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鵝

著名學者納西姆塔雷伯曾經出版一本名為<<黑天鵝效應>>的經典著作。作者利用18世紀前歐洲人相信世上的天鵝都是白色，直至踏足澳洲大陸才發現黑色天鵝的故事，探討社會不時出現傳統智慧認為極不可能發生，卻又實際出現，而且造成巨大衝擊的事，例如股市大瀉、911襲擊等。雖然，今次區議會選舉前坊間一致預料建制派處於下風，但是投票率之高、損失的議席之多實在出乎大眾意料，絕對稱得上是香港政治史上一場最大型的黑天鵝事件。

黑天鵝事件出現的主要原因，往往是人們低估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因而沒有相應的準備，從而被殺個措手不及，付出高昂的代價。而由於人類的大腦習慣為突如其來的事件提供看似理性卻未必呈因果關係的解釋，使黑天鵝更加容易再三出現。因此，如果建制派單純將今次選舉的失利歸咎於林鄭月娥，而不對症下藥，尋求改善，恐怕四年後又會遭逢大敗。

必須強調，筆者並非認為建制派痛失二百多個區議會議席與近月政治形勢無關，可是，反修例運動充其量只是建制大敗的導火線。即使沒有發生政治動盪的事件，建制派的發展也會漸走下坡。而根本的原因，在於整個政治架構和陣營思維無法培養政治人才，與市民，特別是年輕選民的期望和要求脫節。

大家不妨代入中央政府的角度思考對香港的期望。對於執政者而言，明知社會存在大量不滿政權的市民，如何保證特區政府穩定自然是第一考慮。而特首的產生辦法以及施政效能，則與立法會有密切關係。至於立法會選舉各大建制政黨的成績，則很大程度上視乎區選的情況。因此，建制派尤其著緊區選的成績，假如這座「下層建築」出現崩潰，則其上的架構也有分崩離析的危機。

由於區議員是維持政治架構穩定的重要元素，因此建制派區議員及樁腳的最大目標，就是可以在立法會選舉中為所屬政黨提供票源，即是所謂「出票」。愈有「出票」能力的議員或樁腳，便會成為陣營制度內的贏家，獲得更多資源甚至向上流動的機會。由於理性的人是根據遊戲規則而調節個人策略以爭取最大的利益，所以，當機制主要獎勵能夠贏得區議員席位及為立法會選舉提供大量選票的人，制度內的「精英」便會是一群懂得經營社區關係的人。

因此，不難發現，建制派的區議員主要分為三類人。第一類是「師奶型」，喜歡與屋邨內的中年婦女或長者聚會、聊天，甚至一起喝茶晨運，非常擅長與人交際；第二類是「保長型」，清晨傍晚時分都會看到他的身影，事無大小都會跟街坊分享工作情況，勝在勤力。第三類是「禮物先生/小姐型」，經常向街坊派發大量禮物，人人有份，永不落空，簡稱「蛇齋餅粽」。

過往的選舉結果說明，以上三類議員是成功的。建制派不但主導區議會，亦能夠在立法會選舉中「出票」，進而保障特首選舉的穩定。可是，隨著年輕選民在選舉中的影響力逐漸增加，這三類議員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事實上，過份著重社區事務和人際關係的後果，導致不少區議員都有目光短淺、公共政策認識不足、政治分析及論述能力偏低、個人政治魅力不足等毛病。

區議員在社區營營役役，埋頭苦幹，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提升議政水平或增值自己，遑論建構一套具吸引力的政治論述與反對派爭一日之長短，難以吸納年輕選民的支持。而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形成「梯隊關係」，從區出身的立法會議員不少都顯得力有不逮，影響建制的形象和名聲，容易招來反對派的攻擊和偏見。

事實上，公認論政水平高的建制派人物如曾鈺成、葉劉淑儀、田北辰等，都未曾參加區議會選舉或不是由區議員出身。反之，廣受爭議或是議政水平參差的，不少都是地區打滾多年，在社區建立龐大勢力的人物。筆者並非認為所有區議員或所有循區議員晉身至立法會的議員都必定是質素不足，但經驗說明以上人士大多不是政治人才。

面對未來更加嚴峻的政治形勢，建制必須建立一套足與反對派匹敵的政治論述，才有望在政治因素日趨重要的各級選舉中取得佳績。因此，放下由來而久對區議員的「賞罰制度」，專注於對政治人才的培養，由下而上地提升質素，才是解救建制人才不足及扭轉陣營劣勢的不二法門。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前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曾經講過，「最令人恐懼是恐懼本身」。因為真正值得恐懼的，不是事物的本身，而是由自己腦海幻想，處於內心深處的心魔。

修例風波初期，便有謠言指智慧燈柱是用作侵犯市民私隱，甚至作為社會評分的工具，引來部分市民的恐懼。終於，在上星期周末，這班杞人憂天的市民發起遊行抗議，更在活動途中拆除及破壞燈柱的零件，令納稅人白白浪費數以百萬計的公帑。雖然，政府一再強調，智慧燈柱的主要用途是交通及環境方面的數據，並可為市民提供免費WIFI服務，不涉及人臉識別及收集個人資料的用途，而有關設施亦早已在美國、英國、新加坡等地實行，但還是無阻這群被恐懼操縱腦袋的市民大肆破壞及將有益民生的工程加以妖魔化。

另一例子，是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的針對公開試的報告，提出考慮取消中國語文科口試及聆聽的部分，引來一班網民熱烈討論，認為是消滅廣東話的第一步。然而，根據專責小組的思路，建議取消口試的原因主要有三個，分別是「學生應試壓力大」、「考試成本過高，不符效益」及「考試內容與社會日常工作關係不大」。故勿論以上三個意見是否具備充分理據，至少其出發點都是基於學生身心健康、個人能力和公帑資源運用的著想，與廣東話存廢根本沒有半點關係。而且，中文口試卷早於90年代初高考推行，如果口試有助於保障廣東話的流傳和學習，何以早些年即有反對派人士質疑政府有意「廢粵推普」呢?

反對派極力推祟的政治電影有句經典對白，就是「這些年，我們學得最多是陰謀論，失去最多的是信任」。以上兩個民生事件，其實與個人自由、人權、民主、法治沒有丁點關係，但是一群聲稱熱愛自由的人假以名義，煽惑他人，亂扣帽子，將有益公眾的事扭曲成出賣社會、十惡不赦的行為。試想想，如果一支燈柱一個考試都可以引起無謂的爭議、猜疑和反對，那麼其他民生項目，例如房屋、填海、醫療、政制等等，政府想要提出變革，便「難於上青天」了。

正因部分港人骨子裡常常懷著極端懷疑的精神(而筆者從來不見他們用於學術研究當中)，所以回歸以來，尤其是高鐵事件後，香港便陷入無休止的內耗，經濟、民生每況愈下。當社會發展陷入瓶頸，他們更會將責任推卸在當權者手上，不會反思自己多餘的反對才是香港停步不前的主因。他們甚至認為，反正自己一無所有，社會亦不見得多好，寧願「攬炒」同歸於盡，也不願與政府尋求出路，解決困局。

當然，政府與市民建立互信，是雙方的共同責任。在今次修例風波上，政府與民間的溝通的確未如理想。然而，假如有些市民不理好壞，都要盲目反對，甚或將政策偏激化妖魔化以「彰顯」自己的英明神武，則不論政府何等誠意，也難以改善緊張的關係。而無盡的內鬥，便會將香港帶進無盡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