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1日，毛澤東、彭真等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遊行隊伍。
文章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作者:顧保孜/著 杜修賢/攝影 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
據曾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兼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李雪峰迴憶，當十年動亂即將開始，彭真就要落難的時候，一次看見彭真發火，態度激昂，大聲說:「誰是第一個喊叫萬歲的！」證明歷史上是他先喊主席萬歲的。但是，儘管是彭真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但依然未能擺脫首批被打倒、慘遭十年殘酷迫害的命運。
北京拒絕刊登評《海瑞罷官》一文，彭真由此惹下「大禍」。毛澤東批評北京市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拋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登在報紙顯要位置，題目設計也特別醒目。文章的結尾還這樣寫道:「《海瑞罷官》這張‘大字報’的現實意義究竟是什麼？對我們社會主義時代的中國人民究竟起了什麼作用，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研究一下作品產生的歷史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國因為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颳起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希望有那麼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站出來，充當他們的政治代理人，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台執政。‘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焦點。」“《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雖然是頭幾年發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頌的文章連篇累牘，類似的文章和作品大量流傳，影響很大，流毒很廣，不加以澄清，對人民的事業是十分有害的。”
這篇文章是在江青的授意下由姚文元執筆炮製出來的，實際上這也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想以此發動一場大的運動，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實際上是想讓他們在文章中把《海瑞罷官》和廬山會議聯繫起來，正如毛澤東後來對林彪他們說“惟有軍隊的報紙才點破了《海瑞罷官》的政治實質”。
江青指使姚文元炮製這篇文章的事，對黨中央，對周總理都是保密的。當然作為當時已是中央第六號人物、北京市市長兼第一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彭真也是不知道的。因此他對事先不打招呼就發表姚文元批判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海瑞罷官》的作者)的文章感到憤怒，而且彭真向來認為吳晗是個忠實的好同志，學識淵博的好學者，如此「上綱上線」，分明是另有企圖嘛！彭真曾直言不諱地說:“《海瑞罷官》這齣戲我看過，毒害沒有那麼大。”同時，他針對張春橋、姚文元說:“上海周信芳也演過《海瑞罷官》，難道張春橋沒有責任？……”###及新華社一些主要負責人也認為，姚文元文章最後聯繫“單幹風”、“翻案風”很勉強。因此，北京等地區的報刊拒絕轉載姚文元的文章。
正是這種做法，彭真為自己惹下了「大禍」。他根本沒有領會毛澤東的意圖。1965年9月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當面詰問彭真:“吳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答道:“吳晗有些問題可以批判。”事後，彭真也未體味出這句話可能隱藏的含義，這位耿直的共產黨人根本就談不上準備對吳晗進行批判。
彭真對吳晗的保護，使毛澤東更加深了對彭真主持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的印象。在打倒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時，毛澤東也已下定打倒彭真的決心。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徵求訂數。北京市新華書店奉市委之命不表態，電話詢問也不表示意見。直到11月29日才在來自上面的壓力下，被迫同意征訂，但仍拒絕發行。
