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鄧小平會見金庸（資料圖）
金庸對祖國內地很嚮往
香港武俠小說家、著名報人金庸（原名查良鏞）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和認識，也像普通人一樣有一個不斷認知的過程。在進入香港報界的初期，金庸對中共的認識是迷茫又充滿恐懼的，原因是他的父親查樞卿在祖籍浙江海寧縣袁花鎮土改鬥爭中作為地主受到鎮壓。１９５９年，金庸放棄寫作而主持《明報》編務。他作為剛創刊不久的明報社社長和主編，每天都必須為這張報紙的頭條寫一篇社論，這時候金庸的政治觀點便開始變得明朗起來。
金庸的政治社評具有旗幟鮮明的特點。縱觀金庸在《明報》初創時期親筆撰寫的數以百萬字計的社論，絕大部分是針對國際社會發生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對英國政府的香港政策加以評論，也有一些是他對祖國內地「文革」前後各項政治運動發表的意見。從這些社評中不難看出，金庸對中共的不滿情緒多來自於當時的極左思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觀點，大都體現在內地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後金庸執筆撰寫的社論。在這場運動開始後不久，金庸幾乎每天寫一篇社評。所有評論又都是針對前一天在內地發生的重大事件。例如金庸對於紅衛兵揪斗劉少奇和鄧小平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他為此在《明報》上針鋒相對地發表題為《本港“左派”擁護劉少奇》的社評。金庸還針對林彪和江青一夥在香港《明報》上不斷發表措詞嚴厲的文章，這引起了他們的反感，但是林彪和江青一夥對於香港《明報》又鞭長莫及。香港《明報》在那一時期曾被內地列為“反動報刊”。當然，金庸的政治性社評也並非至善至美，特別是他對中共一些政策的理解，由於他多年居住香港，對內地的了解難免存在片面性，所以在他主辦《明報》期間，在他筆下也有意無意地出現了一些與事實相悖的偏激之詞。
不過，這並不影響金庸對祖國內地的嚮往，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內地形勢日新月異，更加激起了金庸早日返回內地看一看的強烈願望。儘管金庸１９４８年離開大陸前往香港定居以來，他已經先後三次越過了羅湖橋，回到了內地的土地上。金庸第一次從香港來到北京是在解放後的１９５０年，當時他希望通過從前在香港文化界結識的友人喬冠華，藉以實現他從小就萌生的「外交官」之夢。不過由於他的家庭出身等諸多原因，此次北上這一願望沒能實現。金庸第二次回到內地是１９５３年，當時他要返回杭州和上海處理與前妻杜治芬的離婚事宜。第三次是１９６２年，他因事回到廣州。這三次內地之行，對於金庸來說都是來去匆匆。所以在金庸的記憶中，內地給他留下的始終是一片灰暗的色彩。尤其是在「文革」期間，金庸在香港所能獲得的信息，幾乎都與「四人幫」一夥搞的“打、砸、搶、抄、抓”有關。所以金庸在「四人幫」被粉碎以後，對祖國內地的關注和嚮往就變得更加強烈。他很想再一次返回內地，特別是前往首都北京去看一看，看看經歷過「文革」浩劫後的內地究竟發生了怎樣的巨變。不過金庸始終沒有輕易提出回內地訪問和參觀的要求，因為他擔心自己「文革」期間在香港《明報》發表的那麼多過激的言論，回來後會不會受到歡迎。
儘管有種種顧慮，金庸本人返回內地的願望一天比一天強烈。改革開放以後，他的思歸之心也與日俱增，而鄧小平的出山給金庸心裏帶來了更大的興奮。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一直很欽佩他（指鄧小平）的風骨，這樣剛強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俠小說中描寫的英雄人物。」金庸對中國共產黨所持態度發生的根本改變，在於他親眼看到１９７７年鄧小平再次走上了政治舞台以後國內發生的巨大變化。他對１９８１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尤其讚許。
面對鄧小平在國內實行的撥亂反正政策，金庸在振奮之餘又利用為《明報》寫社評的機會，對內地出現的大好形勢不斷加以讚美與謳歌，特別是對鄧小平和胡耀邦倡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有一段時間，金庸幾乎每天都看新華社電訊，然後親自提筆撰寫讚許的文章。金庸在《明報》上如此關注和讚許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讓《明報》與此前相比煥然一新。在對鄧小平三落三起的政治生涯大為佩服的同時，金庸還在社評中主張請鄧小平出任國家主席。也就在１９８１年的春天，金庸正式向新華社香港分社提出想訪問內地、親往北京的請求。黨中央對於金庸的這一請求非常重視，雖然《明報》從前曾經發表過一些過激的言論，但是金庸和他的《明報》在「文革」前後對中共所持截然不同的態度，足以說明這位素有武俠風格的作家和著名報人，在思想深處正在發生著變化。團結金庸和團結《明報》顯然對於１９９７年的香港回歸大有益處。於是黨中央對金庸渴望返回內地、親往北京的請求很快就作出了回應。
