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鑄(左)和曾志(右)、陶斯亮(中)合影
陶鑄是怎樣成為「第四號人物」的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會議的最後一天（即8月12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臨時增加一項議程: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公佈的改選結果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上升至第二位，代替劉少奇成為接班人，但這在人們的意料之中。而剛由地方調到中央工作才兩個多月的陶鑄成為「第四號人物」，卻是一個需要加以說明的問題。到現在為止，關於這個問題有幾種不同的版本。
第一種版本是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的回憶。據他說:“在選舉常委時，鄧小平得了全票，主席本來將鄧小平排在第四位。江青雖然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但常委名單的排列次序卻是她定的。這在黨史上是罕見的。她說鄧小平犯了錯誤，為什麼還升了，過去第七位，現在第四位了。他的名次要在陳伯達的後面。她又說陳伯達太老實，壓不住鄧，陶鑄厲害，調上去。本來陶鑄的名次在第十一位，調到了第四位。”
對王力的這種說法，許多人（包括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認為，是瞎說，開玩笑，不足信，江青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樣大的影響力和決定力。況且江青對陶鑄也不會那樣有好感。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江青曾鼓動陶鑄揭發和批判鄧小平、劉少奇，遭拒絕，她正耿耿於懷，怎麼會為提高陶鑄的地位而用力呢？
第二種版本是陳伯達兩位秘書的回憶。他們說，在醞釀常委名單時，陳伯達位次「第四」。陳自覺自己不行，他特別害怕外事工作，便向毛澤東表示:“我書生氣十足，這個位置對我不合適。”毛澤東對他說:“你去掉書生氣不就行了嗎？”陳仍忐忑不安，他讓秘書給毛澤東寫信，要他們向毛澤東說明自己不適合這個位置。秘書感到很為難，這種事他們怎麼能做和敢做呢？他們又說，對這個問題，周恩來也表示了意見。周恩來跟毛澤東說，我如外出，誰來代替我？鄧小平已犯錯誤，不能代替，恐怕還是陶鑄好些。毛澤東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於是就把陶鑄從後面提到了陳伯達前面。
陳伯達的這兩位秘書的說法，尚未見諸文字。當筆者跟比較知情的人議論陳伯達推讓「第四位」的問題時，他們認為不一定可信。
第三種版本是《周恩來年譜》和《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書中的說法。《周恩來年譜》載:8月6日（指1966年），到毛澤東處開會，商量現有的和擬補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候補委員及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名單。會後，根據會議商定擬出一份名單草案報毛澤東和林彪。毛澤東審定時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單，把原列於第七位的陶鑄勾到列於周恩來之後，陳伯達之前的第四位。《苦撐危局》中說:八屆十一中全會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八屆十一中全會「炮打司令部」後，劉少奇、鄧小平雖然還是政治局常委，但實際上已經靠邊站了，黨和國家的重任就壓在了周恩來的身上。鑒於這樣一種局勢，在討論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時，周恩來建議陶鑄來協助他處理黨和國家的日常事務。毛澤東採納了周恩來的建議，並在審閱政治局常委名單草案時，親自用紅筆把陶鑄的名字勾到周恩來名字之後、陳伯達名字之前。這種說法於實、於情、於理都比較可信和可靠。
