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Facebook Feature Image

文革初期毛澤東八次接見1200萬紅衛兵始末

博客文章

文革初期毛澤東八次接見1200萬紅衛兵始末
博客文章

博客文章

文革初期毛澤東八次接見1200萬紅衛兵始末

2019年11月08日 17:40
 

 

「文革」初期,毛主席8次接見了1200萬紅衛兵。每次接見,總參作戰部的領導和蔡洪江、左勇處長還有我們幾個參謀(作者張輝燦即在其中)都參與了保衛工作,我們親歷了八次接見的全過程。這些年來,我總是在想,把這些眼觀耳聞的鮮為人知的片斷、逸事整理出來,獻給讀者。 

毛澤東的一封信 

「紅衛兵」原本是一張小字報的署名。1966年5月下旬,清華附中的幾個學生寫了一張小字報,署名為「紅衛兵」。6月2日在清華附中的校園裏正式貼出了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100多個學生在上面簽了名,高中學生卜大華名列其首。接著,卜大華等幾個學生又貼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小字報,爾後又寫了《二論》、《三論》。7月28日,他們把大字報和前《兩論》交給了江青,要她轉給毛主席。 

這些娃娃們,做夢也未想到毛主席會給他們寫信。8月1日開幕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第二個文件,就是《毛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信後還附著他們的《兩論》。毛主席在7月30日寫的這封信中,有三處「熱烈支持」他們的話。 

毛澤東的這封信,把紅衛兵推上了政治舞台。毛主席寫這封信的信息立即傳遍全國,學生們把「紅衛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稱,各種紅衛兵紛紛組織起來,紅衛兵運動立即風靡全國,震驚世界。 

第一次接見紅衛兵 

1966年的「8.18」 

紅衛兵運動的高潮,始於1966年「8.18」。8月18日這天,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極為不尋常日子。這天,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慶祝「文革」發動的大會,北京和外地的百萬紅衛兵、師生(以下同稱紅衛兵)參加了大會。這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的大會。 

清晨5點鐘,毛主席就來到天安門廣場的紅衛兵隊伍中。18日凌晨1時,吃過夜餐後,蔡洪江處長對我們幾個參謀說:「休息一會兒,6點鐘到天安門指揮所」。為了早點到,不到6時我們就從三座門驅車到了天安門城樓。當我急巴巴地正要步入天安門城樓正廳門口時,在我前面的王政成參謀一把拽住了我,側耳小聲對我說:“主席在裏面,別出聲。”我往裏一看,毛主席穿著軍裝坐在正廳北面的沙發上。 

毛主席這天未睡覺。主席的衛士長程長江同志說,為了接見紅衛兵,半夜裏主席說他要穿軍裝。因為事先沒有準備,只好在中央警衛團的幹部中尋找主席合身的軍裝。一中隊幹部劉雲堂是個身材魁梧的大個子,把他的軍裝拿給主席試穿,主席一試,正合適。這天主席通宵辦公,清晨4點多鐘他就叫準備出發。5點鐘,毛主席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紅衛兵看到毛主席後,頓時歡騰起來,「毛主席萬歲」口號聲響徹天安門廣場上空。 

主席看到沸騰的紅衛兵,又走下天安門城樓,走進人群如海、紅旗如林的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隊伍之中,不斷地向群眾招手致意。很快,主席被緊緊地圍在人海之中,也就出現了被擠傷、壓傷的險情!中央警衛團和北京衛戌區的部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開闢出一條人牆通道,護衛著主席安全地返回了天安門城樓。這就是主席先於我們工作人員登上天安門城樓的原委。 

天安門內外兩重天 

樓上樓下,兩種氣氛反差很大。這天,在天安門廣場上是萬人雀躍歡呼,一片沸騰;而在天安門城樓上卻是幾人歡樂眾人愁。今天登上天安門城樓的中央領導人,是按照八屆十一中全會8月12日新選出的中央政治局11名常委的名單次序排列的,把林彪列為第二位,劉少奇降為第八位。林彪成為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成為毛主席的接班人,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四位副主席則被改為常委。 

