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毛主席8次接見了1200萬紅衛兵。每次接見，總參作戰部的領導和蔡洪江、左勇處長還有我們幾個參謀（作者張輝燦即在其中）都參與了保衛工作，我們親歷了八次接見的全過程。這些年來，我總是在想，把這些眼觀耳聞的鮮為人知的片斷、逸事整理出來，獻給讀者。
毛澤東的一封信
「紅衛兵」原本是一張小字報的署名。1966年5月下旬，清華附中的幾個學生寫了一張小字報，署名為「紅衛兵」。6月2日在清華附中的校園裏正式貼出了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100多個學生在上面簽了名，高中學生卜大華名列其首。接著，卜大華等幾個學生又貼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小字報，爾後又寫了《二論》、《三論》。7月28日，他們把大字報和前《兩論》交給了江青，要她轉給毛主席。
這些娃娃們，做夢也未想到毛主席會給他們寫信。8月1日開幕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第二個文件，就是《毛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信後還附著他們的《兩論》。毛主席在7月30日寫的這封信中，有三處「熱烈支持」他們的話。
毛澤東的這封信，把紅衛兵推上了政治舞台。毛主席寫這封信的信息立即傳遍全國，學生們把「紅衛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稱，各種紅衛兵紛紛組織起來，紅衛兵運動立即風靡全國，震驚世界。
第一次接見紅衛兵
1966年的「8.18」
紅衛兵運動的高潮，始於1966年「8.18」。8月18日這天，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極為不尋常日子。這天，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慶祝「文革」發動的大會，北京和外地的百萬紅衛兵、師生（以下同稱紅衛兵）參加了大會。這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的大會。
清晨5點鐘，毛主席就來到天安門廣場的紅衛兵隊伍中。18日凌晨1時，吃過夜餐後，蔡洪江處長對我們幾個參謀說：「休息一會兒，6點鐘到天安門指揮所」。為了早點到，不到6時我們就從三座門驅車到了天安門城樓。當我急巴巴地正要步入天安門城樓正廳門口時，在我前面的王政成參謀一把拽住了我，側耳小聲對我說：“主席在裏面，別出聲。”我往裏一看，毛主席穿著軍裝坐在正廳北面的沙發上。
毛主席這天未睡覺。主席的衛士長程長江同志說，為了接見紅衛兵，半夜裏主席說他要穿軍裝。因為事先沒有準備，只好在中央警衛團的幹部中尋找主席合身的軍裝。一中隊幹部劉雲堂是個身材魁梧的大個子，把他的軍裝拿給主席試穿，主席一試，正合適。這天主席通宵辦公，清晨4點多鐘他就叫準備出發。5點鐘，毛主席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紅衛兵看到毛主席後，頓時歡騰起來，「毛主席萬歲」口號聲響徹天安門廣場上空。
主席看到沸騰的紅衛兵，又走下天安門城樓，走進人群如海、紅旗如林的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隊伍之中，不斷地向群眾招手致意。很快，主席被緊緊地圍在人海之中，也就出現了被擠傷、壓傷的險情！中央警衛團和北京衛戌區的部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開闢出一條人牆通道，護衛著主席安全地返回了天安門城樓。這就是主席先於我們工作人員登上天安門城樓的原委。
天安門內外兩重天
樓上樓下，兩種氣氛反差很大。這天，在天安門廣場上是萬人雀躍歡呼，一片沸騰；而在天安門城樓上卻是幾人歡樂眾人愁。今天登上天安門城樓的中央領導人，是按照八屆十一中全會8月12日新選出的中央政治局11名常委的名單次序排列的，把林彪列為第二位，劉少奇降為第八位。林彪成為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成為毛主席的接班人，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四位副主席則被改為常委。
這種大起大落的變化，再加上林彪在這天的講話中大講「四個打倒」和“大破四舊”，就像重磅炸彈似的把人們的腦海轟蒙了。儘管廣場上紅衛兵不時地沸騰起來，都不能改變在城樓上的黨政軍高級領導人和民主人士的愁容。就我所見，這天情緒最憂悶的是劉少奇、陳雲和賀龍元帥等。劉少奇遠遠地站在毛主席東邊，不言不語，紅衛兵給他戴「紅衛兵」袖章時，他什麼也沒有說，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紅衛兵只好作罷。他站累了進城樓正廳歇息時，這時毛主席已先他進入正廳歇息，坐在靠東牆的沙發上看報，他從毛主席面前進入正廳，坐在靠北牆的沙發上，兩人相距不到2米，可是誰也未開口說話，彼此也未招手，未點頭示意。
陳雲在會議開始一個多小時後才到會。這時我正在城樓的西平台，有幸直觀了他來去的全過程。他走出電梯門口後，徑直走向檢閱台，而沒有到預先給他安排的位置上，只是在西檢閱台上往天安門廣場看了幾眼，既未招手致意，也未和別人講話，扭頭就返回了電梯間下樓去了，來去不過三分鐘。
這時的周總理已身處難境，他深知，必須當好適應「文革」的“大管家”。對於這天出現的樓上樓下兩種氣氛的極大反差，他想出了一個調解的招數，即組織1500名紅衛兵代表上天安門城樓，安排在城樓的東、西平台上，等候毛主席直接接見。
毛主席戴上紅袖章
周總理首先給這兩個方隊的紅衛兵講話，規定紀律和主席接見時的注意事項，輪流到東、西平台打著拍子指揮紅衛兵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東方紅》歌曲，爾後他陪同毛主席到東平台和西平台接見了1500名紅衛兵代表。這會兒可熱鬧了，打破了天安門城樓上的沉悶氣氛，天安門城樓上城樓下的歡騰融為一體，「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歌曲聲響徹城樓和廣場的上空。