作為另一方的代表江青、張春橋，他們一邊捺下性子等待對方的反應，一面策划著「放長線釣大魚」。在雙方僵持的局面下，周恩來出面了。不過他實際處於一種兩難境地，毛澤東已開始抱怨“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北京市委要搞“獨立王國”了，他必須使毛澤東改變對彭真這一看法，以保護彭真。市委專門開會討論了北京各報轉載姚文元文章的問題，彭真最後同意轉載，但他認為，北京各報只能相繼轉載，以免震動太大，並強調這是執行“放”的方針，實際上是退一步地保護吳晗。
11月29日，《北京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次日，《人民日報》也在《學術研究》欄里全文轉載。彭真試圖把這場討論限制在學術討論範圍內，因此他親授《北京日報》的按語，強調了要根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進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討論。《人民日報》的按語是周恩來總理修訂的，也強調了“雙百方針”。只有《解放軍報》的按語是:《海瑞罷官》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此後，《北京日報》、《人民日報》按照周恩來、彭真的意見，有意刊登了鄧拓、周揚、李琪等人的長篇文章，造成在學術觀點上熱烈討論的氣氛，有些文章還尖銳地批評了姚文元無限上綱的錯誤做法。這顯然違背要下定決心，以批判《海瑞罷官》為突破口開展一場意義深遠的政治運動的毛澤東的意願。
1966年2月13日，彭真召開了五人文化小組會議，準備以五人小組的名義，起草一個彙報提綱，在全國範圍內控制批判《海瑞罷官》的火力。五人小組是由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五人組成的，彭真是組長。在五人小組擴大會議上，彭真說:「吳晗的問題是學術問題，與彭德懷沒有關係，不要提廬山會議。學術批判不能過火，一過火就有反覆……」與會大多數同志贊成彭真的說法，只有康生“力排眾議”，說吳晗的問題是政治問題，要同廬山會議相聯繫。
根據彭真在五人小組擴大會議上的總結精神，《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於2月4日擬成了。提綱中提出了在學術問題的討論上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
2月8日，彭真、陸定一和康生親自去武漢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又一次指出:吳晗的《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是同廬山會議，同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有關的。還兩次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彭真沒有直接回答。顯然，彙報氣氛並不融洽。
3月17日至20日，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專門就學術問題作了講話。他說，……各地都要注意報刊、雜誌、出版社掌握在什麼人手裏，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前線》雜誌是吳晗、廖沫沙、鄧拓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他提出，文、史、哲、法、經，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堅決批判，到底有多少馬列主義？他宣稱: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輕的學術權威，不要怕年輕人犯“王法”。「文化大革命」的號角吹響了，當然，在當時還有很多人並不理解號角發出的旋律和含義，更沒有人會想到，要讓缺少生活經驗，又愛衝動的年輕人去衝鋒陷陣。
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又多次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談話，指出:所謂「五人小組彙報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強調要支持左派，建立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還說如果北京市委和政府“再包庇壞人，政府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這無疑給了這群野心家一劑強心針。
