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和卓琳在一起（資料圖）
毛澤東對鄧小平不滿，因為他「不聽話」；林彪忌恨鄧小平，是因為鄧拒絕高崗的拉攏。「文化大革命」之初，鄧小平成為“第二號靶子”……
從1935年遵義會議以後，鄧小平就一直擔任著重要職務，「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夕，鄧小平擔任著黨的總書記這樣一個關鍵性的職務。這時黨的領導核心已分成幾個對立的派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鬥爭、糾偏、“大躍進”、飢餓、調整，其間還有日益尖銳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的大論戰。最後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當時作為黨的總書記的鄧小平必然處在各種矛盾的焦點上。作為貫徹決議、領導組織工作、處理日常事務的機構-書記處的領班人，他日理萬機，執行經常是互相矛盾的決定。當他想扞衛黨，扞衛自己所領導的機構，並用它來抵制「階級鬥爭」和正在加劇的永無休止的運動時，他必然會“靈活地”執行這些來自於毛澤東的決定。這並非是他想和毛澤東對立，他只是很清醒地看到當時的形勢，儘可能地減少和縮小某些錯誤決定所帶來的損失。
這樣以來，鄧小平便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繼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後的第二號靶子，“黨內第二號走資派”。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被迅速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最主要的有兩個:一是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不滿，使鄧小平失去了這個光芒四射的“紅太陽”的照耀；二是林彪對鄧小平的嫉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就利用各種機會來攻擊鄧小平。
毛澤東對鄧小平不滿主要是因為鄧小平「不聽話」。毛澤東當時需要用足夠的人們對他的崇拜來鞏固他的地位和威望，而鄧小平則極力推行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毛澤東晚年最為得意的兩件事就是“三面紅旗”和「文化大革命」，而鄧小平卻在1962年由歡迎“三面紅旗”變成反對“三面紅旗”，這對毛澤東來說是無法容忍的；毛澤東要搞“人民公社”，鄧小平卻支持鄧子恢搞“三自一包”。1960年8月9日，即北戴河工作會議結束的前一天，本來已經批准了會議通過的文件的毛澤東忽然唐突地改變主意，點名批評鄧小平和劉少奇。四個星期後，毛澤東又把受到冷落的人民公社計劃重新提出，收回了包產到戶和準備為彭德懷平反的決定，把階級鬥爭以及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階級的議案列為會議的中心議題。並且撤了主管農村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的職，用以警告鄧小平和劉少奇。1966年10月毛澤東對人抱怨鄧小平說:“儘管鄧小平聽力不好，但他開會總是遠離我而坐。1959年後的六年里他從未向我彙報過一次工作。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他完全交給彭真。你們覺得他是一個能幹的助手嗎？”
而林彪對鄧小平的嫉恨源於1953年底鄧小平拒絕了與高崗「合作」這件事。1953年毛澤東提出在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當時東北局的負責人高崗在首先取得了林彪的支持後，活動非常活躍。高崗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鄧小平淡判，說劉少奇不成熟，要爭取鄧小平和高崗一起拱倒劉少奇。鄧小平當即明確表示，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地位不適當。鄧小平當時認為:“高饒集團並不是為維護什麼不同的綱領和方針路線，而是為了篡權。”
林彪對鄧小平的嫉恨就是從這開始的。
在這種情況下，在青年學生的狂熱已被煽動起來之後，毛澤東的一張題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貼在了8月初召開的中央全會的門口，大字報的全文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讀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大字報雖然沒有正面點名，但十分明顯，其主要鋒芒是指向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北大的第一張大字報通過新華社公佈全國以後，學生就開始造反、串聯，鄧小平和劉少奇一心為了維護安定秩序，為了維護黨的威信，想把青年學生出了格的「政治熱情」納入正軌，他們向一些高校派了工作組，並向造反的青年呼籲:“一個真正的左派要同黨同心同德，相信工作組。”鄧小平也對紅衛兵狂熱的行動發出警告，他禁止遊行示威和在街上貼大字報。毛澤東7月返回北京時對鄧小平的指示大為惱火:“共產主義者怕學生運動，就不是馬克思主義。”隨即，毛澤東說工作組是“資產階級專政”和“白色恐怖”的產物，命令撤銷工作組。
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心裏有數，此後，劉少奇、鄧小平雖然仍是中共中央常委，但實際上離開了領導崗位，處於接受揭發和批判的地位，而「炮打司令部」則成為造反派的大方向。
》，呼籲全國各地「向資產階級運動路線猛烈開火」！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暗中指揮下，再次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了進攻。在北京，以李雪峰為首的北京市委被學生稱為“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遭到揪斗和批判。各高校學生也衝擊學校黨委，奪取學院廣播權，紛紛起來“造資產階級的反”。