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這1500名紅衛兵，在毛主席接見後，他們的慾望更高了，誰都想面對面地看看毛主席，甚至與毛主席握握手。這時總理也指揮不了他們了，方隊亂了陣，他們開始在東西平台和檢閱平台亂串了。毛主席從檢閱台走到城樓西南角時，被一群紅衛兵攔住了。這時，我正在毛主席跟前，全神貫注地留意著他此刻的一言一行。圍住毛主席的紅衛兵，拿著“紅寶書”或小本本、鋼筆，爭著請毛主席簽名留念。主席一個一個地接過他們的本和筆，簽上了“毛澤東”三個字，別的什麼也未寫。就在這時，一個女紅衛兵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主席高興地接受了，並親切地與她握了手。爾後得知，她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宋彬彬。過了一會兒，一個男紅衛兵給毛主席戴“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袖章，剛把袖章套過手腕時，毛主席看了看袖章上的字，什麼話也未說，就用右手往下扒拉袖章，表示他不接受“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袖章。這時，我馬上聯想到，毛主席過去曾說過，他不同意“毛澤東主義”的提法。
毛主席戴上「紅衛兵」袖章的信息立即傳遍與會的百萬紅衛兵，城樓上下一片沸騰。他們搖著旗高呼：“毛主席是統帥，我們是毛主席的紅小兵”。
毛主席戴上「紅衛兵」袖章，把紅衛兵運動推向了高潮。他看到城樓上下歡呼、沸騰的場面高興地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有很大的意義。”
這天，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整整6個小時。
從這天起，紅衛兵開始衝出校園，走向社會大破「四舊」，大抓“走資派”。
第二次接見50萬紅衛兵
1966年「8.18」大會後，紅衛兵運動的烈焰越燒越猛，很快形成了全國性「大串連」浪潮。外地來京的紅衛兵日益劇增。
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第二次接見50萬紅衛兵。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在天安門廣場的紅衛兵反映看不清毛主席，要求改進接見方法。於是周總理決定，對這次接見方式做些調整。就是請主席先乘敞篷車接見在廣場和長安街上的紅衛兵，爾後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接見通過天安門的紅衛兵。
17時40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分乘5輛敞蓬吉普車從大會堂東門出發，在兩邊各4輛敞蓬警衛車的護衛下，緩緩地駛進廣場的通道，檢閱、接見通道兩側的紅衛兵。毛主席不斷地向紅衛兵招手致意。「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徹廣場上空。當車隊駛到金水橋時，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下車登上天安門城樓。
這次接見大會由代理中央「文革」組長江青主持，18時40分她宣佈大會開始。林彪戴上“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袖章講話。他極力鼓勵紅衛兵的“橫掃四舊”行動，並強調要重點打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時，周總理生怕運動破壞工農業生產，危及國計民生，他在每次講話中，總是力圖講一些限制性的話。這次講話，他強調「要學習解放軍的三八作風，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用文斗，不要武鬥。講話後，開始接見通過天安門的紅衛兵。
第三次接見100萬紅衛兵
隨著「大串連」浪潮的高漲，來京串聯，要求毛主席接見的紅衛兵從四面八方湧進了首都。來勢之猛，人數之多，再加上衣食住行全部免費，使首都接待紅衛兵的工作實在是到了難以應付的地步了。黨政機關又遭到衝擊，難以行使職權。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周總理只好將首都工作組的重心轉入組織接見紅衛兵上。
依據需要，首都工作組組建了八個聯合指揮所，簡稱八大聯指。由軍兵種、駐京部隊、軍事院校等單位的領導任各聯指指揮員，並以這些單位的人員為主，吸收中直、國務院、北京市系統的有關人員參加，分別組成每一個聯指，分片負責接待紅衛兵和組織紅衛兵參加接見。首都工作組辦公室主任鄭維山秉承總理的旨意，統管八大聯指的工作，部隊組辦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參謀王政成、王日升和我等參與組織指揮的具體工作。
進入9月份後，首都接待紅衛兵工作開始處於飽和狀態，吃住發生了困難，不少接待單位叫苦連天，有些接待指標分配不下去了，有的單位拒絕接受。周總理不斷地像戰爭動員那樣進行動員。在一次動員會議上總理說：「困難再大，也必須把毛主席請來的客人接待好。我在中南海接待1萬紅衛兵，由在邢台抗震的187師派人來負責。」這個“激將法”一使，誰也不敢再叫苦、說難了，只好挖掘最大潛力接受接待任務。
迸人9月中旬，第3次接見紅衛兵的各項工作已準備就緒，安排70萬紅衛兵參加接見。因發生了一個歹徒劫車撞死了衛戍區清河哨卡哨兵並搶走了他的手槍的事件，為保證主席的安全，總理決定破案後再接見。14日破了案，15日安排接見。由於推遲了幾天，參加接見的紅衛兵增加到了100萬。
第3次接見，仍沿用第2次接見的方法，9月15日17時15分，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乘5輛敞篷吉普車從大會堂東門出發，先接見在廣場和長安大街的紅衛兵，爾後登上天安門城樓。這次大會由康生主持，18時開會，林彪、周恩來講話後，毛主席開始檢閱、接見通過天安門的紅衛兵。這次有300名紅衛兵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接受了毛主席的直接接見。
第四次接見150萬紅衛兵
1966年10月1日，是建國17周年慶典的日子。這天，150萬首都人民和外地來京的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國慶大會，也稱毛主席第四次接見150萬紅衛兵。
