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友曾說：「黨內除了主席，誰也不是張國燾的對手」，而在毛澤東的記憶中，與張國燾的鬥爭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時刻。任何一本中共黨史，都跳不過張國燾這個名字，他在歷史上的功績和錯誤都無比鮮明，有文章用A面和B面來解讀他的一生，但很久以來他在中共黨史上最顯著的標籤是：叛徒。
隨著近些年檔案資料的不斷公佈，黨史研究的不斷深入，有專家指出，雖然張國燾在革命過程中犯過嚴重錯誤，甚至中途叛變，但不應當遮蓋其在建立中國共產黨過程中的歷史貢獻。《建黨偉業》中扮演張國燾的青年演員李晨說：「張國燾這個人在建黨初期的時候，還是一個很單純的熱血青年，他在黨史前期很重要，後期很特殊，我們要做的是正視歷史……」
出身官紳世家
張國燾出身江西萍鄉的官紳世家，父親是為官的，同時經營錢莊，張家生活富足，家世顯赫。張國燾是家中長子，父親對他寄予厚望。張氏父子常常會有思想交流，其中不乏新舊思想的碰撞。1916年10月，張國燾考入北京大學理科預科。北大求學時期，張國燾常常把自己閱讀的《新青年》之類的進步書刊，寄給父親，並堅決回絕了家裏安排的親事。張國燾的口才很好，在北大，他積极參加學生運動，四處進行革命宣講。對於他的口才，後來紅四方面軍的老人回憶道：「張主席的戰前動員是最好的，每個指戰員聽了都熱血沸騰，鬥志昂揚。」
1919年張國燾與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首次相遇，當時張是學生領袖，而毛是北大圖書館助理員，李大釗向毛澤東介紹說：「這位是張特立，張國燾同志。」毛澤東迎上前，熱情地同張國燾握手，自我介紹說：“我是湖南毛潤之。”張國燾點點頭，然後旁若無人地與李大釗高談闊論起來。許多年後，毛澤東在陝北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談及這次相識，深有感觸地說：“他們看不起我這個鄉下土包子。”
「五四運動」成就張國燾
真正把張國燾推上歷史前台的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爆發時，張國燾是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講演部是各校運動積極分子雲集的地方，人數眾多，僅北大就有800多人。張國燾把這些人分別組成若干講演團和講演小隊，到北京城內外街道、火車站以及集鎮等地露天講演，散發及張貼宣傳品，宣傳抵制日貨，揭露北京政府和親日派。
在這場由遊行最終演變為痛打賣國賊的事件中，張國燾始終沖在前面，並成為第一批被抓的學生領袖。6月7日，北京大學門口，全體學生們熱烈歡迎張國燾等出獄。張國燾挺著胸膛，昂首邁步，走在隊伍最前排，像個從前線凱旋的英雄。張國燾的能力和才華是出類拔萃的，但他為人心胸狹窄，虛榮心強，好強爭勝，容不得別人對他的反對。
6月中旬，全國學聯在上海成立，張國燾作為北京學聯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大會，他被推選負責總務工作，對此職務，張國燾十分不滿。而此時，有「五四運動總司令」之稱的陳獨秀和北京學聯11位重要負責人被北京政府逮捕。消息傳到上海，在滬的北京學生代表決定，派不願在全國學聯就職的張國燾立即返京，組織營救工作。當時北京學聯正群龍無首，張國燾旋即被推為總幹事。對於這個職位張國燾很滿意，頗有成就感，工作十分積極。他不僅主持會議，指導內部工作，還負責對外通訊聯絡，溝通各校學生意見等等，忙得不亦樂乎。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忙得有一個月沒有回到自己的寢室了，疲倦了就在辦公室的睡椅上躺一會，吃飯也在辦公室，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
但是一次次請願的失敗讓張國燾失去了往日的熱情，他開始反對學生請願，並申訴自己的理由說：「學生無後盾！」他轉入北大哲學系，決定一心完成學業，以期將來功成名就。但是張國燾已經被當局列入黑名單，不得不在組織的安排下轉移上海，經歷了短暫的流亡歲月。
延安時期，張國燾（左）與毛澤東在一起
開辦工人補習學校
張國燾在上海時期，曾與陳獨秀暢談救國理想，創建中國共產黨。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在上海和陳獨秀談到黨綱、黨章等許多具體問題，「希望李大釗先生和我從速在北方發動，先組織北京小組，再向周邊城市發展。」
回到北京後，已經耽誤一個學期課的張國燾得到了學校和教授的優待，總是能得到一個善意的及格分數。張國燾便常常泡在北大圖書館，他在李大釗的引導下，大量閱讀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歷經流亡失落的他重拾信心，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
1920年，共產主義小組在北京組建。李大釗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主要是指導工人運動。李大釗從他每個月140元的工資當中拿出80元，作為北京支部的活動經費，在他的指導下，北京共產黨的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其中最顯著的要數張國燾負責的長辛店工人運動。長辛店距北京城21公里，京漢鐵路北段的修車廠設在這裏，有工人3000餘名。張國燾經過調查，決定在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讓工人及其子女接受教育，這是發動工人運動的最佳方式。
開辦學校是需要經費的，張國燾不願再向李大釗開口，於是將當年家中郵寄給他的一年生活費300塊錢捐出來。支部的同志都儘力捐款，此後這項制度逐漸沿襲下來，最終成為中共黨費的來源。
張國燾、鄧中夏、張太雷等人乘火車來到長辛店，動員工人和子弟踴躍報名參加補習學校。張國燾口才出眾，演講受到了工人的熱烈歡迎。補習學校開辦初期，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等輪流擔任教員，李大釗也曾到學校講課。這一時期，張國燾常常替李大釗接待前來借閱書刊、展開辯論的師生。在張國燾的回憶里，中共一大時「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張國燾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多年後，周恩來對要脫黨出走的張國燾說：“這個黨是你創建的，你不能離開啊！”