第四種版本即陶鑄夫人曾志的回憶。她說，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單。原來陶鑄排在較後面，主席親自用紅筆把陶鑄勾到總理之後、陳伯達的前面，這就是所謂的「第四號人物」的來歷。對此，陶鑄說過:“我是新上來的，排太前不好，我認為應把我放到富春後面。我去見了主席，要求把陳伯達調到第四位來。我說陳伯達長期在你身邊工作，對主席思想領會比我快。主席說已經定了，不變了，伯達那裏我找他談談。”
是否還有其他版本，筆者目前還沒有看到。從這幾種版本看和進行比較:（一）王力的說法，即把陶鑄提到第四位是根據江青的意見定的，不可信，不可傳；（二）把陶鑄提到第四位，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可能還徵求了林彪的意見）根據需要和實際情況商定的，這恐怕是事實，也符合情理。（《黨史博覽》2003年第6期）
陶鑄與轟動一時的「換頭術」事件
「文革」時期，為了現實政治的需要，有一些照片被“換頭”或“切頭”的事例。“造偽者”的動機很複雜:他們有的是出於無奈的好意，有的則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書寫歷史的不二法則。“出於無奈的好意”的，如陶鑄被毛澤東提升為「第四號人物」之後的照片事件。
「文革」之初，陶鑄是位居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在一幅1966年天安門城樓上的領袖照片中，周恩來在講話，陶鑄則立於毛澤東的右側，毛的左側則是林彪，由此可見其地位。此前，陶鑄由鄧小平推薦，從廣東調至北京，在中央工作，但很快，他就與中央「文革」小組的那批人搞不到一塊。如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他居然會支持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也沒有按照江青的授意去揭發和批判劉少奇，相反，他倒是支持和配合周恩來保護了一批老幹部，特別是對介紹和提議讓他來中央工作的鄧小平，陶鑄更是用心良苦:當時他分管宣傳口，在審查國慶17周年的新聞照片時，他指示必須要有鄧小平的頭像，結果，新華社進行了技術處理，即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領導人之中，隱去了一位領導人的頭像，換上了鄧小平的頭像。
對於此事，後來《陶鑄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中說:當時，「陶鑄依然真誠地按黨的原則辦事，他認為:劉、鄧即使有錯誤，也是認識問題，況且劉少奇仍然是國家主席，鄧小平還是黨的總書記。因此，在他主管的新聞宣傳上，一如既往地把劉、鄧作為國家領導人來對待。例如，這一年國慶檢閱的新聞照片，按規定照例要有一張毛主席和劉少奇主席兩人在一起的一張，這次依然循章辦事，審稿時，陶鑄發現沒有鄧小平的鏡頭，當即指示新華社一定要有鄧小平的照片。新華社的同志就遵照陶鑄的指示，以技術處理做了補救，他們將一幀照片的一位同志隱去，將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補過來，這就是後來被‘四人幫’列為陶鑄的一大‘罪狀’，大肆渲染轟動一時的所謂‘換頭術’事件。」陶鑄夫人曾志也在《陶鑄在最後的歲月里》的文章中回憶說:此事之後，“主席與少奇的那張（照片），江青也子虛烏有地指責是陶鑄拼接成的。”
顯然，這對已經與陶鑄鬧翻了的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人，則不啻是意外得到的一顆“倒陶”的“炸彈”。不久，江青等開始向陶鑄發難，認為他執行了“劉、鄧路線”，並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時有意安排在報紙和電視上出現劉、鄧的照片；毛澤東也用非常嚴厲的語言批評陶鑄“很不老實”，再加上這時又獲得了陶鑄是“叛徒”的誣陷材料，這也就讓一貫痛恨“叛徒”的毛澤東痛下決心。於是，繼劉、鄧之後，又搞掉了第三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派”也即“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