這種大起大落的變化,再加上林彪在這天的講話中大講「四個打倒」和“大破四舊”,就像重磅炸彈似的把人們的腦海轟蒙了。儘管廣場上紅衛兵不時地沸騰起來,都不能改變在城樓上的黨政軍高級領導人和民主人士的愁容。就我所見,這天情緒最憂悶的是劉少奇、陳雲和賀龍元帥等。劉少奇遠遠地站在毛主席東邊,不言不語,紅衛兵給他戴「紅衛兵」袖章時,他什麼也沒有說,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紅衛兵只好作罷。他站累了進城樓正廳歇息時,這時毛主席已先他進入正廳歇息,坐在靠東牆的沙發上看報,他從毛主席面前進入正廳,坐在靠北牆的沙發上,兩人相距不到2米,可是誰也未開口說話,彼此也未招手,未點頭示意。 

陳雲在會議開始一個多小時後才到會。這時我正在城樓的西平台,有幸直觀了他來去的全過程。他走出電梯門口後,徑直走向檢閱台,而沒有到預先給他安排的位置上,只是在西檢閱台上往天安門廣場看了幾眼,既未招手致意,也未和別人講話,扭頭就返回了電梯間下樓去了,來去不過三分鐘。 

這時的周總理已身處難境,他深知,必須當好適應「文革」的“大管家”。對於這天出現的樓上樓下兩種氣氛的極大反差,他想出了一個調解的招數,即組織1500名紅衛兵代表上天安門城樓,安排在城樓的東、西平台上,等候毛主席直接接見。 

毛主席戴上紅袖章 

周總理首先給這兩個方隊的紅衛兵講話,規定紀律和主席接見時的注意事項,輪流到東、西平台打著拍子指揮紅衛兵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東方紅》歌曲,爾後他陪同毛主席到東平台和西平台接見了1500名紅衛兵代表。這會兒可熱鬧了,打破了天安門城樓上的沉悶氣氛,天安門城樓上城樓下的歡騰融為一體,「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歌曲聲響徹城樓和廣場的上空。 

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這1500名紅衛兵,在毛主席接見後,他們的慾望更高了,誰都想面對面地看看毛主席,甚至與毛主席握握手。這時總理也指揮不了他們了,方隊亂了陣,他們開始在東西平台和檢閱平台亂串了。毛主席從檢閱台走到城樓西南角時,被一群紅衛兵攔住了。這時,我正在毛主席跟前,全神貫注地留意著他此刻的一言一行。圍住毛主席的紅衛兵,拿著“紅寶書”或小本本、鋼筆,爭著請毛主席簽名留念。主席一個一個地接過他們的本和筆,簽上了“毛澤東”三個字,別的什麼也未寫。就在這時,一個女紅衛兵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主席高興地接受了,並親切地與她握了手。爾後得知,她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宋彬彬。過了一會兒,一個男紅衛兵給毛主席戴“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袖章,剛把袖章套過手腕時,毛主席看了看袖章上的字,什麼話也未說,就用右手往下扒拉袖章,表示他不接受“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袖章。這時,我馬上聯想到,毛主席過去曾說過,他不同意“毛澤東主義”的提法。 

毛主席戴上「紅衛兵」袖章的信息立即傳遍與會的百萬紅衛兵,城樓上下一片沸騰。他們搖著旗高呼:“毛主席是統帥,我們是毛主席的紅小兵”。 

毛主席戴上「紅衛兵」袖章,把紅衛兵運動推向了高潮。他看到城樓上下歡呼、沸騰的場面高興地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有很大的意義。” 

這天,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整整6個小時。 

從這天起,紅衛兵開始衝出校園,走向社會大破「四舊」,大抓“走資派”。 

第二次接見50萬紅衛兵 

1966年「8.18」大會後,紅衛兵運動的烈焰越燒越猛,很快形成了全國性「大串連」浪潮。外地來京的紅衛兵日益劇增。 

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第二次接見50萬紅衛兵。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在天安門廣場的紅衛兵反映看不清毛主席,要求改進接見方法。於是周總理決定,對這次接見方式做些調整。就是請主席先乘敞篷車接見在廣場和長安街上的紅衛兵,爾後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接見通過天安門的紅衛兵。 

17時40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分乘5輛敞蓬吉普車從大會堂東門出發,在兩邊各4輛敞蓬警衛車的護衛下,緩緩地駛進廣場的通道,檢閱、接見通道兩側的紅衛兵。毛主席不斷地向紅衛兵招手致意。「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徹廣場上空。當車隊駛到金水橋時,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下車登上天安門城樓。 

