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會總結了建國以來12年特別是1958年以來4年的成績和經驗教訓，使全黨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達成了共識，但也留下了毛劉之間的分歧,這也是七千人大會引人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和劉少奇，一個在根據地、一個在白區摸爬滾打若干年，為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革命理論和經驗，各自做出了重大貢獻，並成為所在領域的代表人物，兩人彼此欣賞，珠連璧合。
新中國成立後，社會主義如何搞，無論對毛對劉還是對全黨來說，都是一個全新的課題。雖然蘇聯已經有了一個現成的模式，根據民主革命時期的經驗，他們懂得照搬肯定是不行的，必須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來確立自己的建設道路。顯然其任務是十分艱巨的。
既沒有經驗可談，又不可能照搬他國的經驗，在艱難的實踐與探索中，自然，毛劉之間產生不同意見、產生磨擦也就在所難免，並且是常常發生。
最早是山西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接著是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問題，然後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等等，這裏不一一贅述。上述不同意見的產生，因為是在工作順利的情況下出現的，並不牽扯個人的責任，又沒有形成一定的氣候，大家都是為了中國的繁榮富強，說起來也就是意見不一致的問題，談不上什麼恩恩怨怨的，因此並沒有根本影響他們之間的相互信任和友誼。1956年，中共八大時毛澤東把劉少奇等推到領導工作第一線；1959年，毛澤東又主動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由劉少奇接任，黨和國家的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進行著。
七千人大會總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工作時，情況就不同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不但沒有實現原來的預想，相反還使本來就很脆弱的國民經濟遭受重大挫折，致使全國經濟一片蕭條，尤其令人難於承受的是餓死了很多人！這個問題怎麼看？怎麼總結？如何向全黨乃至全國人民交代？就成了中央領導，尤其是毛劉二人面對的一件大事了。
「大躍進」的首倡者是毛澤東，是他在反“反冒進”的基礎上發動起來的。早些時候，周恩來、陳雲因為提出“反冒進”，曾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劉少奇雖然沒有被毛澤東點名，但也難辭其“咎”，因為他曾主持會議通過了“反冒進”的決策。「大躍進」期間，本來比較冷靜的劉少奇，也被熱烈的氣氛所感染，頭腦跟著熱起來。1958年9月，劉少奇到江蘇常熟視察，面對一個公社黨委書記報出畝產一萬斤的高產，信以為真地問：還能再高嗎？關於人民“公社”的名稱，劉少奇自稱他和周恩來、陸定一、鄧力群四人在一次南行列車上也積極地“吹”過，到了鄭州向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推薦，如此等等，事例很多。無疑，劉少奇在「大躍進」中也起了促進的作用。
當然，最早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錯誤的是毛澤東。自1958年底開始的糾「左」歷程中，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承認犯了高指標、高徵購，實行供給制，辦公共食堂，刮共產風，瞎指揮，未注意綜合平衡以及急於求成等錯誤。在具體調整的方針、政策上，都主張要制定實事求是的經濟計劃，大量地精簡城鎮人口，制定“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以及各行各業制定自己的條例等，還有在農村適當地開放集市貿易，給社員留出適量的自留地，允許社員搞家庭副業，在政治上給被反右傾錯了的同志平反，清理錯誤的口號，中央要向人民作自我批評等等。
但是，當糾「左」的層面深入到需要揭示犯錯誤並導致經濟嚴重困難的深層原因時，需要對過去幾年工作的估量做整體的判斷以調整今後方向時，他們的分歧卻悄悄地產生了。
七千人大會會場
比如，關於犯錯誤的原因，劉少奇比較注重講「人禍」。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
「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也問了幾個省委幹部。我問過陶魯笳同志，……他說，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其他一些省我沒有問。
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
「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最近不僅農業減產，工業生產也落下來了。如果不是嚴重問題，為什麼會這樣減產？為什麼要後退？難道都是天老爺的關係？」
「我們現在是來總結經驗，好在我們現在能夠回頭，能夠總結經驗，能夠改過來，還不是路線錯誤。但是，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
微妙的是，也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在談犯錯誤的原因時說：你違反了它（經濟規律），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了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社會主義誰也沒幹過……蘇聯的經驗是蘇聯的經驗，他們碰了釘子是他們碰了釘子，我們自己還要碰。」可以看出，和劉少奇的講話相比，毛澤東更願意強調是因為缺乏經驗，是因為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還有待認識。細細揣摩兩者之間的差別，的確令人玩味。
七千人大會之前，因為沒有集中地、系統地總結工作，毛劉之間即使有了分歧，也還沒有那麼明顯地表露出來。七千人大會則不同了，中央要如此大規模地在全國縣委第一書記以上的幹部中進行系統的總結，就必須對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犯錯誤的原因，對過去幾年工作的估量，包括對形勢的判斷、對「三面紅旗」的評價等，要做出一系列的回答。如何解說，解說到什麼程度，毛劉之間的分歧自然因七千人大會的召開而凸現出來。當然，會議中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察覺到這一點，但是毛澤東感受到了。