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金庸見到了心儀已久的鄧小平
就在金庸即將成行的時候，他再次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向中央提出了他此次回北京希望見到鄧小平副主席的請求。當時負責聯繫的同志對金庸的這一請求雖然十分理解，但又感到實現這一請求有一定的困難。不過，當鄧小平在北京獲悉金庸希望得到他接見的想法以後，竟然十分爽快地答應了。這樣，金庸便在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８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見到了他心儀已久的鄧小平。
當時，北京正是一年中最為炎熱的夏季，金庸為了尊重鄧小平，特別穿上會客時才穿的筆挺西裝。而鄧小平則穿著雪白的短袖上衣，他見金庸這樣拘謹，便示意他可以隨便，於是在合影之後金庸便脫去了西裝外套。他們就像一對久違的老朋友。鄧小平告訴金庸，前些年他在江西的時候，就讀過金庸的武俠小說，他的家人也都喜歡讀金庸的作品。接著，鄧小平又暢談了國際和國內形勢。金庸在聽鄧小平介紹「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國內情況時，不禁想起「文革」中的動亂歲月，同時也想起當年他在香港《明報》多次發表社評抨擊過的極左政策，撥亂反正以後的中共政策確與從前不可同日而語了。金庸對此深受鼓舞。他當時向鄧小平表示：“現在的政策和工作，‘文革’和‘四人幫’時期固然萬萬不能相比，比之‘文革’以前，各方面也開明得多。例如投考大學，現在不論階級、出身，都可以投考，只憑考試成績錄取。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改革，希望長期堅持下去。”
鄧小平告訴金庸：「‘文革’使得全國人民思想混亂。十年動亂，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長。‘文革’之前，每年有十幾萬青年從大學畢業，中學畢業生至少幾十萬，‘文革’十年，就是一批紅衛兵瞎搗亂。」在談到早已結束的「文化大革命」時，金庸說：“十年‘文革’，使國家少了幾百萬人才。”
鄧小平說：「粉碎‘四人幫’之後，這情形一時還扭轉不過來。培養人才是長期性的事，破壞１０年，恢復至少要２０年。娃娃們習慣了‘文革’時瞎搗亂的習氣。無政府主義猖獗，大家不守紀律，以為標新立異、我行我素就是英雄，誰也不能拿我怎麼樣，說這是民主、自由。其實不守紀律、沒有節制的民主，正是破壞民主。‘文革’之前，黨有很大的威信，大家相信黨，聽黨的話，很守紀律。那時也搞經濟調整，下放２０００多萬名青年下鄉，根本沒有問題，黨發出號召，大家就都上山下鄉，只有極少數人例外。但十年‘文革’，不但沒有黨的領導，甚至沒有了黨。現在娃娃們都用心讀書，情況好了。也不是沒有問題，但要用誘導教育的方法，根據法律處理。」
金庸對鄧小平的一席談話甚為感動，他說：「國家這麼大，人口這樣多，經濟建設是很艱巨的工作。為了調動全國一切積極因素投入經濟建設，在起用人才、提拔人才之時，似乎應當重視才能、知識、品德，不是共產黨也應當有同樣的機會。」
鄧小平說：「每一方面都需要有才能的人作出貢獻。不但要起用全國人才，外國的科學技術，外國專家我們也歡迎……中共過去犯了重大錯誤，現在我們自我批評，自己糾正錯誤。自己承認錯誤，糾正錯誤，是非常重要的事。」
在談到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工作時，鄧小平告訴了金庸中國共產黨當前迫切需要做的三件大事。一是在國際上繼續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二是實現台灣回歸祖國；三是搞好經濟建設。鄧小平在展望中國人民的“小康生活”前景時說：“到本世紀末，中國人民每年平均收入１０００美元，目前中國人民的平均收入每年大約２５０美元。十年翻一番就是５００美元，再過十年又翻一番便是１０００美元。我們的想法要實際一些，如果目標不能全部完成，打個８折，是８００美元，那時中國的人口是１２億，那麼全國的總產值是１萬億美元。若能實現這個目標，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會得到很大的提高，中國政府就有能力做很多很多事情。就可以把教育經費提高２‰～５‰，就可以大辦學校，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使大多數人成為有學識的人。不但要搞好物質文明，而且要搞好精神文明。”
在談到金庸和《明報》贊成鄧小平出任國家主席一事時，鄧小平表示：「你們《明報》要我當國家主席，資格嘛，不是沒有，不過我還想多活幾年，多為國家人民辦點事，一旦當上國家主席，恐怕要縮短壽命。現在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有１２０多個，每年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到中國訪問，國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設宴，這許多應酬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金庸對鄧小平這樣看輕權位，不由從心裏感到欽佩，他當場說：“鄧副主席本來可以當主席，但你堅持自己不做，這樣不看重個人的名位的事，在中國歷史上，以及世界歷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這令人十分敬佩。”