上午10時，《東方紅》樂曲響徹整個廣場上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人、民主人士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林彪、周恩來講話後，遊行方隊通過天安門，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接見。
晚上，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的焰火晚會。晚上7點多鐘，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在大會堂西門外登車出發。當主席的車到達南長街南口時，被紅衛兵攔住了，一窩蜂似的湧上來，都爭著要看毛主席，主席的車一停，後面的車隊全堵住了，頃刻間被包圍在人海之中。任憑周總理和中央警衛局的同志怎麼疏導也不管用。
林彪下車高喊：「我是國防部長，讓我們的車到天安門參加晚會。」可是穿著軍裝，戴著紅衛兵袖章的“副統帥”竟然指揮不動眼前的這些“紅小兵”。要看毛主席的人，洪水般地涌過來了，毛主席被擠傷的情況隨時都可能發生。在這十分危險的關頭，中央警衛團的領導帶領警衛團的部隊趕到了，北京衛戍區的機動部隊也趕到了，在周總理的統一指揮下，兩支部隊硬是開闢出一條人牆通道，才使毛主席等中央領導的車隊安全地駛進天安門。
為了保證毛主席從中南海到大會堂、到天安門路線暢通，行駛安全，周總理指示首都工作組著力加強這兩條路線的警衛部署，鄭維山、傅崇碧商量後經報請總理同意把這一重任交給了警衛3師。按照周總理的指示，警衛3師在大會堂西側、南長街、北長街部署了一個加強團的兵力，以部分兵力執勤，主力作為預備隊，以應付突發事件。為便於指揮，在南長街南口開設了師指揮所，師長邱巍高坐鎮，忠誠、堅決、認真地執行了周總理的指示，保證了主席爾後行車的暢通和安全。邱巍高在周總理的腦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摘自《炎黃春秋》2006年第4期張輝燦口述慕安整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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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17日，第三野戰軍前委發出了《保證攻台作戰勝利的幾點意見》，並成立了以粟裕為總指揮的前線指揮部，以3個兵團、12個軍，共50萬人的兵力，投入對台作戰準備。
在1950年6月上旬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重申「解放台灣、西藏，跟帝國主義鬥爭到底」的決心。華東軍區副司令員粟裕在會上也彙報了解放台灣的具體實施步驟和各項攻台作戰的準備情況。毛澤東當即決定，解放台灣的戰役由粟裕具體負責實施。美國的遠東情報處發出哀嘆：“台灣將於7月15日以前遭受中共全面攻擊，由於政府軍隊渙散，民心浮動，中共將於發動攻擊後數周之內順利奪佔台灣。”
但到了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到7月中旬，朝鮮戰局嚴重惡化，美軍從仁川登陸，朝鮮人民軍腹背受敵，遭受嚴重傷亡，形勢急轉直下。9月29日，毛澤東在給新聞總署署長鬍喬木的信中指出：「以後請注意，只說是打台灣和西藏，不說任何時間。」10月2日，“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並很快將戰火燒至鴨綠江邊。嚴峻的形勢，迫使毛澤東不得不把解放台灣的時間向後推延。然而此後解放台灣問題久拖不決，卻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原中聯部副部長王力曾回憶說：“毛澤東同我講過，這是我黨七大後所犯的第一個大的歷史錯誤。當時，蔣介石在台灣立足未穩，美國人也從台灣撤走了第七艦隊，本來是解放台灣的最好時機，但是我們喪失了時機。我們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還有大軍，於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備大城市和掃清殘敵，所以沒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來解放台灣，而是以劣勢兵力在金門打了敗仗。這樣蔣介石在台灣的棋下活了。在大陸，蔣介石輸了，我們贏了；在台灣，我們輸了，蔣介石贏了。這是一個大的歷史錯誤，是不能挽回的錯誤。但是我們同蔣介石還有兩個共同點，第一中國要獨立，第二中國要統一。這個統一就不能不是長期的了。”
告在日內瓦的周恩來，指出：「為擊破美蔣的軍事和政治聯合，必須向全國、全世界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我們在朝鮮停戰後沒有及時提出‘解放台灣’的任務是不妥的，現在若還不進行此項工作，我們將犯嚴重的政治錯誤。」8月22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聯合發表《解放台灣聯合宣言》指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祖國大陸掀起了“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宣傳高潮，表明了中國人民的決心。
中央軍委制定了「從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島進攻」的作戰方案。1954年8月，中央軍委批示華東軍區，向參戰部隊下達了準備同國民黨軍作戰的命令，並批准成立了以張愛萍為司令員兼政委的浙東前線指揮部。1955年初，華東部隊開始解放東南沿海島嶼的計劃。到2月25日，全部解放浙江沿海各島。爾後，遵照中央軍委指示，華東部隊揮師入閩，與福建部隊會合，準備攻打金門、台灣。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不斷擴大對台問題的干涉，1954年11月2日簽訂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美參、眾兩院通過了《美國國會授權總統在台灣海峽使用武裝部隊的緊急決議》。據統計，美國第七艦隊在我東南沿海集結了5艘航空母艦、3艘巡洋艦、40艘驅逐艦組成的龐大艦隊，妄圖干涉我解放台灣。美國的干涉，加劇了解放台灣的難度。
國民黨軍隊也曾在台灣厲兵秣馬，時刻準備「反攻大陸」
50年代中期，毛澤東開始探索