4月9日至12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會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3月底的幾次談話內容，並羅列了彭真自批判吳晗以來的系列「錯誤」。《紅旗》雜誌主編陳伯達還揭發批判了彭真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在政治路線方面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會議決定徹底批判「五人小組彙報提綱」的錯誤。
4月16日至20日，毛澤東親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彭真所謂的「反黨罪行」進行了無情的批判。決定撤銷《二月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組”。
此後，毛澤東再次嚴厲地批評彭真，說北京市委「一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潑不進去」。說彭真按他自己的世界觀改造黨，卻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反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現象是看得見的，本質是隱藏的。本質也會通過現象表露出來。彭真的本質隱藏了三十年。
5月1日，在慶祝國際勞動節的活動中，彭真沒有公開露面，「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大標誌便是彭真的沉淪，他成了這次“奇特的革命”的第一個犧牲品。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準備揪出「彭、羅、陸、楊」“反革命集團”的問題。「四人幫」為了使這一決議讓群眾接受，便大造輿論，大肆批判“三家村”，矛頭直指彭真和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佈:撤銷彭真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康生為顧問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體領導「文化大革命」。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康生把「二月兵變」的毒箭射向了彭真。批鬥會上，彭真始終緊抿著雙唇，眼中露出不屈的光芒
《五一六通知》發出的第三天，即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連毛澤東都吃驚的長篇講話。林彪事先並未準備發言稿，但他卻能臨場發揮「引古論今、旁徵博引」，洋洋萬言，大念其“政變經”，肆意誣衊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想搞反革命政變，林彪在發言中說:“……對他們幾個人的揭發、解決，是全黨的大事，是保證革命事業繼續發展的大事，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大事，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領導權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的大事……”，“彭真手段狡猾很隱蔽，他在晉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線，比王明還王明路線，超王明路線”，“彭真、陸定一控制的文化部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文化部……”等等。這個真正的野心家其實是在借毛澤東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的錯誤處理的機會，推波助瀾，欲置四人於死地，為自己實現奪權掃清組織上的障礙。
因此，當彭真等人被撤銷了領導職務，成立「彭真專案組」專案審查時，林彪、江青一夥並不就此罷休，四處搜羅、捏造“罪證”來加害彭真。
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師範大學的一次群眾大會上煞有介事地說:「今年2月，北京市彭真這個大黑幫，他們策劃政變，策劃把無產階級專政推翻，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策劃在北大、人大，每個學校里駐一營軍隊，這是千真萬確的。他們在北大看過房子，這件事含極大陰謀的。」8月4日，他又在北大對群眾煽動說:“彭真是否要搞政變？要！彭真是否要抓軍隊？要！”這話出自當時身為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組顧問的康生之口，一時矇騙了許多群眾，似乎「二月兵變」確有其事。
