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鑄(左)和曾志(右)、陶斯亮(中)合影
陶鑄是怎樣成為「第四號人物」的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會議的最後一天（即8月12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臨時增加一項議程: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公佈的改選結果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上升至第二位，代替劉少奇成為接班人，但這在人們的意料之中。而剛由地方調到中央工作才兩個多月的陶鑄成為「第四號人物」，卻是一個需要加以說明的問題。到現在為止，關於這個問題有幾種不同的版本。
第一種版本是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的回憶。據他說:“在選舉常委時，鄧小平得了全票，主席本來將鄧小平排在第四位。江青雖然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但常委名單的排列次序卻是她定的。這在黨史上是罕見的。她說鄧小平犯了錯誤，為什麼還升了，過去第七位，現在第四位了。他的名次要在陳伯達的後面。她又說陳伯達太老實，壓不住鄧，陶鑄厲害，調上去。本來陶鑄的名次在第十一位，調到了第四位。”
對王力的這種說法，許多人（包括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認為，是瞎說，開玩笑，不足信，江青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樣大的影響力和決定力。況且江青對陶鑄也不會那樣有好感。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江青曾鼓動陶鑄揭發和批判鄧小平、劉少奇，遭拒絕，她正耿耿於懷，怎麼會為提高陶鑄的地位而用力呢？
第二種版本是陳伯達兩位秘書的回憶。他們說，在醞釀常委名單時，陳伯達位次「第四」。陳自覺自己不行，他特別害怕外事工作，便向毛澤東表示:“我書生氣十足，這個位置對我不合適。”毛澤東對他說:“你去掉書生氣不就行了嗎？”陳仍忐忑不安，他讓秘書給毛澤東寫信，要他們向毛澤東說明自己不適合這個位置。秘書感到很為難，這種事他們怎麼能做和敢做呢？他們又說，對這個問題，周恩來也表示了意見。周恩來跟毛澤東說，我如外出，誰來代替我？鄧小平已犯錯誤，不能代替，恐怕還是陶鑄好些。毛澤東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於是就把陶鑄從後面提到了陳伯達前面。
陳伯達的這兩位秘書的說法，尚未見諸文字。當筆者跟比較知情的人議論陳伯達推讓「第四位」的問題時，他們認為不一定可信。
第三種版本是《周恩來年譜》和《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書中的說法。《周恩來年譜》載:8月6日（指1966年），到毛澤東處開會，商量現有的和擬補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候補委員及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名單。會後，根據會議商定擬出一份名單草案報毛澤東和林彪。毛澤東審定時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單，把原列於第七位的陶鑄勾到列於周恩來之後，陳伯達之前的第四位。《苦撐危局》中說:八屆十一中全會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八屆十一中全會「炮打司令部」後，劉少奇、鄧小平雖然還是政治局常委，但實際上已經靠邊站了，黨和國家的重任就壓在了周恩來的身上。鑒於這樣一種局勢，在討論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時，周恩來建議陶鑄來協助他處理黨和國家的日常事務。毛澤東採納了周恩來的建議，並在審閱政治局常委名單草案時，親自用紅筆把陶鑄的名字勾到周恩來名字之後、陳伯達名字之前。這種說法於實、於情、於理都比較可信和可靠。
第四種版本即陶鑄夫人曾志的回憶。她說，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單。原來陶鑄排在較後面，主席親自用紅筆把陶鑄勾到總理之後、陳伯達的前面，這就是所謂的「第四號人物」的來歷。對此，陶鑄說過:“我是新上來的，排太前不好，我認為應把我放到富春後面。我去見了主席，要求把陳伯達調到第四位來。我說陳伯達長期在你身邊工作，對主席思想領會比我快。主席說已經定了，不變了，伯達那裏我找他談談。”
是否還有其他版本，筆者目前還沒有看到。從這幾種版本看和進行比較:（一）王力的說法，即把陶鑄提到第四位是根據江青的意見定的，不可信，不可傳；（二）把陶鑄提到第四位，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可能還徵求了林彪的意見）根據需要和實際情況商定的，這恐怕是事實，也符合情理。（《黨史博覽》2003年第6期）
陶鑄與轟動一時的「換頭術」事件
「文革」時期，為了現實政治的需要，有一些照片被“換頭”或“切頭”的事例。“造偽者”的動機很複雜:他們有的是出於無奈的好意，有的則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書寫歷史的不二法則。“出於無奈的好意”的，如陶鑄被毛澤東提升為「第四號人物」之後的照片事件。
「文革」之初，陶鑄是位居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在一幅1966年天安門城樓上的領袖照片中，周恩來在講話，陶鑄則立於毛澤東的右側，毛的左側則是林彪，由此可見其地位。此前，陶鑄由鄧小平推薦，從廣東調至北京，在中央工作，但很快，他就與中央「文革」小組的那批人搞不到一塊。如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他居然會支持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也沒有按照江青的授意去揭發和批判劉少奇，相反，他倒是支持和配合周恩來保護了一批老幹部，特別是對介紹和提議讓他來中央工作的鄧小平，陶鑄更是用心良苦:當時他分管宣傳口，在審查國慶17周年的新聞照片時，他指示必須要有鄧小平的頭像，結果，新華社進行了技術處理，即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領導人之中，隱去了一位領導人的頭像，換上了鄧小平的頭像。
對於此事，後來《陶鑄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中說:當時，「陶鑄依然真誠地按黨的原則辦事，他認為:劉、鄧即使有錯誤，也是認識問題，況且劉少奇仍然是國家主席，鄧小平還是黨的總書記。因此，在他主管的新聞宣傳上，一如既往地把劉、鄧作為國家領導人來對待。例如，這一年國慶檢閱的新聞照片，按規定照例要有一張毛主席和劉少奇主席兩人在一起的一張，這次依然循章辦事，審稿時，陶鑄發現沒有鄧小平的鏡頭，當即指示新華社一定要有鄧小平的照片。新華社的同志就遵照陶鑄的指示，以技術處理做了補救，他們將一幀照片的一位同志隱去，將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補過來，這就是後來被‘四人幫’列為陶鑄的一大‘罪狀’，大肆渲染轟動一時的所謂‘換頭術’事件。」陶鑄夫人曾志也在《陶鑄在最後的歲月里》的文章中回憶說:此事之後，“主席與少奇的那張（照片），江青也子虛烏有地指責是陶鑄拼接成的。”
顯然，這對已經與陶鑄鬧翻了的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人，則不啻是意外得到的一顆“倒陶”的“炸彈”。不久，江青等開始向陶鑄發難，認為他執行了“劉、鄧路線”，並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時有意安排在報紙和電視上出現劉、鄧的照片；毛澤東也用非常嚴厲的語言批評陶鑄“很不老實”，再加上這時又獲得了陶鑄是“叛徒”的誣陷材料，這也就讓一貫痛恨“叛徒”的毛澤東痛下決心。於是，繼劉、鄧之後，又搞掉了第三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派”也即“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
（摘自《歷史學家茶座》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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