（摘自《歷史學家茶座》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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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前排右一)在紐約貝夫人家
張學良在紐約的「女朋友」
1991年3月10日，漢卿先生身著灰色西裝，頭戴法蘭西便帽，鼻樑上架著一副金邊墨鏡，在夫人趙一荻女士陪伴下，儀態從容、步履穩健地步入了台北桃園中正機場。他們要從這裏乘坐華航飛機，前往美國探親。這是他第三次出國了。第一次，東渡日本觀操，那年他剛滿二十歲，自是少年得志，意氣風發；第二次是1933年，抗戰失利，引咎辭職，懷著痛苦、沉重的心情前往歐洲考察。
此行何為？他向台灣當局講的唯一理由，就是去看望子女。不過，漢公私下裏曾對幾位友人說過，要去紐約會朋友，會的是女朋友。這番話，宛如一塊大石頭投入水中，立刻激起了軒然大波。漢公在美國還有女朋友？簡直是天方夜譚！莫不是又在開玩笑吧？
於是，人們進行猜測:顯然不是已經解除婚約的于鳳至，這位老人已於一年前去世了；那麼，該是蔣夫人宋美齡吧？她可是漢公幾十年的摯友啊！而且又長住紐約。不過，據知情人講，這段時間蔣夫人恰恰不在美國……不管是誰，反正是有所愛就有懷念，有懷念、有牽掛就有期盼吧！
漢公夫婦所乘飛機在三藩市著陸以後，就被女兒、女婿接到家去了。自有一番訴不完的離緒別腸，說不盡的天倫之樂；四天過後，老兩口又去了洛杉磯，數日勾留中，除了同子女歡聚，還拜掃了于鳳至墓。然後，夫人留下來，漢公由孫兒、孫媳陪同前往紐約，下榻於曼哈頓花園街貝夫人的豪宅，一住就是三個月。這樣，「女朋友」之謎也就揭開了。
張學良與貝夫人的前緣
貝夫人名叫蔣士雲，1910年出生於江南古城蘇州，由於上有一兄兩姊，故稱為「四小姐」。她天生麗質，聰明早慧，開始在國內學習英語，後隨外交官的父親遠走歐陸，留學於法國巴黎；1927年隨父回到北京，與少帥相識於外交總長顧維鈞的宴席上，互相都留下了美好印象。爾後，他們又在上海重逢，赴宴、伴舞、出遊，總是以英語互通情愫，談得十分愜意。滬上名媛丰姿綽約，關東少帥倜儻風流，兩人心底里深深地埋下了愛戀種子。
少帥誠邀四小姐到奉天的東北大學就讀；而她礙於巴黎的法文學業尚未結束，不想半途而廢，請求假以時日，少帥表示理解與支持。但閱世頗深的他，也隱約感到，這個窈窕少女如此力攻法文，心向歐陸，其發展方向必定不在國內，這與現實處境不無齟齬。在北去的列車上，他望著窗外飛揚的雪花，心中一片惘然。之後，他仍然不斷收到四小姐寄自巴黎的書信，知道她心中也充滿著矛盾。
1930年年末，結束了巴黎學業，蔣士雲即匆匆返回上海。她實在難以割捨對少帥的一片戀情，新年一過，就興沖沖地登車北上。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當他們在北京相見時，卻發現少帥身旁，于鳳至之外，還有一個女秘書，並且從少帥口中了解到這位捷足先登的趙四小姐的曲折來歷。這樣，儘管兩人歡聚如常，卻共認「鴛盟」緣分已盡，最後，惟有灑淚而別。
幾個月後，蔣士雲即乘義大利郵輪遠赴歐洲，開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她下決心斬斷情絲，把失戀的痛苦化做發憤讀書的動力。一次，在羅馬城意外地邂逅了一位熟人——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貽。他因髮妻新喪，國外度假，解悶消愁。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況又曾相識。悼亡、失戀，同病相憐。交談數日，兩顆孤寂的心靈終於碰撞出愛情的火花，蔣士雲毅然應允了貝祖貽的求婚。
翌年春初，已經背上「不抵抗將軍」的惡名、處於焦頭爛額之際的少帥，聽到蔣、貝結褵滬上的消息，派員專程送去賀禮，極表祝福之忱。婚後，蔣、貝長期寓居國外，鶼鰈相親，恩愛夫妻長達半個世紀，直到1982年貝祖貽病逝於紐約。貝夫人說，貝先生和少帥有一點很相同:口才好，會講話，有風趣，愛說笑話，愛熱鬧。
西安事變前，貝夫人從歐洲回到上海。當她聽說少帥送蔣回寧，被關押起來失去了自由，萬分挂念，立即投入營救活動，與于鳳至一起在國民黨上層人士中奔走呼號。後來，她從秘密渠道獲悉少帥被囚禁於奉化雪竇山，經與軍統局聯絡，獲准前往探視。少帥被押解到台灣之後，知情重義的她，又專程從美國飛赴台北，在一家餐館裏宴請、慰問，併到家中探望。紅顏知己的「驚鴻一瞥」，對於已成“涸轍之鮒”的少帥來說，直如清泉灌注，潤澤心胸。走後多日，他還感到摯友的知心話語仍在耳邊縈繞。而掛在貝夫人嘴上的，則是:
少帥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為人豪爽，重承諾，講信義……我認為，張將軍是那種可以終身引為朋友的人！我很佩服他這個人！
異域黃昏的「柏拉圖」情
「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已是耄耋之年的兩位老人，有幸在萬里之遙的異域重逢，重拾舊日情懷於生命的黃昏，給這場「柏拉圖」式的絕版情愛，畫上一個雖不滿足卻也滿意的句號，也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吧？
貝夫人覺得，當日風雲叱吒、活虎生龍般的少帥，在五十四載的軟禁中，度過了難以想像的苦澀歲月，冤枉、委屈且不說，也實在是太虧欠、太熬苦了！如果不能在有生之年作一次有效的補償，這昂藏的七尺之軀，豈不是空在陽世間走一遭！「所以，這次，」貝夫人說，“我一定讓半生歷盡苦難的漢公，真正感知到人生的樂趣”；要他見見老朋友，廣泛地接觸各界，也體驗一下國外的社會生活，“看看我們在美國怎樣過日子”。
好在漢公雖已年屆高齡，但身體尚稱硬朗，尤其是來到了紐約之後，就像吞服了什麼靈丹妙藥，容光煥發，聲音洪亮，精神十足，興緻異常高漲。為此，貝夫人便精心策劃，周密安排各項活動，整個日程都排得滿滿的。漢公也予以主動的配合、高度的信任。對於一切求見者，他都是一句話:「貝太太就是我的秘書。你任何事情都通過她，由她替我安排好啦！」
作為虔誠的基督教徒，漢公還經常由貝夫人陪著去華人教堂，或作禮拜，或聽牧師佈道。4月7日上午10時，當牧師宣佈張學良先生到來時，堂內兩百多名會眾立即起身鼓掌，漢公面帶微笑，向大家頷首致謝，然後就坐下來聆聽牧師佈道。結束之後，他剛剛起身，就見一位白髮蒼蒼、拄著拐杖的老者，眼含熱淚，對他訴說:
少帥呀少帥，我們盼了你多少年，等了你多少年啊！當年在奉天，我遠遠地望著你騎著高頭大馬從北大營出來。少年英雄，讓人好欽佩、好羨慕啊！後來聽說你西安舉事，被關了，被囚了，我心裏多少年不是滋味。現在，沒想到我還能活著見到你……
漢公激動地握著老人的手，顫聲說道:「學良無德無能，還讓身處異鄉的故人這麼牽掛，真是慚愧得很。」
西方有「足歲祝壽」的習俗，是年恰值漢公九十整壽。壽誕之日還沒到，在美的大批親友，特別是寓居紐約的東北軍耆舊和東北同鄉會友，便接連不斷地前來為他祝壽，先後達八九次。
5月30日晚，曼哈頓萬壽宮燈盞齊明，紐約「華美協進社」在這裏為漢公舉辦九秩壽慶。台灣工商界巨子王永慶聞訊後，以不能蒞臨為憾，特意捐贈五萬美元作為壽禮。四百多名中美人士歡聚一堂，其中包括蔣介石的孫子，宋子文、孔祥熙的女兒們。七時許，漢公由貝夫人陪同，興緻勃勃地步入堂內，頓時歡聲四起，閃光燈耀同白晝。
漢公突然發現，前方有兩列老人，齊刷刷地分立左右。隨著「校長，你好！」一陣歡呼，左列老人一齊行九十度鞠躬禮，待到抬起頭來，盡皆淚花滿眼。肅立於隊首的是東北大學在美校友會會長張捷遷，這一列的老人全是當年東北大學的學子。漢公剛要開口答話，只聽右列為首的老人、當年他的機要秘書田雨時一聲口令:“副司令到，敬禮！”站在右列的昔日東北軍軍官們挺直腰板，行軍禮致敬。
瞬間，漢公彷彿又回到了奉天，正在主持東北大學的開學典禮和在北大營檢閱著二十萬家鄉子弟兵，從而，重溫了早歲的桑梓濃情，並在一定程度上找回了他在世人心目中的英雄地位。他深情地凝望著這些白髮蒼顏、垂垂老矣的文武兩班部下，將激動得有些顫抖的右手舉向額際，向眾人鄭重還禮。
目睹這一感人至深的場面，《紐約時報》資深記者索爾茲伯里對座旁美國前駐華大使的夫人包柏漪說:「這份榮耀，只有張學良擔當得起！」
這個期間，漢公有機會同當年的老部下、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呂正操開懷暢敘。他說:「我看，台灣和大陸的統一是必然的，兩岸不能這樣長期下去。」並表示，“有生之年願為祖國和平統一盡點力量。”貝夫人還幫他聯繫哥倫比亞大學做“口述歷史”，會見一些學界名流。她知道漢公喜歡吃，好玩、好賭，便特意陪他到固定的飯館進餐，主要是吃餃子；還多次欣賞京劇演出，到華盛頓看跑馬，看球賽，看划船；除了經常在家裏搓麻將，又去了兩次大西洋城賭場，玩了“二十一點”。真是不知老之已至，玩得不亦樂乎。