其實這不過是林彪、江青一夥捕風捉影圖謀打倒彭真和誣陷賀龍而捏造的謠言。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1966年2月，根據中央軍委加強地方武裝建設的決定，北京軍區從外地調來一個團歸北京衛戍區，平時擔任民兵訓練任務，維持社會治安，戰時作為擴編地方武裝的基礎。但是，該部隊一直找不到營房，找房的人按海淀區武裝部的介紹，曾去當時一些學生下去「四清」的大學，如北大、人大等借過空房。實際上由於其他原因，部隊後來並沒有去住。
這本是屬於軍隊正常調動之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種“左”得出奇的階級鬥爭的警惕性的支配下，卻被一些“富有革命警惕性”的青年當成政變的蛛絲馬跡。7月的一天，北京大學一些學生和工作人員開會串聯時，有人講了2月間曾要住軍隊之事，並認為調動這麼多軍隊很可能要搞政變。北京大學團委幹部丁鍵把大家議論的內容整理後寫成大字報，標題為:《觸目驚心的二月兵變》，把一些猜測和議論當成事實，這一“觸目驚心”的渲染，在當時特定的氣候下，在北大校園激起了強烈的反應。很快，紅衛兵把大字報傳抄到各校、各地。
當時正苦於缺乏公開打倒彭真「有力證據」的陰謀家康生，立即抓住這一情況，用盡其造謠之能事，大做文章。起初是為了藉此誣陷彭真，後來藉此來打倒賀龍，後來在有關同志的努力下，使這一誣陷成為泡影。
但林彪、江青一夥並不從此罷休，對彭真的迫害仍在繼續。他們指使「彭真專案組」對彭輪番“審問”，讓彭真交代“反革命罪行”，並且還對彭真施以肉體的摧殘，要不是周恩來從中保護，彭真這些「文化大革命」之初便被定了性的老幹部，也許早就慘死在他們專案組的折磨中了。
他們懾於周恩來總理的威望，不敢太過分地對彭真加以迫害，就鼓動狂熱的學生去批鬥彭真等老幹部。1966年12月，江青在群眾大會的講話中說:「彭真在組織部搞自己的一套，在北京市委搞‘獨立王國’，從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彭真這些人有野心”。林彪則在群眾大會上煽動群眾:“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批判、大審查、大教育的運動，在某種意義上講，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對幹部的批判，就是批判幹部的運動。”
在他們的煽動下，12月的一天，彭真被揪出來公開批鬥。狂熱的群眾在他們的煽動下，高呼著「打倒彭真！」“彭真必須老實交代罪行”的口號，使彭真精神上受到很大創傷。
這個1923年就參加革命，為革命出生入死了幾十年的彭真，被國民黨通緝過，抓捕審訊過監禁過，他大概不會料到竟會有這麼一天，他會被為之浴血奮鬥了幾十年而解放了的人民揪斗、批判，逼他交代「罪行」，他的「罪行」是什麼？讓我們來看看他一生走過的道路吧。
彭真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裏，他在山西省進行地下工作，和同伴一起創建了山西省黨組織。1924年至1929年，他出任中共天津地委組織部部長，順直省委組織部部長，領導太原、石家莊、天津、唐山等城市的工人和學生，和當時的軍閥進行了堅決的鬥爭，被軍閥懸賞通緝。1926年6月在天津被捕入獄。在獄中，彭真組織了獄中黨支部，領導了幾次絕食鬥爭，與反動軍閥鬥爭。1935年由於黨的需要，他們在黨中央的指示下，履行了軍閥的「出獄手續」--即在###啟事上簽名，被釋放出獄，繼續進行革命工作。這本來是在當時黨中央的指示下，出於革命的需要而採取的措施，但後來卻被林彪、江青一夥抓住借口，硬說他們是“叛徒集團”。
1935年出獄後，彭真在華北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北方局組織部長，和劉少奇一起鞏固和發展了「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勝利成果。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書記，在晉察冀地區建立了抗日根據地，和日寇浴血拚殺。日寇曾懸賞幾萬大洋要彭真的人頭。1941年，彭真來到延安，先後任中央黨校教育長、副校長。1944年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中共中央組織部代理部長，1945年任組織部長。1949年2月，在新中國即將成立前夕，彭真任北平市委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1951年當選為北京市市長。此後。他在北京市任市委書記、市長長達17年，為首都的建設傾盡了心血。從1956年起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小組組長。他還是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會副主席。