張國燾能作為中共一大代表並擔任主持人的重要角色，與李大釗對他的看重有很大關係。但是1924年張國燾被捕，在敵人嚴刑逼供下所寫的供詞中，排在前面的就是李大釗，這間接導致了李大釗1927年被敵人殺害。這個隱藏了多年的秘密，直到建國後，北洋政府的京師警察廳檔案解密後才真相大白。
建設紅四方面軍，大搞「肅反」
1927年8月1日，張國燾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裝起義，代行政治局職權。張國燾曲解了黨中央關於「起義要慎重」的意見，要求重新討論起義。憤怒的李立三和周恩來拍案而起。當時，知道起義秘密的人已過百，一些起義部隊正在調動，起義已經無法阻止。最終，張國燾只得服從多數。
「張國燾‘假傳聖旨’差點葬送南昌起義」成為國內史學界的常見觀點，但是張國燾至死都聲稱他“為了遵守紀律，曾不折不扣轉達了共產國際的旨意”。68年後，小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他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也清晰地認定張不是“假傳聖旨”。
1928年，中共奉共產國際之命在蘇聯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六大之後，張國燾被共產國際無限期留在蘇聯「學習」，糾正他的“機會主義傾向”。
1931年，剛從蘇聯回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國燾，赴鄂豫皖根據地，主持黨政軍全面工作。張國燾將紅軍游擊隊加以整組，在湖北黃安建立了紅四方面軍，破格提拔當時僅為副軍長的徐向前擔任方面軍總指揮，陳昌浩擔任總政委。
在張國燾的主持指揮下，紅四方面軍越戰越強，根據地日益擴大，成為三大根據地和三支主力紅軍中發展最快最強的一支。紅四方面軍和鄂豫皖的老人們至今還記得「跟著張主席，天天打勝仗」的歌謠。
建設紅軍的同時，張國燾也曾大搞「肅反」運動。這場“整肅”殺害了紅四軍多少人，至今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僅1931年11月22日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一文內就承認：“這次共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記述：「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而當時的紅四軍不過1.5萬人，還有數字是：12個團殺掉了六千人！
張國燾主持的「肅反」不僅殺人數量過多，刑訊逼供也非常殘酷。楊克武少將在回憶「肅反」那段經歷時說：“張國燾搞‘肅反’時，我在四方面軍政治科任科長，專搞‘肅反’，殺了一些人。刑罰也是很殘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頭釘竹籤子、站火磚、捆綁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那時生活艱苦，戰士們打地主的東西，在一起吃一頓飽飯，說這是‘吃喝委員會’。仗沒打好，說是對反革命手軟。”幾個月的「肅反」使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的地位無可撼動。
1935年，張國燾反對中央紅軍北上建立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決定。他在毛澤東率領一方面軍北上後，率部南下川康，另立「中央」。這期間，張國燾發給陳昌浩的一封“武力解決”中央紅軍的密電，成為其分裂紅軍的原罪證據。關於這份密電中的內容，張本人至死不承認，所有當事人的回憶也是說法不一，後來關鍵人物葉劍英也只說電文“語氣很強硬”。
而關於張國燾後來放棄另立「中央」的原因，有學者研究認為，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包括朱德等人的堅決抵制、康北地區惡劣的生存環境、共產國際的干預與調解、中共中央的正確策略等。
借祭掃黃帝陵叛黨
紅軍長徵到達陝西省北部的陝甘寧根據地。延安發起了大規模批判張國燾運動，無數的罪名和帽子扣在張國燾頭上，毛澤東甚至在延安公開羞辱張國燾。有一回看戲，演的是唐僧取經的內容。毛澤東突然對身邊的一個民主人士說：「唐僧西天取經誰最堅定？唐僧。誰最動搖？豬八戒。」接著他指著坐在他左邊只隔一個座位的張國燾，說：“他就是長征路上的豬八戒。”張國燾聞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來，向劇場外走去，罵道：“無恥。”毛澤東面不改色。面對這些羞辱，張國燾痛苦不堪，心灰意懶。
這時候，在蘇聯就企圖排擠和取代張國燾的王明從蘇聯回國，王明迫不及待地下令槍殺了張國燾手下的三位紅四方面軍高級幹部，罪名是「托派」。王明在與張國燾談話中說：“你不是‘托派’，不過受‘托派’利用。”張國燾更加惶惶不可終日。
1938年4月5日，張國燾在赴陝西中部祭掃黃帝陵之後，登上了國民黨方面的汽車揚長而去。周恩來等人百般勸阻無果，張國燾叛黨終成事實。張在自己的退黨聲明中說：「這個共產黨已經不是我畢生嚮往和為之浴血奮鬥的那個黨了！」
1949年前，張國燾攜全家前往台灣，但未能繼續在軍統任職，後隱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晚年張國燾靠給美國人寫回憶錄為生。關於他的死，大陸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這位中共創始人因無人照顧，凍死於加拿大多倫多的一家養老院，其夫人輾轉求助於蔣經國，才湊足了喪葬費用。但也有人指出，在加拿大這種福利健全的國家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情，這家養老院將面臨巨額賠償和法律問責，所以此事不實。無論怎樣，1979年12月，82歲的張國燾離開人世，死前叮囑兒子，他的墓要朝向東南。
本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1年第11期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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