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以後，其中一個給人詬病的領域是教育。香港教育改革，帶來了很多變化，無論是取消中史科作為必修科、引入通識科，以至搞母語教學，卻催生了中文中學與英文中學的分流，種種政策都惹來很多爭議。
看了李光耀的經歷，有一點令我印象很深刻，李光耀在殖民地時代長大，讀新加坡萊佛士書院，之後到英國劍橋大學深造。他雖然是新加坡華裔，但以英語為主要語言，不太懂得華語，到他參選總理的時候，發覺不懂華語，有很大障礙，於是努力學習華語。以一個「番書仔」，在新加坡這個以華人為主體的社會中選舉獲勝，突顯了他的能耐。
在李光耀回憶錄中，提到很多華校的鬥爭。在新加坡馬來亞獨立前，華校被殖民地政府打壓，這個情況與香港當年的「左校」所經歷的差不多。李光耀在政壇冒起後，他其中一個比較特殊的做法，便是要三個子女入讀華校，李顯龍便是讀華校出身。大家試想想，李光耀出身於全國最高等學府萊佛士書院，卻叫子女入讀當地屬於二、三流的華語學校，很難說他當時做這個決定時，完全沒有心理掙扎。
李光耀口說叫子女讀華校是想他們有中華文化的根，但實際上他子女在華校成績優異，報上大做宣傳，可鼓勵其他家長放子女送入華校，他說「這促使講華語或方言的族群深信，我並不是一個對華文教育趕盡殺絕的人。」當然，李光耀或許更深謀遠慮，很早便為子女鋪了將來從政的路，深明在新加坡這個華人為主的社會，若不選擇華校，日後變成「番書仔」的話，將來在政壇上將很難抬得起頭做人。
回頭看香港，很多高官都將子女送到外國，特別是英國讀書。如果是其他部門的官員這樣做還好一點，屬教育部門的官員，難免被人質疑他們自己也不相信香港的教育制度。或許這些高官為此會心懷怨氣，會舉出很多理由反駁，例如送子女出國的時候，還未當官，或者即使已當官，當時也不是從事教育領域；又或是為子女前途打算，讓他們入讀一些好的學校，所以送他們出國云云。另外還有一個附加原因，源於殖民地時代政策，香港公務員送子女到英國讀書，在學費及生活費有一定的補貼，很多官員覺得送子女出國讀書有「著數」，有很大誘因將子女送到英國，這種理由更難宣之於口。
理由可以有好多，但客觀上送仔女出國的行為，造成了市民覺得高官對本地教育制度沒有信心的印象。
日前與政壇高人聊天，提到李光耀，也談到香港的政客。李光耀很明顯是一位鴻圖大略的政治家。或許是由於新加坡「形民主，實專制」，所以李光耀能夠為自己為國家鋪排比較長遠的路。至於香港，特別是回歸以後，特首也好，政府團隊也好，一個任期只有五年至十年，大家都不能看得太過長遠。
但香港需要的是政治家，不是從政者或者政客。因為政治家有長遠眼光，看到二十年、三十年後香港的發展，才可以帶領香港走出困局，還要以身作則，信任香港的制度，敢於用自己的子女作為這個制度的白老鼠。往者已矣，來者可追。現時二、三十歲的年青從政者，如果希望在香港長期參政，也是時候想想子女的教育問題了。從政，便要作出犧牲，如果你不想有犧牲的話，為何要玩政治呢？
盧永雄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一去，叫人對他帶領新加坡走向成功的政績，感到懷念。香港很少人會羨慕新加坡的「票選民主」，因為在執政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之下，新加坡民主徒具其形，但論到新加坡政府的政策，至少在目前的狀況而言，有不少都比香港優勝。香港回歸以來，特別在房屋及教育兩大政策範疇上，都搞得比較失敗，可以看看新加坡有何可茲借鑒的地方。
在上世紀50年代，李光耀於1959年上台執政的時候，新加坡正面對很嚴峻的房屋問題。李光耀回憶錄內提到的一幕幕情景，令人印象殊深。他去到很多選區參觀，當地的衛生環境極差，貧民窟隨處可見。李光耀很早便明白只要搞好住屋問題，人民便不會出來搞事，因為害怕政治混亂，會傷害到他們的財產，人民和國家結成了命運共同體，所以李光耀一直很用心地規劃房屋政策。
香港搞公共房屋，比新加坡早，1953年石硤尾木屋區大火後，港英政府在原址建石硤尾徙置區安置災民，就是香港第一個公屋屋邨。李光耀說他看到香港發展公屋的經驗，從香港取經，才開始規劃他的房屋政策。李光耀1959年上台後，在1960年便馬上成立建屋發展局，很快便將方向指向發展「組屋」。「組屋」的概念其實有點像香港的居屋，不是出租而是出售的公共房屋，由政府開發，然後以低價售予市民。不過，新加坡的「組屋」與香港的居屋有一個很大的分別，香港居屋以市價七成出售，但組屋卻是參照當時市民的入息來決定，並不與市場價格掛鉤。
達士嶺組屋外觀和私人屋苑無大分別
新加坡在這50年不間斷地大量開發「組屋」，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共興建了90萬個「組屋」單位。如今，新加坡有80%的人住在組屋，95%的人擁有組屋，為全世界惟一一個接近有百份之百人民擁屋率的國家。我在2011年到過新加坡達士嶺參觀「組屋」的示範屋苑，其建設水平可以媲美香港的私人屋苑，有龐大的空中花園，可供住客休憩運動，屋苑外觀也與私人住宅沒有分別。實用面1100呎的單位，售價65萬坡元(370萬港幣)。對香港人而言，新加坡可以算是買屋的天堂。
達士嶺組屋空中花園的景緻極美
回看香港的情況，雖然說是公屋居屋並行，但在回歸以前，政府發展居屋，也一點也不手軟。由1986年至1997年的12個財政年度，香港政府推出的居屋單位合共20.3萬個，平均每年出售1.7萬個單位。在樓價急升的年份，例如1997年，出售的單位達到3.1萬個。相比今天，居屋供應一年卻只有2000、3000個！即使按長遠房屋策略，政府會增加居屋的建設，但在未來10年，每年平均也只有9000個單位，其實遠未及得上1986年至1997年的每年平均1.7萬個。香港在回歸以後，發展公屋居屋的步伐大落後。兩地房屋的差距愈拉愈遠。
很多人批評新加坡沒有民主，說李光耀家天下。但由於長期統治，亦令李光耀可以制訂長遠規劃，一直堅持大力興建「組屋」，就是一例。香港回歸之前的專制港英政府，亦由於長期統治，在房屋政策上，連貫性強，也長期大量供應公屋居屋，以此來平抑樓價。1997年以前，香港長期由英國人統治，香港人沒有直接揸大旗執政的經驗。到回歸以後要港人治港，政策變得左搖右擺。到今天，大家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無屋，何來政治安定？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