1950年初，毛澤東在準備以軍事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同時，也在籌划著和平談判的一手。誰擔任去和蔣介石集團接觸的任務呢？經過深思熟慮，毛澤東把目光盯在了張治中身上。張治中是國民黨大員，陸軍二級上將，曾任湖南、新疆兩省主席，擔任過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與蔣介石交往密切。同時，張治中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也很密切，曾代表國民黨與中國共產党進行過多次談判。
報》，希望他「刻意經營，借收成效」。3月20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張治中，讓他來北京商談這一工作。張治中由華南赴京時，毛澤東曾親自致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指示其為張治中北上佈置沿途護衛任務，可見毛澤東對張治中此行的重視。但是由於韓戰的爆發，黨中央和毛澤東不得不暫時終止了與台灣當局的和平談判。另外，限於當時的國內外形勢，毛澤東沒有也不可能將和平方式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主要方式，真正將和平方式作為重點考慮並提上議事日程，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
進入50年代中期，國內外形勢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國內各項社會改革取得偉大成績，經濟建設已成為整個國家生活中的主要任務，人民需要一個和平安寧的環境來從事經濟建設。在台灣，國民黨當局於1955年前後完成了「黨改」、“土改”工作，島內政局趨於穩定，民眾不希望看到新的戰爭發生。在國際上，朝鮮停火得以維持，印度支那問題和平解決的協議也已經達成；美國雖與台灣簽訂了所謂的《共同防禦條約》，但並不想過深地捲入與中國的對抗。另一方面，武力解放台灣，面對200多公里的台灣海峽，如果沒有強大的海、空軍支持是不行的。特別是美國還橫在海峽兩岸之間干涉中國內政，成為解放台灣最大的阻力。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適時調整政策和策略，將解放台灣作為一項戰略任務來看待。為了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從祖國統一的大計著想，毛澤東逐漸考慮在不改變武力攻打台灣及附近島嶼的同時，探求其他解決辦法，並由周恩來在外交口尋找機會，爭取和平解放的可能。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由周恩來負責此項工作。1954年7月，毛澤東致函周恩來，指示加強對台工作，以完成祖國的統一。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央決定成立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周恩來直接領導對台工作。8月27日，周恩來在接見朝鮮南日外相時說：「在台灣問題上，我們總的口號是：解放台灣。但是，這要有步驟地進行，因為中國海軍還未鍛煉好，各方面的準備還需要時間。」9月25日，中共中央在《關於解放台灣宣傳方針的指示》中指出：解放台灣是“我國的既定方針”，“鬥爭是長期的，因為我們沒有強大的海、空軍，就要有時間去把它建設起來”；“鬥爭是複雜的，因為這個鬥爭有國際和國內兩個方面”。對內，解放台灣是我國的內政，要採取軍事鬥爭的方法；對外，“在美國尚未參加戰爭的時候，要採取外交鬥爭的方法”。“除了軍事鬥爭和外交鬥爭以外，還必須在宣傳工作、政治工作、經濟工作等方面同時加緊努力……擴大國際和平統一戰線，孤立美國侵略集團，最後達到解放台灣。”
1955年4月召開的萬隆會議，對我們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宣傳，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利用參加萬隆會議的機會，闡明我國的外交政策以及對台立場，讓更多的國家了解事實，支持我們，擴大我國的影響。另外還可以見機尋求與美國直接對話或談判，以緩和台灣海峽緊張局勢。為此，毛澤東和黨中央決定由周恩來擔此重任。行前，毛澤東與周恩來經過討論，商定可在會議期間，相機提出在美國撤退台灣和台灣海峽的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闡述了我們對外奉行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對目前台灣海峽局勢的看法，博得了與會各國代表團的廣泛同情與支持。許多國家紛紛要求美國政府響應中國政府的建議，儘早就緩和緊張局勢，從台灣撤兵等問題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首次向外界表達了中國在可能的條件下和平解放台灣的信息。這一立場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得到各國代表的普遍讚譽。
和平解放台灣的政策是黨中央、毛澤東制定的，正式對外宣佈和第一個公開提出並闡述，是由周恩來完成的。1955年5月，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上提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正式、公開地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主張。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凡是能夠團結的，願意站在我們隊伍的人，都要團結起來，不管他過去是做什麼的。比如台灣，那裏還有一堆人，他們如果是站在愛國主義立場，如果願意來，不管個別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體的也好，我們都要歡迎他們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鬥。」周恩來隨即在2月初的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首次提出“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鬥爭”的口號。
