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收復後之文化消毒運動》剪影。（來源：汪毅夫提供）
我在《「去中國化」歷史講話》等學術報告裏多次談到，在台灣，「去中國化」已經有120餘年歷史，它經歷了正（日據台灣時期）、反（兩蔣派遣和親率的團隊主政時期）、合（李登輝及其追隨者推動的時期）三個階段，並尖銳指出：
日據台灣當局推行的「日本化」（又稱「內地化」、「皇民化」）就是不折不扣的「去中國化」，它包括改日本國籍、講日本話、用日本姓名、行效日本風俗習慣等「外型」或「形式」上的「日本化」即「去中國化」，以及灌輸「皇民意識，俾使對事物之看法與內地完全一致」的「精神」和「實質」上的「日本化」即「去中國化」；
台灣光復初期，兩蔣派遣的團隊（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台灣省政府）的「去日本化」及時而有效地針對了「外型」或「形式」，針對其「精神」和「實質」的部分”則乏善可陳、令人失望。
1945年1月1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直屬台灣省黨部主辦的《台灣研究季刊》創刊號發表汪受田的《台灣收復後之文化消毒運動》，充分肯定「今日台灣同胞依然保留著中華民族的血素，他們熱情愛國的胸懷是永遠不會磨滅的」，也客觀面對「敵人五十年的毒化」，呼籲「台灣收復後」應開展「文化消毒運動」。汪受田說的正是「精神」和「實質」上的「去日本化」。汪受田的意見並未受到重視和採納，惜乎哉！
汪受田（1889—1965），台灣台南人，前清秀才，北平匯文學堂（燕京大學前身之一）出身，是台灣進士汪春源長子。當時，國民黨中央直屬台灣省黨部駐地在福建戰時省會永安（其辦公處所名「復興堡」，以其門前有楹聯「光復台灣，振興中華」也），汪受田也在永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