5年後，1967年2月，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的一段談話，讓人們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七千人大會。以後，每當人們談到毛劉之間的分歧，都要引用毛澤東的這段話：「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很顯然，這個所謂的“修正主義”指的是劉少奇。
不過筆者發現，毛澤東的這段話是經過人們簡化和加工的。他到底是怎麼講的？是這麼具體直接嗎？通過仔細查閱毛澤東與巴盧庫的談話記錄，發現毛澤東其實是這麼說的：「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後還要看一看，裏面也許有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
這裏還涉及一個問題，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是不是真講了這麼一段話呢？經過再查閱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講話的原始記錄，結果並沒有這樣的內容，即使1962年4月下發的毛澤東講話記錄整理稿，也仍然沒有這段話。相反，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通篇講話給人感覺既幽默風趣，又謙虛誠懇，洋溢著比較濃烈的民主氣息，流露出他和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和諧的親密氣氛！
難道是毛澤東空穴來風？這不太可能！如果考慮1967年2月正處在「文化大革命」的顛狂階段，劉少奇已被認為是中國的“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毛澤東用1967年的感受來追溯1962年初的事情，顯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毛澤東為什麼偏偏把反思的目光鎖在了七千人大會？為什麼把劉少奇要“推翻”他這樣一件大事，偏偏追溯到七千人大會，而不是別的什麼時候？1967年4月12日，江青說的一句話，應該是解開這個謎團的一把鑰匙。江青說，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時憋了一口氣。這至少表明，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確曾使毛澤東很不高興。那麼，這憋的一口氣，是什麼氣呢？
七千人大會上的毛澤東與周恩來
檢討七千人大會前前後後的情況，有以下幾個問題可以探討。
先從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來看，這中間似存在著毛劉之間溝通不夠的情況。理由是：報告除了講三大塊之外，其中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講到什麼程度，如何表述，兩人之間事先缺乏很好地協調。如對當時的形勢如何估計？這是毛澤東十分看重的問題。1961年9月，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提出，經濟形勢已經退到谷底，現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
也就是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此後他一直堅持這樣的看法。但劉少奇有著自己的不同看法，所以他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沒有把毛的這句「定調」的話寫進報告。毛澤東看後不滿意，也就可想而知了。後來經過討論修改後的報告稿，還是加進了“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判斷，顯然，這是按毛澤東的意見在估計形勢了。
再如：報告初稿在講成績和錯誤方面，將建國以來12年的成績一起混著講了，對「大躍進」以來的成績沒有突出出來單獨講，相反報告講的缺點錯誤幾乎都是「大躍進」以來的。當然，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問題是，會上有人抓住這一點說缺點錯誤講得過分了，說報告漆黑一團，越看越沒勁。從毛澤東最初想拿出三天時間對稿子進行修改，以及後來將稿子直接發給大會討論的情況判斷，他顯然也存在著同樣的看法—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大躍進」的成績講得不夠，使人鼓不起勁來。後來經過大會討論修改的稿子，開始突出「大躍進」以來的成績，一共講了12條，缺點錯誤講了4條，顯然是在努力把成績講夠方面下了工夫。
還有報告初稿對「三面紅旗」的評價是：“站得住的”、“正確的”、“基本上正確的”。大會在討論時，有些人認為評價低了，應統統改為“完全正確的”。後來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接受了部分意見，將“站得住的”改為“正確的”，其他沒有改動。「三面紅旗」對毛澤東而言，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劉少奇的態度是否也會引起毛澤東心中的不快呢？
這些情況表明，毛澤東期望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對「大躍進」要給予充分的肯定，劉少奇雖然也肯定了，但在毛澤東看來，肯定的不充分，不那麼理直氣壯，甚至給人一種「大躍進」是“漆黑一團”的感覺，這使毛澤東感到劉少奇對「大躍進」的估量，對當前形勢的判斷，對「三面紅旗」的評價等，並沒有按照他的想法解說。但事情還不止於此。毛澤東本來對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就有意見，豈料劉少奇在1月27日做大會口頭報告時，更講了一些讓毛澤東心中不快的話。劉少奇在向大會解說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時，提出了天災、人禍哪一個是主要原因的問題，並做出了兩個“三七開”的判斷。他說：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我們至今還能感受劉少奇說這番話的坦率與真誠，熱烈與激昂！這些話在當時聽起來是十分尖銳，很帶刺激性的，因為很少有人敢於這樣講話。