這次返回內地參訪，讓金庸大開了眼界。在返回香港後當記者問他：「當年中國大陸批鄧很激烈的時候，你曾寫過社論，讚揚他的硬骨頭，是不是？」金庸當即表示：“是啊，單是剛強，當然不夠。江青和張春橋在受審時十分倔強，有什麼價值？必須不顧自身的榮辱安危而堅持正確的主張，這才令人佩服。彭德懷反對‘大躍進’和‘浮誇風’，也有這種風骨。我跟中國大陸一些朋友談起來，許多人都讚歎彭大將軍是英雄好漢。當然，鄧小平不做國家主席，也是很難得的。如果你熟悉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就會知道這種事情的難能可貴。……鄧小平的政策比之中共過去任何時期都好得多，比之蘇聯、波蘭、東德、北韓等這些共產黨國家都好得多。我衷心希望，依著目前這條道路走下去，以中國人務實的方式，建設中國人自己的社會主義，使中國人幸福而自由。”
與中共許多元老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
金庸就是通過這次為期月余的各地參訪及與各級共產黨幹部的接觸，才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更加明確的認識與了解。金庸回港後對記者談到中國共產黨時這樣說：「第一，我相信中國大陸，目前沒有別的政治力量足以取代中共的領導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國在幾十年內不可能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對國家、人民有利。第三，我個人贊成中國實行開明的社會主義。總的說來，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極度貧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我發現中共從上到下，不再浮誇吹牛，多講自己的缺點，很少講成績，這一點給我的印象最深刻。」
和評價內地的政治經濟形勢。特別是對中共中央準備在１９９７年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金庸的《明報》顯得更為旗幟鮮明。１９８４年春天，金庸出版了《香港的前途》一書，將他親筆撰寫的《明報》社評彙編成集，出版後他又將此書寄給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參閱。也是在這一年的秋天，金庸又一次從香港來到內地參觀訪問。這次，他在北京會見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胡耀邦與金庸的談話，內容也非常廣泛。金庸從北京返回香港後，把與胡耀邦總書記的談話要點憑記憶整理出來，然後在他主辦的《明報月刊》上發表出來，在東南亞地區引起很大的震動。這一時期的金庸，對中共和中共改革開放政策的認識和理解更加深入一步。尤其對中共中央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和平反冤假錯案中所取得的成績，均給予極高的評價。
１９８１年夏天，金庸在北京和鄧小平會見併到１３座城市進行考察參訪以後，對香港記者談起中國內地經濟是否繁榮一事時，還曾有所保留地說：中國內地「經濟繁榮還談不上，和外界先進地區相比，那差得遠，也比不上台灣，但是和前幾年相比，可繁榮得多了」。１９８４年當金庸再訪內地時，經過對幾座城市的實地考察，他認為中國內地的經濟正處於騰飛的前夜。而且他承認內地的經濟發展速度完全出乎他的意外，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現更加讓人鼓舞的巨大變化。金庸在京與胡耀邦等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會晤後，與中共許多革命前輩和元老的關係也變得更加緊密。當他聽說王震很喜歡他的武俠小說時，就在香港將一箱裝滿封筆之作《鹿鼎記》的小說寄往北京。王震在接到金庸的贈書後十分高興，還親筆給金庸寫了一封回信，以表示謝意。
不久，金庸在香港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直接參与香港１９９７年回歸祖國懷抱的準備工作，這是作為報人和作家的金庸首次參與重大的政治活動。這一時期的金庸，已經開始從繁忙的《明報》編務工作中退居二線，他一面積极參与香港基本法的草擬，一面開始了學術研究和各種社會活動，特別是對祖國內地的經濟繁榮、政治穩定，他採取了樂觀其成的態度。金庸遠離編務後，曾經先後獲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併兼任該校中文系的名譽教授。１９８９年《明報》創刊３０周年的時候，金庸毅然辭去社長職務，而改為專任明報集團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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