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歷史誤會的人：叛黨者張國燾的是與非

許世友曾說：「黨內除了主席，誰也不是張國燾的對手」，而在毛澤東的記憶中，與張國燾的鬥爭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時刻。任何一本中共黨史，都跳不過張國燾這個名字，他在歷史上的功績和錯誤都無比鮮明，有文章用A面和B面來解讀他的一生，但很久以來他在中共黨史上最顯著的標籤是：叛徒。

隨著近些年檔案資料的不斷公佈，黨史研究的不斷深入，有專家指出，雖然張國燾在革命過程中犯過嚴重錯誤，甚至中途叛變，但不應當遮蓋其在建立中國共產黨過程中的歷史貢獻。《建黨偉業》中扮演張國燾的青年演員李晨說：「張國燾這個人在建黨初期的時候，還是一個很單純的熱血青年，他在黨史前期很重要，後期很特殊，我們要做的是正視歷史……」

出身官紳世家

張國燾出身江西萍鄉的官紳世家，父親是為官的，同時經營錢莊，張家生活富足，家世顯赫。張國燾是家中長子，父親對他寄予厚望。張氏父子常常會有思想交流，其中不乏新舊思想的碰撞。1916年10月，張國燾考入北京大學理科預科。北大求學時期，張國燾常常把自己閱讀的《新青年》之類的進步書刊，寄給父親，並堅決回絕了家裏安排的親事。張國燾的口才很好，在北大，他積极參加學生運動，四處進行革命宣講。對於他的口才，後來紅四方面軍的老人回憶道：「張主席的戰前動員是最好的，每個指戰員聽了都熱血沸騰，鬥志昂揚。」

1919年張國燾與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首次相遇，當時張是學生領袖，而毛是北大圖書館助理員，李大釗向毛澤東介紹說：「這位是張特立，張國燾同志。」毛澤東迎上前，熱情地同張國燾握手，自我介紹說：“我是湖南毛潤之。”張國燾點點頭，然後旁若無人地與李大釗高談闊論起來。許多年後，毛澤東在陝北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談及這次相識，深有感觸地說：“他們看不起我這個鄉下土包子。”

「五四運動」成就張國燾

真正把張國燾推上歷史前台的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爆發時，張國燾是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講演部是各校運動積極分子雲集的地方，人數眾多，僅北大就有800多人。張國燾把這些人分別組成若干講演團和講演小隊，到北京城內外街道、火車站以及集鎮等地露天講演，散發及張貼宣傳品，宣傳抵制日貨，揭露北京政府和親日派。

在這場由遊行最終演變為痛打賣國賊的事件中，張國燾始終沖在前面，並成為第一批被抓的學生領袖。6月7日，北京大學門口，全體學生們熱烈歡迎張國燾等出獄。張國燾挺著胸膛，昂首邁步，走在隊伍最前排，像個從前線凱旋的英雄。張國燾的能力和才華是出類拔萃的，但他為人心胸狹窄，虛榮心強，好強爭勝，容不得別人對他的反對。

6月中旬，全國學聯在上海成立，張國燾作為北京學聯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大會，他被推選負責總務工作，對此職務，張國燾十分不滿。而此時，有「五四運動總司令」之稱的陳獨秀和北京學聯11位重要負責人被北京政府逮捕。消息傳到上海，在滬的北京學生代表決定，派不願在全國學聯就職的張國燾立即返京，組織營救工作。當時北京學聯正群龍無首，張國燾旋即被推為總幹事。對於這個職位張國燾很滿意，頗有成就感，工作十分積極。他不僅主持會議，指導內部工作，還負責對外通訊聯絡，溝通各校學生意見等等，忙得不亦樂乎。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忙得有一個月沒有回到自己的寢室了，疲倦了就在辦公室的睡椅上躺一會，吃飯也在辦公室，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