這次接見大會由代理中央「文革」組長江青主持,18時40分她宣佈大會開始。林彪戴上“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袖章講話。他極力鼓勵紅衛兵的“橫掃四舊”行動,並強調要重點打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時,周總理生怕運動破壞工農業生產,危及國計民生,他在每次講話中,總是力圖講一些限制性的話。這次講話,他強調「要學習解放軍的三八作風,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用文斗,不要武鬥。講話後,開始接見通過天安門的紅衛兵。 

第三次接見100萬紅衛兵 

隨著「大串連」浪潮的高漲,來京串聯,要求毛主席接見的紅衛兵從四面八方湧進了首都。來勢之猛,人數之多,再加上衣食住行全部免費,使首都接待紅衛兵的工作實在是到了難以應付的地步了。黨政機關又遭到衝擊,難以行使職權。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周總理只好將首都工作組的重心轉入組織接見紅衛兵上。 

依據需要,首都工作組組建了八個聯合指揮所,簡稱八大聯指。由軍兵種、駐京部隊、軍事院校等單位的領導任各聯指指揮員,並以這些單位的人員為主,吸收中直、國務院、北京市系統的有關人員參加,分別組成每一個聯指,分片負責接待紅衛兵和組織紅衛兵參加接見。首都工作組辦公室主任鄭維山秉承總理的旨意,統管八大聯指的工作,部隊組辦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參謀王政成、王日升和我等參與組織指揮的具體工作。 

進入9月份後,首都接待紅衛兵工作開始處於飽和狀態,吃住發生了困難,不少接待單位叫苦連天,有些接待指標分配不下去了,有的單位拒絕接受。周總理不斷地像戰爭動員那樣進行動員。在一次動員會議上總理說:「困難再大,也必須把毛主席請來的客人接待好。我在中南海接待1萬紅衛兵,由在邢台抗震的187師派人來負責。」這個“激將法”一使,誰也不敢再叫苦、說難了,只好挖掘最大潛力接受接待任務。 

迸人9月中旬,第3次接見紅衛兵的各項工作已準備就緒,安排70萬紅衛兵參加接見。因發生了一個歹徒劫車撞死了衛戍區清河哨卡哨兵並搶走了他的手槍的事件,為保證主席的安全,總理決定破案後再接見。14日破了案,15日安排接見。由於推遲了幾天,參加接見的紅衛兵增加到了100萬。 

第3次接見,仍沿用第2次接見的方法,9月15日17時15分,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乘5輛敞篷吉普車從大會堂東門出發,先接見在廣場和長安大街的紅衛兵,爾後登上天安門城樓。這次大會由康生主持,18時開會,林彪、周恩來講話後,毛主席開始檢閱、接見通過天安門的紅衛兵。這次有300名紅衛兵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接受了毛主席的直接接見。 

第四次接見150萬紅衛兵 

1966年10月1日,是建國17周年慶典的日子。這天,150萬首都人民和外地來京的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國慶大會,也稱毛主席第四次接見150萬紅衛兵。 

上午10時,《東方紅》樂曲響徹整個廣場上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人、民主人士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林彪、周恩來講話後,遊行方隊通過天安門,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接見。 

晚上,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的焰火晚會。晚上7點多鐘,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在大會堂西門外登車出發。當主席的車到達南長街南口時,被紅衛兵攔住了,一窩蜂似的湧上來,都爭著要看毛主席,主席的車一停,後面的車隊全堵住了,頃刻間被包圍在人海之中。任憑周總理和中央警衛局的同志怎麼疏導也不管用。 

林彪下車高喊:「我是國防部長,讓我們的車到天安門參加晚會。」可是穿著軍裝,戴著紅衛兵袖章的“副統帥”竟然指揮不動眼前的這些“紅小兵”。要看毛主席的人,洪水般地涌過來了,毛主席被擠傷的情況隨時都可能發生。在這十分危險的關頭,中央警衛團的領導帶領警衛團的部隊趕到了,北京衛戍區的機動部隊也趕到了,在周總理的統一指揮下,兩支部隊硬是開闢出一條人牆通道,才使毛主席等中央領導的車隊安全地駛進天安門。 