這裏有人要問，早在1960年底和1961年初，毛澤東就把工作中的錯誤稱作為「人禍」，劉少奇這樣講毛澤東怎麼會不高興呢？ 問題是，毛澤東自1961年4月以後，幾乎沒有再用「人禍」的提法，也從未做出過幾分人禍幾分天災的判斷；此外，用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比喻缺點、錯誤與成績之間的關係，是毛澤東第一個提出來的，而且他經常講，尤其是在工作出現失誤遇到困難的時候。再者，毛澤東雖然在估量地方工作時，曾突破“一個和九個”的框框，但是並沒有對全國的工作做出三分缺點錯誤、七分成績的估量。因此劉少奇的這番話就顯得十分大膽，作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毛澤東從未做出過的判斷，而這些敏感問題恰恰是毛澤東本人不願意多說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毛澤東幾次談到「人禍」，是在小範圍的內部談話時講的，而劉少奇卻是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向七千黨的領導幹部，也就等於向全黨提出這樣尖銳的問題，對工作做出了這樣的估量，毛澤東聽起來自然不那麼愉快了。所以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是缺點錯誤講得過於嚴重了。1964年8月2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同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等談話時說：“七千人大會有綱，也有目，把一些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以後在4、5月更講得嚴重。”可見劉少奇的這一估量，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
還有敏感的「三面紅旗」問題。劉少奇在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上說“比較難說的三面紅旗問題”。難說在什麼地方？為什麼難說？劉少奇沒有講。「三面紅旗」作為過去幾年中國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造成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後果是客觀存在的。一般說來，如果是個別錯誤，就要考慮具體政策是不是有問題；如果是全局性的錯誤，就要看指導思想是否正確。「大躍進」的失敗，明顯屬於全局性的錯誤，對「三面紅旗」為什麼還要堅持？甚至還要高舉？這個問題很複雜，既有全黨認識上的問題，也有毛澤東的問題。
毛澤東在「三面紅旗」問題上始終沒有讓步，一直認為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是在“一個相當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劉少奇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在七千人面前如果講「三面紅旗」是正確的，自然如其所說變得“難說”起來。劉少奇在大會的口頭報告中講「三面紅旗」時，是這樣說的：“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只是在執行中有偏差，注意了多快，忽略了好省；對「大躍進」的解釋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說，產量每年翻一番，要從一個歷史時期來看，「大躍進」還應該繼續作為我們全國人民努力奮鬥的目標，我們應該堅持下去；“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還是應該辦的，只是搞得太急，未經過典型試驗就全面推開了。然後，他總結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從這裏可以看出，劉少奇對每一面“紅旗”都做了論述，他的方法是總體上肯定，具體上指出問題，事實也等於檢討了指導思想存在的問題。應該說，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意見並不是很大，有的問題他自己也做過檢討。關鍵是劉少奇的結論，即“現在都不取消”，難道將來就要取消？毛澤東似乎覺得劉少奇對「三面紅旗」肯定得不夠，尤其同林彪相比，更顯得劉少奇堅持「三面紅旗」不那麼理直氣壯，即使同周恩來相比，劉少奇的態度也顯得有所保留。這也是毛澤東對劉少奇產生不滿的另一個因素。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期間，確實對劉少奇產生了不滿。這個不滿主要表現在劉少奇「大講」缺點錯誤，講「人禍」，把過去幾年的工作講得“漆黑一團”，不積極維護「三面紅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換句話說，毛澤東感覺劉少奇不但沒有積極維護他的領導，還有點“施壓”的味道。從這個意義上說來，毛劉之間在七千人大會的分歧雖然沒有公開，卻是比較深刻的。不過，此時的毛澤東雖然憋了一口氣，但因為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誤確實有著不可推卸的重要責任，當時的國民經濟還在一片蕭條當中，有些問題還要靠實踐來檢驗，所以毛澤東的憋氣並沒有表現出來。而劉少奇呢，受大會民主氣氛的鼓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使他工作起來更加大膽、更加潑辣，思想也越來越解放，講話越來越尖銳。
七千人大會閉幕後，劉少奇在整理他的口頭報告時，情緒很激動地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他還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劉少奇這些感受很深的話脫口而出，令當時在場的人十分震動。
不久，劉少奇在「西樓會議」上自喻是“非常時期大總統”，說：“國民經濟到了這種狀況，在國外總統就要宣佈廢除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劉少奇在這裏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責任，但不少人都知道，最大的責任者是毛澤東。
1962年3月，劉少奇在要求公安部總結幾年來打死人命，傷害無辜群眾的教訓時，對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說：「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事後，他覺得不妥，堅決不同意公安部黨組印發他的這番講話，因為他覺得“將來會出毛病的”。這些話都觸及了毛澤東的敏感之處。毛澤東聽了會是怎樣的感受？至少，憋氣是肯定的。