但是一次次請願的失敗讓張國燾失去了往日的熱情，他開始反對學生請願，並申訴自己的理由說：「學生無後盾！」他轉入北大哲學系，決定一心完成學業，以期將來功成名就。但是張國燾已經被當局列入黑名單，不得不在組織的安排下轉移上海，經歷了短暫的流亡歲月。

延安時期，張國燾（左）與毛澤東在一起

開辦工人補習學校

張國燾在上海時期，曾與陳獨秀暢談救國理想，創建中國共產黨。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在上海和陳獨秀談到黨綱、黨章等許多具體問題，「希望李大釗先生和我從速在北方發動，先組織北京小組，再向周邊城市發展。」

回到北京後，已經耽誤一個學期課的張國燾得到了學校和教授的優待，總是能得到一個善意的及格分數。張國燾便常常泡在北大圖書館，他在李大釗的引導下，大量閱讀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歷經流亡失落的他重拾信心，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

1920年，共產主義小組在北京組建。李大釗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主要是指導工人運動。李大釗從他每個月140元的工資當中拿出80元，作為北京支部的活動經費，在他的指導下，北京共產黨的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其中最顯著的要數張國燾負責的長辛店工人運動。長辛店距北京城21公里，京漢鐵路北段的修車廠設在這裏，有工人3000餘名。張國燾經過調查，決定在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讓工人及其子女接受教育，這是發動工人運動的最佳方式。

開辦學校是需要經費的，張國燾不願再向李大釗開口，於是將當年家中郵寄給他的一年生活費300塊錢捐出來。支部的同志都儘力捐款，此後這項制度逐漸沿襲下來，最終成為中共黨費的來源。

張國燾、鄧中夏、張太雷等人乘火車來到長辛店，動員工人和子弟踴躍報名參加補習學校。張國燾口才出眾，演講受到了工人的熱烈歡迎。補習學校開辦初期，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等輪流擔任教員，李大釗也曾到學校講課。這一時期，張國燾常常替李大釗接待前來借閱書刊、展開辯論的師生。在張國燾的回憶里，中共一大時「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張國燾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多年後，周恩來對要脫黨出走的張國燾說：“這個黨是你創建的，你不能離開啊！”

張國燾能作為中共一大代表並擔任主持人的重要角色，與李大釗對他的看重有很大關係。但是1924年張國燾被捕，在敵人嚴刑逼供下所寫的供詞中，排在前面的就是李大釗，這間接導致了李大釗1927年被敵人殺害。這個隱藏了多年的秘密，直到建國後，北洋政府的京師警察廳檔案解密後才真相大白。

建設紅四方面軍，大搞「肅反」

1927年8月1日，張國燾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裝起義，代行政治局職權。張國燾曲解了黨中央關於「起義要慎重」的意見，要求重新討論起義。憤怒的李立三和周恩來拍案而起。當時，知道起義秘密的人已過百，一些起義部隊正在調動，起義已經無法阻止。最終，張國燾只得服從多數。

「張國燾‘假傳聖旨’差點葬送南昌起義」成為國內史學界的常見觀點，但是張國燾至死都聲稱他“為了遵守紀律，曾不折不扣轉達了共產國際的旨意”。68年後，小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他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也清晰地認定張不是“假傳聖旨”。

1928年，中共奉共產國際之命在蘇聯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六大之後，張國燾被共產國際無限期留在蘇聯「學習」，糾正他的“機會主義傾向”。

1931年，剛從蘇聯回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國燾，赴鄂豫皖根據地，主持黨政軍全面工作。張國燾將紅軍游擊隊加以整組，在湖北黃安建立了紅四方面軍，破格提拔當時僅為副軍長的徐向前擔任方面軍總指揮，陳昌浩擔任總政委。

在張國燾的主持指揮下，紅四方面軍越戰越強，根據地日益擴大，成為三大根據地和三支主力紅軍中發展最快最強的一支。紅四方面軍和鄂豫皖的老人們至今還記得「跟著張主席，天天打勝仗」的歌謠。