為了保證毛主席從中南海到大會堂、到天安門路線暢通,行駛安全,周總理指示首都工作組著力加強這兩條路線的警衛部署,鄭維山、傅崇碧商量後經報請總理同意把這一重任交給了警衛3師。按照周總理的指示,警衛3師在大會堂西側、南長街、北長街部署了一個加強團的兵力,以部分兵力執勤,主力作為預備隊,以應付突發事件。為便於指揮,在南長街南口開設了師指揮所,師長邱巍高坐鎮,忠誠、堅決、認真地執行了周總理的指示,保證了主席爾後行車的暢通和安全。邱巍高在周總理的腦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摘自《炎黃春秋》2006年第4期張輝燦口述慕安整理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一位多次和毛澤東跳過舞的人回憶說:“毛澤東喜歡民族音樂。每當聽到他喜歡的《瀏陽河》,他的目光立刻變得柔和了,情思悠悠,彷彿走進了一個夢裏。

舞曲換成了《步步高》,他越來越神采飛揚,雙眸熠熠生輝,舞姿更加瀟洒。”

關於毛澤東的舞姿,我們還是聽聽專業人士和做過毛澤東舞伴的人們的評價吧:

「毛澤東的舞跳得極其有‘份兒’的,他把陝北大秧歌和類似迪斯科中的動作融進了交際舞中。這在50年代的交際舞中,是很少見的,純粹是毛澤東特色。文工隊的舞蹈演員們也曾模仿過毛澤東的動作,卻沒有他來的那麼從容、帥氣。」

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讓人感到含著幾許崇敬色彩的修飾;相形之下,孩子們的回憶,則在平鋪直敘中透著率真。

此刻,他們對舞場上的毛澤東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幾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個頭甚至一個頭;另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長腿大步。

汪東興的長女汪延群說:「我幾次去春耦齋,都是和小學的同班同學濤濤在一起。我們坐在一起觀看幾位領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還是快四、慢四。一次,濤濤問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幾步舞?’我想也沒想就脫口而出:‘一步!’我覺得,不論樂曲怎樣變換,也不論是向前、向後或旋轉,毛澤東都是均勻地一大步,一大步地邁,所以我認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別大,女舞伴得?兩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覺是:「記得我與毛澤東伯伯跳舞,別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總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攬在懷中來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樂中隨波蕩漾。」

這裏的孩子只是朱老總家中的部分晚輩。

吃飯

丁樓的東頭的一幢兩層小樓,是中南海多數孩子都熟悉,都能講出相關故事的一個地方。如今回溯起來,牽出的也都是縷縷的眷戀和溫馨。

地層入門門廳北面是廚房,也就是後來的西小灶。南邊,用如今的話說可稱為多功能廳,當年就是既作餐廳,也當會議室,還用作娛樂場所數功能並舉。

然而,每當孩子們過早地守候在入口處的時候,便可能通過放映廳的兩扇彈簧門的門縫,看到特別有家庭氣氛的場景,有幾家人家還在吃飯。

因此,關於在西樓看電影的故事,還得先從西樓里的吃飯說起。

1959年以前,在此吃飯的有幾家,劉少奇家、朱德家、彭德懷家、楊尚昆家,鄧小平家有時也來這裏吃飯。其他的人家,多是把飯菜打回家去吃。偶爾,例如過年過節的時候,中共中央的其他領導人也會來這裏聚餐。

在西小灶吃飯的幾家中,人口最多的是朱德家。50年代中期以後,朱德女兒朱敏的孩子健健、窩窩陸續出生了,朱德和康克清也把這兩個外孫,留在中南海里撫養了一段。加上早在這裏的朱援朝、朱和平,以及從四川老家接來的孩子,就有十多個人了。

一旦朱德老兩口帶上這十多個孩子,一張桌子就擠不下了。那熱鬧的場面,堪為中南海西小灶壯觀一景。同在這裏吃飯的劉源說:「朱老總家人若是聚齊了,就得坐兩大桌子。上菜都得用盆端。」

陳毅的女兒陳姍姍回憶說:「有一次,我看電影去得稍微早了點,看見朱老總一家,劉少奇一家,兩家圍了兩大桌子吃飯。不知為什麼,後來去西樓看電影,我就故意去得早一點,就想看那種感動人的場面。」

因為朱德家人多,所以吃飯時做的菜也多,每份菜的量也大。同在西樓小灶吃飯的楊尚昆,和朱德是四川老鄉,口味相近。在小餐廳,他常常笑呵呵地端著碗,離開自家的餐桌,跑到朱德一家的餐桌來,嘗嘗這個盤子裏的,拈點那個盤子裏的,嘴裏一面嚼著,一面不住地說:「嗯,嗯,好吃,好吃,還是你們家的菜好吃。」