1956年2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為和平的解放台灣而奮鬥》。4月，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和為貴」、“愛國不分先後，以誠相見、來去自由”等政策主張。7月29日，經毛澤東審閱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平解放台灣工作的指示》明確提出：“目前對和平解放台灣的工作，應採取多方影響，積極並且耐心爭取的方針。工作重點應放在爭取台灣實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這就是通過各種線索，採取多樣方法，爭取以蔣氏父子、陳誠為首的台灣高級軍政官員，以便台灣將來整個歸還祖國。”
1956年夏，一位神秘人物的到來，引起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濃厚興趣。他，就是曹聚仁。曹聚仁，我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記者和傑出的愛國文化人士。他早年曾在贛州幫助蔣經國辦過《正氣日報》，與魯迅、周作人兄弟交往甚密，與海峽兩岸的不少重要人物都有交往。1956年到1959年，曹聚仁多次受邀回大陸採訪，毛澤東曾數次接見他，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也多次接見他。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陳毅及張治中等先與曹聚仁會談。
1956年7月中旬，周恩來先後3次接見曹聚仁。周恩來指出：「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有過兩次，第一次合作取得北伐戰爭的勝利，第二次合作取得抗戰的勝利，為什麼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我們對台灣，絕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曹聚仁以周恩來談話為題寫成文章，發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報》上，正式向海外傳遞了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內外引起了強烈震動。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澤東推遲了與印尼總統蘇加諾會見的時間，專門接見了曹聚仁，並作了長談。毛澤東與曹聚仁談到了台灣問題，具體闡述了中共「和平解放」的新方針新政策，希望曹聚仁把話傳到台灣去。曹聚仁回港後積極給蔣經國寫信的事實，也印證了毛澤東和他談話的意圖。但是台灣方面對曹聚仁的來信，沒有任何積極答覆。
1956年春，在周恩來的具體安排下，章士釗帶著中共中央給蔣介石的信來到香港，會見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許孝炎立即從香港飛往台北，親手將信交給蔣介石，並將他與章士釗的會談情況向蔣作了詳盡報告。蔣介石展開中共中央的信件反覆看了幾遍，沉默無語，沒有作任何表示。1957年初，經過一年的考慮，蔣介石突然召許孝炎回台北，讓他推薦人選。許孝炎考慮再三，提出三個人：曾任「立法院長」的童冠賢、曾任“立法院秘書長”的陳克山和“立法委員”宋宜山。蔣介石反覆權衡後，選中了宋宜山。宋宜山的哥哥為原國民黨被俘將領宋希濂，時在大陸功德監獄服刑。派他回大陸，可以借探親的名義掩人耳目。1957年4月，宋宜山從香港入境，經廣州乘火車抵北京。周恩來親自會見了宋宜山，闡明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政策：一是國共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二是台灣作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三是台灣政務仍由蔣介石領導，中央不派人前往干預；四是美軍撤離台灣，不允許外國干涉中國內政。
9月，劉少奇在「八大」上作政治報告時指出：“我們願意用和平談判方式，使台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喪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談判失敗以後。”10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明確表示：“台灣可以派人來大陸看看，公開不好來可以秘密來。”台灣回歸祖國以後，“一切可以照舊”，“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他表示：“談好了，可以訂個協議公佈。”毛澤東還指出：“台灣只要與美斷絕關係，可派代表回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周恩來就蔣氏父子等人的人事安排作了具體的說明。
1957年4月16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會見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時說：「國共過去已經合作了兩次，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翌日，《人民日報》首次向外公佈了共產黨準備與國民党進行第三次合作的消息，在海內外引起很大的震動。
毛澤東、周恩來多次就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方針政策進行闡述，其要點有：一是省親會友、來去自由。中國政府充分理解在台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及早與家人團聚的心情的願望，他們可以同在大陸的親友通信，可以回到大陸省親會友，各級人民政府保證來去自由並提供各種方便和協助；二是既往不咎、立功受獎；三是國共合作、愛國一家，台灣問題是內政問題，中國共產黨準備與國民党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四是和平解放、互不破壞。
