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香港舉行了唯一一次由辭職議員重新參選的立法會地方直選補選，俗稱「五區公投」。是次補選是由社民連和公民黨牽頭，五個地方界別的民選議員一同辭職，並以爭取雙普選作為重新參選的最高綱領，希望以人數向政府施壓。
這場因辭職而引發的補選，引起社會廣泛爭議，包括認為補選浪費公帑、做法過於激進等。因此，這場選舉的投票率只有17%，約50多萬人投票，如果只是考慮兩黨候選人的投票，甚至不過50萬。
這場補選的背後意義是真正堅定支持激進勢力的市民，其實在社會上不是主流。雖然支持推動民主的選民人數較多，但是普遍都是支持以理性和平的方式爭取普選。
2019年11月，香港進行第一次「立法會規模」的區議會選舉，結果反對派合共取得167萬票，贏得接近9成議席，可謂將建制派多年社區經營連根拔起。在社會動亂和意見愈趨兩極化下，反對派的支持基礎由十年前的50萬，增加至近170萬。
十年增長近120萬支持者，即是平均每年有12萬市民倒向反對派。香港每年大約新增5萬選民，即是每年最少有7萬個已登記選民改變支持建制或政治中立的立場，改為支持反對派。傳統智慧相信年輕人是反對派選票的動力來源，實際上不算是正確的解讀，因為反對派的選票增長更多來自相信是非青年選民的群眾。
其次，是建制派與反對派的得票差距愈來愈大。2012年立法會選舉地方直選，建制派得票約77萬，反對派為100萬，差距約23萬票；四年後，建制得票87萬，反對派約120萬，差距達33萬；今次區議會選舉兩派差距則約47萬。雖然在得票比例上，兩者仍然是「46比」，但是隨著投票人數不斷增加，即使兩派的得票比例維持不變，實質差距仍然不斷擴大。
當然，170萬人投票予反對派，不等於他們全都認同反對派。筆者甚至斷言，與其將他們的投票行為說成支持反對派，倒不如理解為對政府施政的不滿。
可能有人會指出，回歸初期香港同樣民生倒退，民怨沸騰，卻不見今日愈趨極端的政治形勢。這是由於當時社會普遍將問題的源頭怪罪於時任特首董建華，認為他缺乏行政經驗，領導無方，只要換人上馬便有一番新氣象。結果，就是不論如何新舊交替，社會問題依然未能走出困局，令市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對政府失去信心，甚至認為問題是出自制度，使反對派成為這種思潮的最大得益者。
筆者同樣相信香港的問題來自制度，然而，筆者認為出現問題的地方，不是政制，而是經濟制度。一直以來，香港政府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方針，不主動干預市場運作，鼓勵自由競爭。這種經濟放任主義的態度，的確令社會在上世紀60-90年代出現一番景氣。
可是，當社會高度發展起來，生活成本增加，貧富之間的差距擴大，向上流動的機會則大幅減少，對於處於社會弱勢的一群而言，生活愈趨艱難。政府盲目奉行放任經濟主義，對於社會資源分配問題視而不見，最多做做樣子小修小補，令民生問題不斷惡化。最好的例子，就是自由行帶來的中港矛盾。
原本，自由行是一項惠港政策，大量消費能力強的內地旅客到港，有助刺激服務、零售，酒店、飲食等行業，帶動社會經濟。可是，自由行帶來的好處，盡歸於零售商戶和大業主，至於壞處，則由一般居民承擔。於是，社會出現反自由行旅客的情緒，並演變成不文明的中港衝突。
如果政府將自由行帶來的經濟利益，透過大刀闊斧的稅務改革，將之由寡頭壟斷變成與民共享，並將這些額外資源投放在房屋、醫療、教育、福利等方面及採取措施減低旅客帶來的騷擾，相信中港矛盾不會落得如斯田地，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政治對立的情況。
連簡單的自由行問題都處理不善，其他更加尖銳的社會問題與資源分配問題更不用多提。假如特區政府仍然將放任經濟主義奉為至高無上的施政原則，不積極解決公共資源分配問題，相信未來反對派的優勢只會不減反增。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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