建設紅軍的同時，張國燾也曾大搞「肅反」運動。這場“整肅”殺害了紅四軍多少人，至今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僅1931年11月22日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一文內就承認：“這次共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記述：「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而當時的紅四軍不過1.5萬人，還有數字是：12個團殺掉了六千人！

張國燾主持的「肅反」不僅殺人數量過多，刑訊逼供也非常殘酷。楊克武少將在回憶「肅反」那段經歷時說：“張國燾搞‘肅反’時，我在四方面軍政治科任科長，專搞‘肅反’，殺了一些人。刑罰也是很殘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頭釘竹籤子、站火磚、捆綁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那時生活艱苦，戰士們打地主的東西，在一起吃一頓飽飯，說這是‘吃喝委員會’。仗沒打好，說是對反革命手軟。”幾個月的「肅反」使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的地位無可撼動。

1935年，張國燾反對中央紅軍北上建立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決定。他在毛澤東率領一方面軍北上後，率部南下川康，另立「中央」。這期間，張國燾發給陳昌浩的一封“武力解決”中央紅軍的密電，成為其分裂紅軍的原罪證據。關於這份密電中的內容，張本人至死不承認，所有當事人的回憶也是說法不一，後來關鍵人物葉劍英也只說電文“語氣很強硬”。

而關於張國燾後來放棄另立「中央」的原因，有學者研究認為，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包括朱德等人的堅決抵制、康北地區惡劣的生存環境、共產國際的干預與調解、中共中央的正確策略等。

借祭掃黃帝陵叛黨

紅軍長徵到達陝西省北部的陝甘寧根據地。延安發起了大規模批判張國燾運動，無數的罪名和帽子扣在張國燾頭上，毛澤東甚至在延安公開羞辱張國燾。有一回看戲，演的是唐僧取經的內容。毛澤東突然對身邊的一個民主人士說：「唐僧西天取經誰最堅定？唐僧。誰最動搖？豬八戒。」接著他指著坐在他左邊只隔一個座位的張國燾，說：“他就是長征路上的豬八戒。”張國燾聞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來，向劇場外走去，罵道：“無恥。”毛澤東面不改色。面對這些羞辱，張國燾痛苦不堪，心灰意懶。

這時候，在蘇聯就企圖排擠和取代張國燾的王明從蘇聯回國，王明迫不及待地下令槍殺了張國燾手下的三位紅四方面軍高級幹部，罪名是「托派」。王明在與張國燾談話中說：“你不是‘托派’，不過受‘托派’利用。”張國燾更加惶惶不可終日。

1938年4月5日，張國燾在赴陝西中部祭掃黃帝陵之後，登上了國民黨方面的汽車揚長而去。周恩來等人百般勸阻無果，張國燾叛黨終成事實。張在自己的退黨聲明中說：「這個共產黨已經不是我畢生嚮往和為之浴血奮鬥的那個黨了！」

1949年前，張國燾攜全家前往台灣，但未能繼續在軍統任職，後隱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晚年張國燾靠給美國人寫回憶錄為生。關於他的死，大陸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這位中共創始人因無人照顧，凍死於加拿大多倫多的一家養老院，其夫人輾轉求助於蔣經國，才湊足了喪葬費用。但也有人指出，在加拿大這種福利健全的國家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情，這家養老院將面臨巨額賠償和法律問責，所以此事不實。無論怎樣，1979年12月，82歲的張國燾離開人世，死前叮囑兒子，他的墓要朝向東南。

本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1年第11期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編者按：

由《文史參考》雜誌社主辦的「文史大講堂」系列活動第六期於2011年5月20日在北京大學開講。中國著名學者、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金沖及在這次講座中，回顧了“新中國的前三十年”跌宕起伏的歷史發展畫卷。講座的主要內容分為三個部分：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反映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進程和正反兩方面的經驗。

