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父李光耀一去，叫人對他帶領新加坡走向成功的政績，感到懷念。香港很少人會羨慕新加坡的「票選民主」，因為在執政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之下，新加坡民主徒具其形，但論到新加坡政府的政策，至少在目前的狀況而言，有不少都比香港優勝。香港回歸以來，特別在房屋及教育兩大政策範疇上，都搞得比較失敗，可以看看新加坡有何可茲借鑒的地方。
在上世紀50年代，李光耀於1959年上台執政的時候，新加坡正面對很嚴峻的房屋問題。李光耀回憶錄內提到的一幕幕情景，令人印象殊深。他去到很多選區參觀，當地的衛生環境極差，貧民窟隨處可見。李光耀很早便明白只要搞好住屋問題，人民便不會出來搞事，因為害怕政治混亂，會傷害到他們的財產，人民和國家結成了命運共同體，所以李光耀一直很用心地規劃房屋政策。
香港搞公共房屋，比新加坡早，1953年石硤尾木屋區大火後，港英政府在原址建石硤尾徙置區安置災民，就是香港第一個公屋屋邨。李光耀說他看到香港發展公屋的經驗，從香港取經，才開始規劃他的房屋政策。李光耀1959年上台後，在1960年便馬上成立建屋發展局，很快便將方向指向發展「組屋」。「組屋」的概念其實有點像香港的居屋，不是出租而是出售的公共房屋，由政府開發，然後以低價售予市民。不過，新加坡的「組屋」與香港的居屋有一個很大的分別，香港居屋以市價七成出售，但組屋卻是參照當時市民的入息來決定，並不與市場價格掛鉤。
達士嶺組屋外觀和私人屋苑無大分別
新加坡在這50年不間斷地大量開發「組屋」，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共興建了90萬個「組屋」單位。如今，新加坡有80%的人住在組屋，95%的人擁有組屋，為全世界惟一一個接近有百份之百人民擁屋率的國家。我在2011年到過新加坡達士嶺參觀「組屋」的示範屋苑，其建設水平可以媲美香港的私人屋苑，有龐大的空中花園，可供住客休憩運動，屋苑外觀也與私人住宅沒有分別。實用面1100呎的單位，售價65萬坡元(370萬港幣)。對香港人而言，新加坡可以算是買屋的天堂。
達士嶺組屋空中花園的景緻極美
回看香港的情況，雖然說是公屋居屋並行，但在回歸以前，政府發展居屋，也一點也不手軟。由1986年至1997年的12個財政年度，香港政府推出的居屋單位合共20.3萬個，平均每年出售1.7萬個單位。在樓價急升的年份，例如1997年，出售的單位達到3.1萬個。相比今天，居屋供應一年卻只有2000、3000個！即使按長遠房屋策略，政府會增加居屋的建設，但在未來10年，每年平均也只有9000個單位，其實遠未及得上1986年至1997年的每年平均1.7萬個。香港在回歸以後，發展公屋居屋的步伐大落後。兩地房屋的差距愈拉愈遠。
很多人批評新加坡沒有民主，說李光耀家天下。但由於長期統治，亦令李光耀可以制訂長遠規劃，一直堅持大力興建「組屋」，就是一例。香港回歸之前的專制港英政府，亦由於長期統治，在房屋政策上，連貫性強，也長期大量供應公屋居屋，以此來平抑樓價。1997年以前，香港長期由英國人統治，香港人沒有直接揸大旗執政的經驗。到回歸以後要港人治港，政策變得左搖右擺。到今天，大家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無屋，何來政治安定？
盧永雄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離世，他一手把新加坡一個東南亞小國，打造成全世界人均GDP排第8的經濟強國(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會數字)，以GDP總額計新加坡在同年亦排名全球37。想當日在1965年新加坡從馬來西亞獨立出來時，連生存也成問題，對比今天的驚人成就，的確是天淵之別。
在2011年，李光耀出席他的新書發布會後，會見世界中文報業協會訪問團，他認為中國面對最大的問題是貪汚和法治，在中國什麼也講關係，就要派紅包。法官沒有公平的選拔，就難有法治。要解決這些問題，中國才能進一步發展
李光耀從來都是一個富爭議性的人物，到今天還有不少人批評新加坡的民主似有若無，但若你小心回顧李光耀在政壇崛起的歷史，這只是小菜一碟。在2011年李光耀87歲時，我隨一個團到獅城訪問，團友有機會和李光耀短暫交談，雖然他已垂垂老矣，但答問時話鋒仍然相當銳利，傲視世人，令人回想1959年他領導人民行動黨首次勝選上台執政時的鋒芒。
1959年李光耀領導人民行動黨首次勝選上台執政。
看完李光耀的回憶錄，對他生平有更深刻的了解，雖然自己寫的回憶錄難免隱惡揚善，但從中還可窺李光耀一生奮鬥成功的經過。李光耀的祖父李雲龍是新加坡知名商人，做船務和橡膠生意，所以李光耀是一個世家子弟，由於成績突出，中學就讀當地頂尖英文學校萊佛士學院。1939年16歲的李光耀以優異成績考入英國劍橋大學，但二次世界大戰令他不能成行，戰後輾轉到倫敦求學，最後入劍橋讀法律。
據李光耀自己憶述，他當時以英語為主要語言，華語並不靈光，回國後開設律師行，做其高貴狀師。但這個中文也不識的番書仔，在1952年馬來亞郵電工人大罷工時，卻自告奮勇當起郵電工會的法律顧問，和一些工會代表一起與英國殖民政府談判，因此聲名遠播，之後成了100多個工會的法律顧問，為他贏得了廣泛的群眾基礎。當時的工會很多是馬來西亞共產黨支持下成立的外圍組織，這個番書仔和共產黨的奇妙組合，成為他進入政壇的踏腳石。
英國從各個殖民地撤退的晚期，都想扶植親英份子執政，但往往遇上民族主義者或者共產黨挑戰，在新加坡兩種勢力皆有，既有馬來種族份子，又有華人共產黨，而李光耀則義無反顧地先跳上共產黨的快船，借船出海，在充滿草根選民的地區，以打工仔代言律師的身份從政勝選。
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內，曾有大量共黨份子，在50年代中，李光耀曾和馬共的全權代表方壯璧緊密勾連。後來殖民政府日落西山，行將撤退，到1959年人民行動黨首次在選舉中全面取勝，李光耀上台出任新加坡總理，就與共黨份子決裂，在政治上和選舉上和共黨展開殘酷的鬥爭。到後來他與馬來西亞分道揚鏢，新加坡在1965年立國後，李光耀的堅持反共立場，又倒過來為新加坡贏得英國等國際支持。
單看李光耀在政壇崛起這一段日子，就知道他的人生哲學是實用主義，但很多律師從政既無原則亦笨手笨腳，李光耀卻應付裕如。即使不去假設李光耀只為個人權位操心，他絕對會承認自己為新加坡這個小國生存而奮戰。
他在新加坡立國之初、在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強敵環伺時曾經說過：「政治已不是舉行群眾大會和示威遊行的遊戲，而是生死攸關的大事。每個華人都曉得這句諺語：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新加坡就是蝦米。」
李光耀關心的是新加坡這粒蝦米，如何不單不被人吃掉，還可以吃掉他人。這種奮鬥求存之心，有可資學習之處。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