還有，劉少奇在「西樓會議」上，批評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他針對七千人大會對形勢的判斷提出，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現在是“非常時期”，此後，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分明有困難，卻說沒有困難，這樣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對困難估計不夠，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年5月劉少奇主持下發的中央文件也說：“不願意承認困難，或者困難本來有十分只願意承認幾分，總怕把困難講夠了會使幹部和群眾喪失信心，以為迴避困難，問題就容易解決，對於困難不是認真對待，而是掉以輕心，很明顯，這決不是真正的勇敢，決不是革命家的氣概，決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應該有的態度。
”
儘管劉少奇講的都是事實，或者可能講的嚴重了一些；儘管民主革命時期的毛澤東也強調要充分估計困難，反對盲目樂觀，在中共七大上他就曾一下子講過17條困難，但現在，毛澤東雖然也講困難，卻並不願意總是強調困難，他更願意把形勢估計得樂觀一些，在某種程度上，他恰恰是劉少奇所說的對困難估計不夠的代表者。照此說下去，毛澤東是不是連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夠資格了呢？毛澤東對劉少奇不滿的加劇，也有這種因素吧？
在劉少奇強調困難形勢的同時，如何調整方方面面的政策，迅速恢復國民經濟，毛劉之間又發生了思想路線上的分歧。七千人大會之後，也就是1962年上半年發生的幾件事，從毛澤東看來，都是「右傾」的表現。最突出的一件，便是各地出現的有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做法，這些做法還受到了中央第一線領導人的積極支持。毛澤東認為，這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搞集體化的重大原則問題。他批評分田到戶、包產到戶的主張，是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的表現，是刮“單幹風”，而且越到上層風颳得越大。再有一件，就是王稼祥在外交政策上提出：對外鬥爭要小心謹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對外援助應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這都被他認為是修正主義的“三和一少”。1962年7月，中國代表團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裁軍大會時，強調和平、裁軍比較多，反帝調門比較低，曾引起幾個亞非國家代表團的不滿。事後，毛澤東對此多次提起批評，說是“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並向有關國家道歉。還有，就是在平反問題上，毛澤東認為形成了一股平反之風，無論什麼都要平反。他針對國家機關黨委準備對幾個比較有名的右派進行平反的事提出嚴厲批評，責問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此事是誰佈置的？是組織部，中直黨委，還是國家機關黨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機關內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要‘試點’，以便取得經驗，加以推廣。事件出在6、7月。其性質可謂猖狂之至。”這類事情，還可以舉出一些，如在統戰工作問題上，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都出現了一些在毛澤東看來帶有右傾性質的方針政策。事後，毛澤東曾多次批評1962年上半年，說那時候是一股風，可猖狂了。1965年8月11日，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小範圍會議上說，1962年刮歪風，在國際上、外交上主張“三和一少”，在國內主張“三自一包”，如果當時我們幾個常委不頂住，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其實，在毛澤東看來多數常委並沒有“頂住”。可見1962年的上半年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那麼這些所謂「右傾」的表現，又和劉少奇有什麼關係呢？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主持第一線工作，是那些問題的支持者，或是那些問題的始作俑者。具體的工作和任務是從分析形勢中提出來的。既然形勢是一片黑暗，就證明社會主義不行，因此才導致了黨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的右傾。所以，毛澤東對劉少奇又多了一層政治上的不信任。
換言之，七千人大會之前，毛澤東與劉少奇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工作上的分歧。七千人大會使毛對劉憋了一口氣，產生恩怨，問題開始變得複雜起來。七千人大會之後，毛劉之間的矛盾不但沒有化解，而且還在不斷積累，同時在估量國內形勢，在對外政策和農村政策，以及不少重大決策上，出現一系列彼此相左的意見分歧，而這個分歧的產生則關係到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問題，在毛澤東眼裏是出現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重大分歧。他認為，劉少奇是被困難嚇倒了，對社會主義失去了信心，要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至此，兩人之間的分歧便具有了雙重意義：既有個人的恩怨情結，又有思想路線上的分歧。這種矛盾糾葛，隨著以後「社教運動」的進行，以及一些國際事務的開展等等，變得越加難以調和，最終使毛澤東產生一種黨內存在“兩個司令部”和兩條戰線鬥爭的錯覺……
本文選自《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張素華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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