毛澤東巧妙利用炮擊金門，和蔣介石在「一個中國」問題上達成了一致
新中國成立後，在黨中央和毛澤東解放台灣的步驟上，先要解放金門、馬祖，然後再解放台灣。
1958年，黨中央和毛澤東根據戰事的發展和美蔣關係的變化，作出了「暫不收復金、馬」的重要決策。
這一年，蔣介石派兵轟炸我沿海地帶，並向美國請求武力幫助，兩岸局勢頓時緊張起來。面對日益緊張的台海局勢，為了維護國家主權領土的完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炮擊金門。7月12日，毛澤東下達了準備炮擊金門的命令。8月17日，毛澤東到北戴河親自指揮炮擊金門戰事。8月20日，毛澤東下達炮擊金門的決定：立即集中力量炮擊金門，把它封鎖起來。在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8月23日至9月3日，解放軍用炮火封鎖了金門，拿下金門指日可待。正在此時，毛澤東突然下達命令：前線各部隊從9月4日起停止炮擊金門3天。這一決定令國內外大為費解。時任福州軍區司令員的葉飛在回憶錄中說：「毛主席決定不拿下金門，現在看來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留下一個對話的渠道。」
金門炮戰爆發伊始，美國態度強硬，聲稱要介入「台海危機」，但其實際行動只是為國民黨向金門運送補給的船隊“護航”。為避免捲入中國內戰，美艦護航僅到金門3海里以外，空軍並不介入。然而，解放軍猛烈的炮火使其補給船隊屢遭重創，美國“護航”行動連遭失敗。美國先是呼籲停火，然後逼迫蔣介石從金、馬撤軍。美國此舉，一是擺脫自己進退維谷的被動局面，二是斬斷蔣介石與大陸聯繫的紐帶，以便實行「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圖謀。但蔣介石予以堅決抵制，斷然拒絕了美國提出的“撤退金、馬”的建議，美蔣矛盾激化。此時，毛澤東清楚地意識到美國逼蔣放棄金、馬的意圖，重新考慮了立即解決金、馬問題的利弊。為反對美國分離台灣、製造「兩個中國」，將金、馬留在台灣當局手中，更符合國共兩黨「一個中國」的共同利益。於是，黨中央和毛澤東作出了暫不收復金、馬的新決策。
中得知這一情況，對總政治部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責成中央軍委起草了《對台灣和沿海蔣占島嶼軍事鬥爭的指示》，9月3日經他審閱修改後下發，其中提出：「台灣和沿海蔣占島嶼問題的全部、徹底解決，不是短時間的事，而是一種持久的鬥爭，我們必須有長期的打算。」這說明毛澤東對台灣問題長久性的充分估計。
10月3日、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台灣海峽局勢，指出：“讓金、馬留在蔣介石手裏如何?這樣做的好處是金、馬離大陸很近，我們可以通過這裏同國民黨保持接觸，什麼時候需要就什麼時候打炮，什麼時候需要緊張一點就把絞索拉緊一點，什麼時候需要緩和一下就把絞索放鬆一下，可以作為對付美國人的一個手段。
”毛澤東最後說：「方針已定，還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讓蔣軍留在金、馬。」這就是著名的“絞索”政策。
10月6日，毛澤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指出：「台、澎、金、馬是中國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美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共同敵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我們之間是有戰火的，應當停止並予以熄滅。這就需要談判。”“建議舉行和平談判，和平解決。”毛澤東宣佈“從10月6日起，暫以七天為期，停止炮擊……但以沒有美國人護航為條件。”
10月13日，毛澤東在周恩來等人的陪同下接見了曹聚仁。毛澤東說：「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和他合作。我們贊成蔣介石保住金、馬的方針，如蔣撤退金、馬，大勢已去，人心動搖，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台、澎、金、馬都可由蔣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讓通航，不要來大陸搞特務活動。台、澎、金、馬要整個回來。」毛澤東接著指出：“我們的方針是孤立美國。他只有走這一條路，不走只有被動。要告訴台灣，我們在華沙不談台灣問題，只談要美國人走。蔣不要怕我們同美國人一起整他。”毛澤東還描述了統一後的台灣狀況：“他(按：蔣介石)的軍隊可以保存，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反共在他那裏反，但不要派飛機、派特務來搗亂。他不來白色特務，我也不去紅色特務。”曹聚仁問：“台灣有人問生活方式怎樣？”毛澤東說：“照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周恩來補充說：“美國企圖以金門、馬祖換台灣、澎湖，我們根本不同他談。台灣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灣的小三角(指蔣介石、陳誠、蔣經國)團結起來，最好是一個當總統，一個當行政院長，一個將來當副院長。”毛澤東在這裏明確了台灣“高度自治”的許可權，即允許保留軍隊,原有的政治、經濟體制和權力架構。
台廣播了毛澤東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命令》，宣佈「從本日起，再停兩星期，藉以觀察敵方動態，並使金門軍民同胞得到充分補給」，同時指出“這是民族大義”，“是為了對付美國人的”。10月25日，毛澤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了《再告台灣同胞書》，揭露美國插手台灣的目的，提醒台灣當局當心美國人的毒計；規勸台灣當局，不可屈服美國人的壓力。毛澤東同時宣佈“逢雙日不打金門的飛機場、料羅灣的碼頭、海灘和船隻……以利你們長期固守”。這樣，對金門“打單不打雙”的局面，一直延續到1979年1月1日。