其實,楊尚昆家的師傅,手藝也非常好。楊家大師傅做的各種小點心特別好吃,小孩子比較喜歡吃甜食,所以對此記憶猶新。

純粹就手藝而言,劉少奇、朱德、楊尚昆三家的廚師,都有自己的絕活兒。而且誰家做了師傅最拿手的佳肴,都會主動地招呼其人家來共享。

劉少奇家的郝苗師傅,最擅長的是西餐。「到我們家來主廚,實在是埋沒了他的手藝了,我們家常年吃的就是家常菜。但郝師傅很盡心,把普普通通的菜做得很精細。例如豆角切成很細的斜絲,炒出來很嫩;茄子經他的手燒出來,像燒肉似的,又好看又好吃。他的水平是高,什麼菜,只要他一嘗,就知道要用什麼作料,是如何烹制出來的。」劉源說。

當筆者問生長於湖南的劉少奇怎麼會找了位西餐廚師時,劉源答道:「我爸爸建國前夕去蘇聯,就中國革命進程,新中國建立,國際上特別是蘇聯的承認等問題,與蘇聯方面溝通。日程安排得很緊,工作得心力俱疲,然而至歸國時,爸爸反而胖了。琢磨了半天,推測是吃西餐的緣故,西餐有營養。保健醫生對爸爸說:你胖一些好,腹部有些脂肪,可以把下垂的胃托起來一點兒。就這樣從保健考慮,到北京飯店把西餐廚師郝苗給請來了。可請來後竟使他空懷絕技無處施展。」

楊尚昆在非工作的場合特別活躍,哪兒有他哪兒就特別熱鬧。由於年齡的差異,他比朱德小21歲,故而在和總司令開玩笑時,還是很注意把握分寸的。可當朱琦來吃飯,他和朱琦逗樂的時候,便沒了顧忌。

朱德的長孫朱援朝說:「他總把我爸拉到一邊,嘻嘻哈哈。他煙抽得挺厲害,還都是好煙,老有除了毛澤東其他領袖都很少抽的熊貓牌,是那種金屬扁方盒裝的。我爺爺不吸煙,家裏也沒煙,我爸卻抽煙,偶爾會向楊尚昆要兩包好煙抽。」

每當楊尚昆得到或買到什麼稀罕的玩意兒,就會拿到西小灶餐廳里來,給大家展示。1964年上海首次試製出比肥皂盒略小的袖珍半導體收音機,是熊貓牌的,這在當時是令人驚異的。因為此前,日本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宮本顯治,曾送給朱德一架非常高級的日產半導體收音機,有一個旅行包那麼大。

那時中南海里上中學的男孩子,課餘受好之一就是裝半導體收音機。劉源、朱德的幾個孫子,都自己裝過,而且一直琢磨著小型化問題,自己買塑料肥皂盒,設法把所需要的零件塞進去。

“但我們裝的那玩意兒,和楊尚昆拿來的小半導體簡直科沒法比,贏得了我們不少讚歎。

他對劉家和我們家的大人和孩子說:你們看看,咱們的上海,能造出這麼精巧的東西來了,我花了160元。這160元在當年我們的感覺里,可是個不小的數目啦!”朱援朝說。

看電影

在電視還不普及,中國電視傳媒業也很不發達的五六十年代,視聽娛樂的主要節目,就是看電影。所以每當放映電影的時候,來看的人還是不少的,通常是住在西樓附近的人家和在西樓工作的幹部。臨開映前,在門廳買票入場,不論什麼片子,放一部還是兩部,都是兩毛錢一張票。

放映廳是木質地板地,只是在沙發前,鋪有地毯。多數男孩子看電影,從不老實地坐後面的椅子。覺得坐後面看效果不好,前面的大沙發都知道是為誰擺設的,即使沒有首長來,也不會去坐。所以,孩子們通常都趴在沙發前的地毯上看。

沙發前的這塊地毯,是孩子們平等相處的見證。不論是誰家的孩子,只要想在這前面看電影,就都在這塊地毯上打滾。劉少奇的孩子。朱德的孫子,李富春的外孫子,無不如此。放映蘇聯電影《攻克柏林》那晚,因片子比較長,電影結束時,地毯上一片睡著了的孩子。

