有希望的。」

父親在井岡山說的這一番話,不是信口所說,更不是虛妄之詞,而是久經考慮之後,擲地有聲的金石之言。離開茅坪時,父親語重心長地對井岡山地區的同志說:「你們在這裏很辛苦,過去毛主席在這裏幹革命時很窮,現在還是窮,以後會好的。」

影。當時文藝貧乏,除了八個樣板戲外什麼也沒有。看電影也就是看樣板戲《紅燈記》。看到李玉和出場時,父親笑道:「這個浩亮姓錢。‘文化大革命’了,連錢也不要了,就叫浩亮。」

本文摘自《我的父親鄧小平》,毛毛 鄧林著,中央文獻出版社 、大象出版社聯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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