這就是彭真走過的歷程，從這些閃光的足跡里，你能找到他「反革命的罪行」嗎？然而，在那個人妖顛倒的年代，功勞越大，就越是林彪、江青一夥奪權路上的最大障礙，他們視彭真為眼中釘，肉中刺，不但要在職務上奪取彭真的權力，還要在精神上對彭真加以摧殘。他們成立了「彭真專案組」，不斷地審問，要他承認強加給他的一系列「罪行」，這位頂天立地的共產黨人憤怒了，他用沉默、用大義凜然的陳述來回答他們的審問，招來的卻是無休止的折磨。
林彪、江青一夥連彭真在獄中安靜的權利也剝奪了。在「紅衛兵」運動逐漸興起的時候，他們又多次把彭真拉出去批鬥，企圖從精神上和肉體上拖垮彭真，以達到借刀殺人的險惡目的。
隨著劉、鄧、陶問題的公開化，批鬥會的規模和聲勢直線上升。1967年1月4日、5日兩天下午，中央音樂學院毛澤東思想戰鬥團、東方紅公社、中央戲劇學院對毛澤東主義戰鬥團、中央樂團井岡山革命造反團和首都東方紅「紅衛兵」聯合委員會等單位共同發起主辦的“誓死保衛毛主席，鬥爭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大會”在北京工人體育館連續召開，三萬六千人參加了大會，成為當時轟動北京城的一大新聞。
1月4日上午9時許，與會者舉著紅旗，有組織地進入會場，會場上朗讀語錄和唱語錄歌的聲音連綿不絕，同時還教唱了新歌《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和他拼！》，利用紅衛兵對毛澤東的狂熱崇拜情緒，煽動他們對被批鬥者的仇恨情緒。這次大會其實並不是群眾「自發的」，而是林彪、葉群、江青一夥暗中策劃和操縱的。他們要維持大會秩序的工作人員不要干預紅衛兵上台，讓他們自己上台搞，完全把周總理對這些老幹部要加以保護的指示拋之腦後。
下午1時30分，大會正式開始，全場高唱毛澤東語錄歌，齊聲朗讀「最高指示」。當大會執行主席充滿激情“首先代表大會全體同志敬祝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的話音剛落，會場上爆發出了浪潮般的呼喊聲“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群眾瘋狂的情緒被激發起來。這時，彭真等人分別掛著寫著自己名字的1米見方的大牌子被紅衛兵押進會場。他們各自牌子上的名字被畫上了鮮紅的“×”。彭真等人被紅衛兵扭曲著雙臂，彎著腰，面向四周。彭真這時已是年近65歲的老人，長期的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已使他的身體很虛弱了，紅衛兵讓他以這種姿勢站著，就是身強力壯的年輕人時間長了也受不了，何況身體虛弱的高齡老人。彭真大汗淋漓，臉色蒼白，但他始終緊抿著雙唇，眼中露出不屈的光芒，他知道有人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要置他於死地，但他不會屈服，他要同他們進行頑強的抗爭。
狂熱的紅衛兵們爭先恐後地跳上講台，曆數彭真等人的「罪行」，然後高呼“打倒”“砸爛”之類的口號。每一個人發言完畢，彭真等人便被紅衛兵押著繞場一周，這時場上口號聲四起，許多人伸長脖子想看看這些大人物的模樣。也有少數人趁機沖他們吐口水，扔雜物，進行人格侮辱。此時彭真的心情是可以想像的，他曾經為了包括這些人在內的首都人民的幸福生活而日夜操勞，現在他們卻在打倒他、侮辱他。
大規模的批鬥會和體罰、「噴氣式」逐漸流行開來，彭真不斷地被從監禁地揪出來批鬥，經受著人格的侮辱和肉體的摧殘。彭真逐漸從這些所謂的“批鬥”中看穿了一些人的險惡居心，也逐漸堅信黨會把一切都弄明白的，因此彭真忍受著這些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摧殘，頑強地活著，與他們抗爭。不被批鬥的時候，彭真就被關在京西半壁店中央警衛部隊某部駐地。這裏收押著許多共和國的元勛。彭德懷、班禪額爾德尼等都關在這裏。曾經警衛過元勛們的忠誠戰士，卻變成了看押元勛們的“獄卒”。
根據上頭指示，在這座特別監獄裏，一切「犯人」，不論職位高低，罪行大小，一律在警衛連吃飯，伙食標準和戰士一樣，每月十二元四角五分五厘，這是總後勤部根據地區物價核定的伙食標準。十餘塊錢的伙食費當然很難說吃好，每天不是窩窩頭就是發糕，或者粗米飯，最多一星期吃一次八五粉的白面饅頭。彭真自然也和戰士們一樣，生活很苦，彭真有個吃夜飯的習慣，不論吃饅頭還是吃窩頭，都要留一個夜裏吃。好心的戰士鄭有田留意了彭真這個習慣，每次分飯都要多給彭真一個饅頭或窩窩頭。不巧有一次彭真夜裏吃時被查哨的麻臉副指導員看見了，他來到炊事班，厲聲質問分飯的戰士:“鄭有田！你為什麼多給了彭真的窩窩頭？”
鄭有田立正回答:「報告副指導員，一個沒多給！」
「放屁！我親眼看見你給了他兩個！」
「是！副指導員。給兩個也沒多給，他能吃兩個，咱們的伙食不是隨便吃飽嗎？」
這個曾經和「旗手」握過手的麻臉副指導員氣得教訓這個戰士道:“鄭有田，毛主席教導我們，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你是為了叫他吃飽接著搞二月逆流反毛主席反‘中央文革’嗎？你忘了上邊傳達的，譚震林挾起皮包就要走，陳毅說走啥子喲，跟他們干！葉劍英摔斷了小拇指，這些都是彭真幕後操縱的。你不要小看一個窩窩頭，窩窩頭裏有政治，窩窩頭裏有階級鬥爭。一個窩窩頭反映了你立場不穩，敵我不分，政治上糊塗到姥姥家了，這可是對毛主席不親，對敵人不狠，對社會主義不愛，對文化大革命不忠。”