一位心理學家說過，要想知道一個人愛不愛你，就看他和你在一起時，有沒有活力，快活不快活，開不開心。漢公不止一次地說，在紐約的三個月，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時光；也是他自1937年1月被幽禁以來，最感自由的九十天。這大概指的是，不僅身邊再沒有國民黨便衣特務跟梢、偵查；而且，也擺脫了夫人趙一荻出於關心愛護的約束與限制，從而真正做到了率性而為，無拘無束。
聽說，漢公晚年曾私下裏講過:「趙四是對我最好的，卻不是我最愛的，我的最愛在紐約。」好事的記者曾就這番話，單刀直入地求證於貝夫人:“漢公說，他的最愛在紐約，那就是您吧？”貝夫人靦腆地應對:“隨他怎麼說，隨他怎麼說。”
對於漢公天性，聰明絕頂的蔣四小姐，可說是深知深解，儘管彼此相聚無多。她知道，漢公喜歡熱鬧，願意與外界接觸；喜放縱，厭拘束，不願難為自己，委屈自己；逆反心理強，你越限制他，他越要亂闖。為此，應該任其自然，順情適意，讓他回歸本性，還其本來面目。這也是一種補償，因為他的大半生過得太苦了，應該抓緊時光好好地享受一把。
這是趙四小姐無力提供、也不想提供的。應該肯定，出於真愛與痴情，趙四小姐為漢公已經付出了一切。黑格爾老人說過，愛是一種忘我境界。烏赫托姆斯基認為，「愛情不單單是情感，而且是一種奉獻」，也就是“把自己的整個身心都轉到另一個人身上”。趙四小姐做到了這一點。
但是，在尊崇個性、順其自然方面，她缺乏應有的氣魄與膽識。起碼，她擔心如此放手，會累垮所愛，適得其反。而蔣四小姐卻認為，老年人只要體力允許，這種「信馬由韁」地解放身心，極為有益。兩個同樣竭誠儘力的“保健醫生”，所持方略截然不同。實踐表明，後者是正確的。這為蔣四小姐贏得了一個滿貫。
盛筵不再，空留憾恨
當然，要說最後的勝利者，還是趙四小姐。與蔣四小姐只有義務、只有感情不同，她的手中握有兩宗制勝的法寶:一是道德，黑格爾老人說過，道德是弱者用來制約強者的工具；二是權利，她有予取予奪、支配一切的權利，關鍵時刻，她可以叫停，煞車。九十天中，她正是祭起這兩樣法寶，多次電話催駕，要丈夫早些回去。漢公儘管不情願，但又不忍過拂盛意，只好來個「華麗的轉身」。結果，盛筵不再，空留下一腔因情而痛、刻骨銘心的憾恨。
一場凄婉動人的悲喜劇，隨著男主角的黯然退場而落下了帷幕。落寞的女主角，除了無可奈何的追憶，便只握有苦訴與陳情的專利。她說，令我最感困惑的是，自從漢公被趙一荻接回去，直到一年後他們長期定居夏威夷，本來是離得很近的，卻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而且斷了聯繫，連通個電話都成為不可能。紐約分手，原以為後會有期，萬沒想到，竟是永生的訣別！
事過八年之後，在回答祖國大陸訪談者的提問中，她還說到:
和漢公分手以後，我打過兩次電話，打不進去。我知道有人阻攔。他不便跟外界接觸，大概是覺得不方便，也許不自由。他們的生活很奇怪，沒有他的自由。有很多外國人要去看他，他不能見。到底為什麼，莫名其妙。我想，他一定覺得很苦。都到這個年紀了，還要怕什麼？就是他內人管，這也是多餘的。反正這麼大年紀了，讓他自由好了。自由是最要緊的。
于鳳至器量大，這個人很了不起。她將少帥讓給趙一荻，自己難過自己克服，少帥覺得怎麼好就怎麼做。趙一荻器量小、專制，她一向不喜歡少帥和朋友來往，不要他和別人接觸，要控制少帥。她不了解，像少帥這種人，怎麼可以不見朋友呢！不過，她陪著少帥，幽居了幾十年，實在不容易。
漢公第一次到美國來時，那麼開心。我很多朋友請他吃飯。他定居夏威夷後，思維依舊清晰，會想這裏的朋友，但他能有什麼辦法呢？我就不懂趙一荻，在台灣跟他見面，趙一荻攔住他，希望最好不要見我。這大概是女人和女人之間總有看不開的地方。在紐約的時候，少帥身體特別好，手杖都不用，腦筋又清楚，說話談笑風生，特別幽默。我勸他不能坐輪椅，坐慣了輪椅腿就沒用了。搬到夏威夷以後，精神就慢慢不行了。現在，大概要整天坐著了，真沒意思。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到頭來，曲終人散，空留下一番凄美的追憶。此日重尋舊跡，只能在每個禮拜天，看到身著體面服裝的貝夫人閃現於華人教堂中的身影，而身旁的漢公已經不見了。定居美國數十年，她一直沒有任何信仰。但是，自從每周陪同漢公到教堂來做禮拜和聽牧師講經佈道，受到了深深的熏染與陶冶，從此，她便也信奉了基督教。她把所愛的人的信仰作為自己暮年的唯一追求，以此寄託無盡的懷念與追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