毛澤東親自撰寫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的3個文告，揭露了美國的侵略行徑和陰謀，劃清了中美兩國之間與國共兩黨之間的界限，在台、澎、金、馬軍民中引起強烈的反響，加深了美蔣之間的矛盾。通過有條件暫停炮擊和無條件隔日炮擊的行動，抵制了美國脅迫台灣當局從金、馬撤兵，隔離台灣，製造「兩個中國」的圖謀。持續兩個多月的緊張局勢，也開始鬆弛下來。
金門炮戰中蔣介石反對把金門、馬祖與台灣島割裂開來，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在很大程度上與毛澤東達到了“共鳴”，並受到了毛澤東的讚許。1959年2月初，毛澤東在一次對省市委書記的講話中談到了國共兩黨秘密接觸的情況。他說：“台灣是蔣介石當‘總統’好？還是胡適好？還是陳誠好？還是蔣介石好。但是國際活動場合，有他我們就不去，至於當‘總統’，還是他好。”“讓他(按：蔣介石)去搞特務，搞三民主義，歷史上凡是不應當否定的，都要作恰當的估計，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結果，都毀了自己。”2月27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說：“現在我們又講跟蔣介石合作，他(按：蔣介石)說不幹，我們說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敢，我們說有一天美國要整他，總會有一天美國要承認我們的，丟掉他。蔣介石懂得這一點。我們搞第三次合作，他通過秘密的間接的方法跟我們聯繫，公開不敢，怕美國，而我們不怕。”毛澤東還說，我們同台灣，誰也離不開誰，就像《長恨歌》中所說的：“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蔣介石把枝連著美國，而美國卻連根都要挖掉。9月15日，毛澤東在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說：“蔣介石不做‘總統’，這個我們也不贊成的。……是蔣介石做‘總統’好，還是別人做‘總統’比較好？在目前看，還是蔣介石比較好。”
為了實現提出的「舉行和平談判」，毛澤東在炮擊金門的同時採取了另一個行動，請與國共兩黨高層均有私交的章士釗擔負起兩岸溝通的責任。
在金門炮戰硝煙未散盡時，毛澤東囑託章士釗給蔣介石寫信，把中共「聯蔣抵美」的方針告訴他。章士釗欣然答應。國學功底極好的章士釗在信中說：“溪口花草無恙，奉化廬墓依然”；“台灣金馬，唇齒相依，遙望南天，希諸珍重。”毛澤東對這幾句尤為欣賞，並親自將“南天”改為“南雲”。
1958、1960年，章士釗兩次赴港，向台灣當局轉達信息。臨行之前，毛澤東、周恩來與他進行了談話，提出了兩岸暫不舉行正式談判，但可先做有限接觸，如互訪、通郵、通航、通商的建議。章士釗到港後，引起了海外媒體的種種猜測，稱章士釗是中共的「和談專使」，擬通過私人關係向台灣高層轉達中共和談條件。但是台灣當局對章士釗此行沒有作出任何積極反映。另外，受蔣介石派遣來大陸的宋宜山回到香港後，蔣介石並沒讓他回台灣當面彙報，而是讓他先寫一份書面報告。由於宋宜山的報告對共產黨和大陸的成就讚揚過多，蔣介石看後大為不悅，認為宋宜山被“赤化”了，而中止了國共間進一步的接觸。
從「和平解放」到“和平統一”
進入60年代以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根據形勢的變化，對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了許多新的原則和政策，開始由「和平解放」轉變為“和平統一”。
蔣介石1960年2月第三次當選「總統」後，中國共產黨方面捎話表示贊成。1965年7月，當李宗仁回國後，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的親切接見以及政府的周到安排，在島內外、海內外引起強烈震動。7月26日上午，毛澤東在中南海親切接見了李宗仁。在談話中，李宗仁對台灣問題久拖不決感到憂慮。毛澤東說：“李德鄰先生，不要急，台灣總有一天會回到祖國來的，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周恩來適時地將我們對李宗仁的政策及安排等情況，通過有關渠道告知蔣介石，希望他早日決定，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196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和確定了關於台灣問題和對台工作的總方針。毛澤東等中央常委一致認為：台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裏，也不能落到美國人手中；對蔣介石我們可以等待，現在叫蔣介石過來有困難，但問題總要有個想法，逐步地製造些條件，一旦時機成熟就好辦了。1961年6月，毛澤東再次表示：如果台灣歸還中國，「我們容許台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等台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
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談話以及中央的對台政策，結合自己的實踐體會，科學地概括出「一綱四目」思想。1963年1月4日，周恩來指示張治中在給陳誠的信中提出：“只要台灣歸回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總裁(按：蔣介石)與兄(按：陳誠)意見妥善處理”，其意思是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這是總的方針和原則(“一綱”)，任何情況下都動搖不得。
「四目」是：一是台灣統一於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台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悉委於蔣介石；二是台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給(按：當時台灣每年赤字約8億美元)；三是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俟條件成熟並尊重蔣介石的意見，協商決定後進行；四是雙方不互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事。