鄭有田早就看不慣他不可一世的神情，便不急不慢地說:「報告副指導員，上邊指示，一要保證他們不死，二要保證他們不跑，叫他們吃飽了好老實交代。要是他們病了死了跑了，咱們可完不成這特殊看押任務了。那怎麼向毛主席交代呀？副指導員你說呢？」
麻臉副指導員有點惱羞成怒，後來看在場的指導員並沒表態，也就不好發作。「文化大革命」時部隊並沒有亂，也幸虧部隊沒亂，大多數官兵痛恨「造反派」那種慘無人道的做法。“窩頭事件”後來傳到上面，由於一些部隊領導的抵制，不了了之。
「造反派」去部隊駐地搶人。總理立即命令傅崇碧:盡一切努力把彭真搶回來
彭真等元勛們在這裏雖然沒有人身自由，但可以免受「造反派」的衝擊與侮辱，大多數戰士對他們也很好。因此，林彪、江青一夥想方設法指示「造反派」去部隊駐地搶人。在部隊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紀律下，「造反派」出入軍隊駐地如入無人之境，他們把彭真搶到了北京西山山溝里，正等著主子對他們下達下一步的命令。周總理聽到這個消息後火了，立即命令衛戍區司令傅崇碧:“中央沒有決定，怎麼可以隨便抓人搶人？這樣下去還行嗎？身為國家總理的我，在沒有罷免我總理以前，我命令你們，盡一切努力立即把彭真搶回來，搶不回來，我找你衛戍司令傅崇碧算賬！……你們要多動腦筋，保證他安全，你聽清楚了嗎？”
傅崇碧立即回答:「總理，我聽清楚了，保證完成任務，請總理放心。」
北京衛戍區的官兵早已看不慣「造反派」們的做法，接到這個命令後，個個都摩拳擦掌。王副團長在動員會上說:“去年我去制止造反派武鬥，本來為他們好，打得頭破血流的，年輕輕的上當受騙，他們反倒說我向這邊向那邊，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到後來打架的兩邊全沖我來了。這次搶彭鐵嘴，你們都把背包帶藏好，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用小繩子還不行嗎？不打不罵不還手不還口，看哪個鬧得歡，用小繩子一拴，把彭真搶到手後，半路再放嘍。”
在警衛部隊的聲勢下，平時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造反派」終於熊了。警衛部隊把彭真搶了回來。也許，傅崇碧正是這時開罪了“中央文革”，為自己種下了禍根。後來，他終於被林彪、江青清除出去，受了幾年的冤屈。
但彭真年已花甲，在西山早已被折騰得筋疲力盡，一天多沒吃飯，連口水都沒喝，身上也未帶任何隨身之物，就連解手用的大便紙，也不得不用土坷垃代替。在生命處於危險之中，平時不愛開玩笑的彭真這時卻風趣地說:「這比長征好多了，可惜我沒經過長征！」
在北京，有周總理這棵參天大樹護著，彭真等元勛們還好過些。可1969年底，林彪一個「一號令」，把這些老幹部都疏散到各地，分而治之。林彪就指使他在各地的心腹，對這些老幹部繼續迫害。彭真被下放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接受“勞動改造”，儘管當時林彪、江青的爪牙們百般迫害他，彭真始終沒有屈服，他堅信黨終有一天會弄清這個問題。面對著林彪、江青的淫威，他像一棵傲雪的勁松，在這艱難的日子裡，抗爭著，挺立著。
當地農民們的民風是樸實的，他們以一種樸素的情感愛戴著這些老前輩。彭真在這些人中間，可以更清楚地看清楚這場政治風雲的實質。於是他更堅信有一天會烏雲散盡，還人民一個晴朗的天空。彭真思索著國家和人民的前途，這一切都支撐著他生命之火頑強地燃燒著，他希望有一天能扭轉這個亂世，作出一個共產黨人應有的貢獻，就像他最初的抗爭一樣，為了真理，為了祖國和人民，他忍辱負重，默默地忍受著一切對他的打擊和誣衊。
林彪集團覆滅後，1973年彭真的政治環境寬鬆了一些。他可以和他的家人經常見見面，他相信不久的將來，烏雲就會散盡，他的沉冤也會得到昭雪。
這一天終於來到了，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經過兩年的撥亂反正，1979年2月中央正式做出決定給彭真平反。6月份，他在全國人大五屆二次會議上被補選為副委員長，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80年兼任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同年9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79年以來，先後領導了刑法、刑事訴訟法、憲法和其他一些重要法律的制訂和修改。他長期主持政法工作，對促進和加強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1983年6月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這棵傲雪的勁松終於度過了寒冬，迎來了一個春花爛漫的春天。
文章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作者:顧保孜/著 杜修賢/攝影 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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