曾有西方學者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於權力鬥爭。金沖及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反駁，他說，這個話是很說不通的，我們要問兩個問題，第一，毛澤東的權力當時是不是受到什麼威脅？誰能夠跟他的聲望與權力相比？不存在這個問題。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個人的權力，那用不著發動「文化大革命」,劉少奇那樣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就站不住了。

那麼，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什麼？他到底錯在哪裏？我們要吸取哪些教訓？下面我們摘編講座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小標題為編者加。

本期文史大講堂的現場視頻及文字實錄將在近期發佈，敬請關注。（人民網文史頻道 吳皓）

毛澤東的心理因素

「文化大革命」為什麼發生，鄧小平跟法拉奇的談話里說了那麼幾句話，他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做了錯誤的估計。”

為什麼毛澤東那時候提出要避免資本主義復辟，在他看來，頭腦里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中央領導層中，對有的問題的看法也並不完全一致，大家都熟悉的包產到戶，批判很突出的一條是「單幹風」。當時有的同志提出的還不僅僅是包產到戶，提了分田到戶。大家知道包產到戶所有制不改變，是管理制度的變化。分田到戶，那就牽涉到所有制的問題。當然提出來的同志也是好心，也是作為權宜的臨時措施，但這對毛澤東來講，這可了不得了。當時國民經濟比較快地恢復，毛澤東就感到原來有些人對困難估計得太嚴重了。

另外，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社會裏還有很多黑暗面。大家知道他很有名的一段批示，這些黑暗面要被作為一個階級來打到。他批在什麼地方呢？是當時農業機械部的部長陳正人給薄一波寫了一封信，他說，我這一次到洛陽拖拉機廠去蹲點，我知道了許多以前從來不知道的事情，他說我們現在有很多老幹部在我們取得了政權以後，他就處在當權的地位，他就可以利用特權為所欲為，這樣發展下去社會主義的企業就可能會變成資本主義的企業。薄一波在信上批,這是個問題，它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由於我們多年來沒有抓或者是很少抓階級鬥爭的緣故。毛澤東就在這個上面批，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種狀況不改變，“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中，最後必須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本主義打倒。”當時「四清」裏面，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大量的報告。當時把這個問題看得很嚴重。

還有一個就是彭德懷再次上書，他認為是「翻案風」。

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講，毛澤東曾經跟她說了那樣一段話，「我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他把這個問題看得很嚴重。

「文革」開始那一年，他73歲，他覺得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要防止國家改變顏色，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他跟阿爾巴尼亞一個代表說，“我的身體還可以，但馬克思總是要請我去的。”“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毛澤東和幾個人講，剛才講的幹部問題，現在幹部那麼多人，我們也不可能都認得，誰了解他，只有群眾了解他，只有發動群眾，充分來揭露，揭露來以後，在他看來，你是正確的，說一說也沒有壞處，將來再重新出來。不好的，這樣就可以發現，把它去掉。他還說，杜勒斯要把和平演變中國的希望寄託到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所以我們發動紅衛兵，讓他們年輕時候經過那麼一場鬥爭，當時稱為反修的鬥爭，他們長大了就能夠知道中國如何避免離開社會主義的道路。他是這樣的一套想法，所謂“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毛澤東犯了兩個非常極其的錯誤

那個時候已經進行了「四清」了，搞過一些文化方面的批判了，為什麼還要搞「文化大革命」呢？毛澤東認為，這些辦法只是枝枝節節，他說“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在他看來，「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一種方式。

但是，毛澤東犯了兩個極其嚴重的錯誤。

第一個是他把問題的嚴重性，甚至問題的性質判斷錯誤。

他把這些問題認為都是要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尤其是他認為他不在了，今後國家會不會變顏色，大家都熟悉的「516通知」裏面提到，“混進了黨內、政府內、軍內、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義的分子，有朝一日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改變顏色。”實際上，這種看法完全是混淆敵我、混淆是非，把問題估計得太嚴重了。「四清」時就講，看來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當時少奇同志還補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擋不住。當時就把這個問題看得那麼嚴重。