有一次,筆者和一些孩子都趴在地毯上,正等待電影開演時,王光美來了。她見我們趴在地毯上,就說這樣看對眼睛不好,招呼我們坐在沙發上看。那是筆者第一次見王光美,還不認識她,知道她是誰,是後來在新聞紀錄片時,看到她和劉少奇在一起。那次,我們終究沒有坐沙發,但心裏覺得這位阿姨等待小孩真好。

時間長了,我們知道在此看電影次數稍多的,有劉少奇一家、朱老總一家、董老一家、鄧小平一家、李富春和蔡暢。和在春耦齋一樣,楊尚昆此時成了西樓電影院的常客。

田家英的女兒曾立和曾自說:「在西樓看電影老碰到楊尚昆,一碰到他,他就拍著沙發對我們說:‘快去叫你們的爸爸來看電影,別一天到晚老寫啦。’」

但是,田家英非常不愛看電影,他進西樓電影院的次數屈指可數。偶爾去看時,他都是在後面的椅子上一靠。因為他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電影院服務員看見他,就會請他到前面沙發上看。可他堅持不去,因為他是隨興緻所至到那裏去看一下,說不定看到哪兒不想看了,就走人。坐前面,一走動就會影響別人,所以他總是在後面隨便找哪兒一坐。

王稼祥夫婦,是到西樓電影院看電影次數最多的首長之一。他們夫婦給人印象深的是從來也不坐第一排沙發,而是坐第二排。再有就是孩子們,特別是女孩子們對朱仲麗的打扮印象深刻。

她總燙著發,略施粉黛,衣著也比較洋氣,也許是在外國做大使夫人要講究這一套的緣故吧。

在中南海里平日像她這樣打扮的夫人不多,與康克清、任弼時夫人、董老夫人、張際春夫人、胡喬木夫人比,就顯出差別。「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特別醜化王光美,實際上王光美的樸素大方,在中南海里倒是很突出的。

並不是每個片子,都讓孩子們目不轉睛,全神貫注。如果不打仗,不抓特務,也不逗樂,男孩子們就該環顧左右而自尋其樂了。那時幾乎每個男孩子都自製有崩弓槍,對電影沒情緒的時候,就用崩弓槍製造情緒。

他們崩放映機射出的光柱,黑色的小點子在光柱間飛來飛去;或把畫面上的某個人當假想敵,一起射擊,於是在前排的人就會聽到銀幕發出噗噗的聲響;放映廳牆上邊有些排風通氣孔,百葉上積了一層灰塵,在紙彈彈擊下會像雪花一樣紛紛飄蕩。

偶爾他們也會惡作劇,向觀眾射擊。一次,劉少奇來晚了,他彎腰向前排的沙發摸的時候,有的孩子就向他射擊了。那是冬季,劉少奇穿著呢子大衣,紙彈打在身上他並沒有感覺。可警衛人員聽到了聲音,四下搜尋起來。劉源這才發現,被擊中的是自己的父親,連忙悄聲傳話:「別打啦,是我爸!」

「文化大革命」後,孩子們聚在一起,又憶及當年往事,說到此事後,不知是誰發感慨:“炮打劉少奇,是我們打的第一槍啊。比1966年可早多啦。”

在西樓電影院裏,還發生過一些讓人忍俊不禁的事情。這裏又要說到中南海里孩子重名的故事。田家英女兒曾立的小名叫小英;陳伯達的一個女兒,小名也叫小英;曾擔任過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的張際春,也有一個女兒小名小英。

一次電影開映,因為孩子都沒有老老實實地和家長坐在一起,一位媽媽找不到自己的女兒,「小英」「小英」地喊了起來。這下可好,三個小英不約而同地從地毯上爬了起來,齊聲答應:“哎!”把在場的人都給逗樂了。

然而,也有讓孩子們沮喪的時候,就是突然宣佈放映內部電影。一些從東八所、南船塢跑來的孩子,要「跋涉」個十幾二十分鐘呢;還有那些平時住校,就盼著周末回家看電影的,一塊“內部電影,小孩勿入”的牌子,就把孩子們擋在了外邊。

每逢這種時候,孩子們總會不甘心地磨一陣,甚至取鬧一番,但多數情況下是沒有用處的。只好等電影開演了,賣票收票的管理人員進放映廳後,再悄悄來到門廳,把雙開門推開一條縫,扒在門縫那兒看一會兒。

你 或 有 興 趣 的 文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