「一綱四目」的科學概括，受到毛澤東及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認可。此後，當談到和平解放台灣的條件時，均未超出上述思想。毛澤東、周恩來多次表示，只要蔣介石當局能夠守住台灣，不使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大陸就不會改變目前的對台政策和兩岸關係；甚至講到台灣問題我們這一代解決不了，可以留給下一代去做。
中共中央的對台統戰政策取得了積極的成效。陳誠生前曾通過有關渠道告訴周恩來，要周相信他的人格，他不會違背民族大義即不會讓台灣分裂出去，做民族的罪人。1965年3月陳誠病逝後，在發表的遺囑中既沒有講「反共」，也沒有講“反攻”。他向蔣介石進言：對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為外國動用台灣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國；不能受日本愚弄等。台灣的國民黨右派想在陳誠的遺言中，加上“反共反攻”一類的內容，陳誠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蔣介石，蔣介石同意不修改。這說明，蔣介石當時的態度也是耐人尋味的。
陳誠遺囑發表後，周恩來曾在政協民主人士會議上說，從陳誠的遺囑看，這是我們對台通氣工作、傳話、傳信的結果，說明我們的工作有效果，有影響。
20世紀7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台灣當局代表中國坐進了聯合國的席位，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發表，中日關係的改善，這些重大事件使台灣的處境急轉直下，形勢對中共十分有利。因此，毛澤東和周恩來又把和平解決台灣的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1973年春，毛澤東把和台灣當局溝通、恢復和談的特殊任務交給了92歲高齡的章士釗。1973年5月25日，章士釗飛抵香港啟德機楊。抵港的翌日，章士釗就開始約見舊友。可惜天不假年，一個半月後，7月1日，章士釗在港病逝。章士釗病逝後，香港各界舉行了公祭，許孝炎、宋宜山、童冠賢等國民黨故舊及港澳同胞1000多人參加了公祭儀式，深切悼念這位為國共和談奔走的老人。許孝炎等人表示要儘快將章士釗帶來的中共和談條件轉告給台灣方面。
蔣介石得知章士釗在港去世的消息後，表面上無動於衷，但內心深處還是有觸動的。一些國民黨元老也受到感染。從美國回台灣不久的陳立夫即在香港《中華月刊》發表了一篇呼籲祖國統一的文章。他主張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以實現祖國統一。他充滿信心地說：「中國人無論在大陸或台灣以及海外各地，勢必額手稱頌，化干戈為玉帛。」
儘管蔣介石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行動沒有及時作出回應，但是他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1974年元旦，越南軍艦入侵我國西沙群島。蔣介石表示：「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當即指示台灣“外交”部門“發表中國領土不容侵犯”的聲明。中越海戰爆發後，駐守西沙的中國海軍要求增兵。鄧小平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同意增派海軍，並特彆強調：海軍經過台灣海峽“直接走”!以前為避免國共不必要的摩擦，解放軍海軍軍艦在東海和南海間的往來調動都繞道台灣東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峽。這次根據毛澤東的指示，4艘導彈護衛艦在傍晚閃亮地出現在東引島一側，向台灣軍艦發出信號，準備通過。台灣軍方立即向蔣介石請示是否讓中共軍艦通過。蔣介石聽了這個報告，揮手應允：“西沙戰事緊哪!”當晚，台灣海軍打開探照燈，我方的導彈護衛艦順利通過。在「一個中國」問題上，毛澤東與蔣介石達成了默契。
由於中共多次發出和談建議和邀請，也出於對台灣前途的考慮，蔣介石經過一年多的思考，又動了與中共重開談判的念頭。1975年春節期間，蔣介石將與中共重開談判的使命交給了抗戰前曾主持過國共兩黨秘密談判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陳立夫接受任務後，即以「總統府資政」的名義，通過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發出邀請毛澤東到台灣訪問的信息。毛澤東對全面主持黨政軍工作的鄧小平說：兩岸要儘快實現“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灣訪問。然而，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沒有能夠看到國共重開和談和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現。蔣介石於1975年4月5日去世。第二年的9月9日，毛澤東也與世長辭。歷史留下了遺憾。
由於主客觀各方面的原因，毛澤東未能在生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毛澤東逝世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很快便把台灣問題提到黨中央的議事日程。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在提到台灣問題時，首次沒有使用「解放」一詞，而代之的是更為貼切的“回歸”。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解決台灣問題的重大決策，為1978年以後黨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胡錦濤總書記在作十七大報告時說，我們鄭重呼籲，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經過兩岸人民的努力，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一定會得以實現。(何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