第二個是採取的方法是完全錯誤的。

應該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也有它的黑暗面，但這個黑暗面怎麼來消除，這要靠發展社會生產力，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採取措施，限制消除黑暗的東西。毛澤東當時發動群眾，一開始可以讓「群眾來一個放任自流」。大家知道，沒有正確的引導，中國6億人口的國家，情況複雜，那可了不得。文化大革命期間，從我們的經歷可以看到，往往因為在社會上，那時候是社會主義真正特權者人數很少，無非是待遇高一點兒，有的還有一點特權，一個是領導幹部，另一個是高級知識分子，你現在號召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跟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下，以前凡是自己覺得不得志的，幾乎都起來了。從我所接觸到的事情來看，平時所謂的恩恩怨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號下，來一下惡性的大爆發。在中國，如果不加引導的放任自流，搞“大民主”，是非常可怕的。而且野心家就可以在這個裏面渾水摸魚，製造很多事件。毛澤東的那個階級鬥爭，想通過發動群眾搞階級鬥爭，把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等等，完全是錯的，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

這些錯誤認識，集中地形成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也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另外那個時候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經發展到了狂熱的程度，也有許多年輕人是出於對他的崇拜而起來「造反」的。由於集體領導的破壞，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發展到個人專斷，也使得黨和國家難以防止和糾正錯誤，所以導致讓悲劇的發展到達到一切、全面內戰，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而且非常嚴重。

「潘多拉的盒子」，毛澤東關不上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的檔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他看過的文件，畫過一道線的都保存著，而且附件都還在，人家的來信、報告，附件也在。那麼多的檔案看下來，我明白前面他犯了那麼多的錯誤，但有很多事情情況的發展，往往並不是他所預期的，甚至於有相反的。比如說時間搞多久。

我在檔案中看到的，一開始毛澤東並沒有想到會延長到十年之久，但頭兒一開，只能是按局勢的發展一步步滑下去，他也控制不住了。毛澤東最初的設想是搞到1966年底，到1966年8月，他說文化大革命的時間看來到年底還不行，先搞到春節再說。在這一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說，這個運動才5個月，可能要搞兩個5個月，或者還要再多一些時間。1967年1月全面奪權開始，他說現在兩方的決戰還沒有完成，大概2、3、4這三個月是決勝負的時候，至於全部解決問題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還要長。全面奪權以後，各地的武鬥愈演愈烈。

對於武鬥，毛澤東很吃驚，他跟很多外賓講，「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分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到。」局面失去控制以後，時間越拉越長，到1969年要開九大了，他覺得這是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的轉折了，所以討論文件時說，“文革小組不要加上，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結束了，用常委。”但九大不久，九屆二中全會又發生了林彪事件。第二年毛澤東又開始病得很厲害。

大家知道，高文謙寫了一本《晚年周恩來》，他在序言裏面講，周恩來死了以後，毛澤東就要在中南海要放鞭炮，很多人一看，毛澤東喪盡天良，怎麼能幹這件事兒。問張玉鳳，因為放鞭炮的是張玉鳳。她說：大家看毛主席是偉大領袖，我們天天伺候著的只感到他是又老又病的病人，周總理是1976年1月8日去世的。去世後，毛報過一次病危。在那時候的1月底，當時北京沒有禁止放鞭炮，中南海是到處響起鞭炮聲，毛看著人家都回去過年了，說就你們幾個陪我這個病人，你們也拿兩個鞭炮去放放。高文謙說的彷彿也有根據，周恩來是1976年1月去世的，毛澤東是1月份說的讓人在中南海放鞭炮。事情的性質都不一樣。現在很多人搞這些花樣，什麼手段都有， 「謊言說上一百遍就成了真理」。我看，中國人可能習慣了，只要是排成鉛字的，就感到是真的，假定有很多人講，覺得至少是無風不起浪，不會是憑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