在造成了一定聲勢的形勢下，毛澤東將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召集到一起，親自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林彪與陳伯達分別於10月12日和16日在會上發言後，加上由於毛澤東的威信而逐漸形成的會議氣氛，迫使劉少奇、鄧小平在10月23日作了自我檢查。鄧小平直言不諱指出:「在十一中全會上，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和我兩人的司令部。」10月25日，林彪在大會上講話說:“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搞了另一條路線，同毛主席的路線相反。”“劉、鄧路線，就是毛主席大字報上說的，‘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路線。”
11月1日，《紅旗》雜誌第14期發表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的社論，宣佈「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破產」，指出“無論什麼人，無論過去有多大的功績，如果堅持錯誤路線，他們同黨同群眾的路線就會起變化，就會從非對抗性矛盾變為對抗性矛盾，他們就會滑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這實際上是有意向群眾暗示會議的主要精神。而「中央文革」則把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轉給了他們忠實的信徒。11月2日，中央組織部貼出了一大批的指責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天安門前也出現了打倒劉、鄧的大字報。“打倒劉少奇、鄧小平”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目標，向全世界公開了。
11月3日，在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的活動中，劉少奇、鄧小平的表面地位並沒有變更。但在宣傳這次接見時，報紙上登載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五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敏感的人們馬上明白這意味著劉少奇、鄧小平的領導地位不過是個虛設。
打倒劉、鄧的具體部署還是由「中央文革」指揮著。12月18日，張春橋把蒯大富請到中南海密談。張春橋說:“從全國來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依然相當猖狂，現在還是要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
12月25日這一天，天色陰沉，北風呼嘯。上午，清華大學5000餘名師生員工，從清華園起步，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他們來到天安門廣場後，召開了「徹底打倒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會後分成五路，由廣播車在前面開道，到王府井、西單、北京站、菜市口等繁華地帶演講、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很快，“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和劉、鄧血戰到底！”等大標語佈滿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也貼上了天安門城樓。
1966年結束之際，源於北京的由「中央文革」直接操縱的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活動在全國愈演愈烈，已不容許人們起來公開抵制或反對“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瘋狂行動。
「文化大革命」期間，“造反派”曾有一句“豪氣入雲”的話就是“把一切資產階級反動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因此，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打擊和迫害還遠遠沒有結束。
1967年8月5日，灰色的、似乎無邊無際的天安門廣場是紅衛兵的海洋。在這裏聚集了300萬紅衛兵，他們還在召開大會，而此時中南海內在散佈各個角落的別墅之中正在舉行對鄧小平的最後一次公開批判。因為激進分子是在別墅的院子裏對鄧進行批判，所以鄧小平的妻子卓琳和其他家庭成員也受到了牽連。他們強迫鄧小平彎著腰，頭向膝蓋靠，臂向後伸直，以這種姿態聽紅衛兵的激烈的言詞，然而鄧小平根本未聽到，他故意關掉了助聽器。「紅衛兵」們列舉鄧小平的“罪證”主要有三個部分:一是批判鄧小平50年代的一些講話，說鄧小平代表“階級鬥爭熄滅論”的錯誤路線。其實這不過是鄧小平在當時一種尊重事實的正確估計，然而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誰還認為這不是一條“罪證”呢？二是誣陷鄧小平反毛主席，並引用鄧小平曾說過的話加以證明:“毛主席從來沒說過，他不犯錯誤。”“同毛主席的看法不一致是可能的嗎？當然是可能的。”
……
這些話在現在看來完全是事實，根本沒有什麼錯誤，但在當時林彪鼓吹「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像毛主席這樣的天才，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時候，當然是“罪大惡極”的了。“造反派”給鄧小平增加的第三條罪狀就更滑稽可笑了-鄧小平愛玩橋牌，這是資產階級腐化墮落的生活作風。不錯，鄧小平的確愛玩橋牌，而且是個橋牌高手。世界著名橋牌冠軍美籍華人楊小燕曾說:“在牌桌旁，可以感覺到鄧小平是一個偉人，他的打牌技術又穩又精，令人吃驚的是，他是如此高齡的人。”喜歡打橋牌竟然也成了一條“罪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最後，這些造反派拉著這位已64歲的老人遊街，狂吼亂嚷:「油炸他的狗頭！」他們用紙糊的高帽子戴在鄧小平的頭上，侮辱他，推搡他，使這位老人受盡了凌辱。
最後一次批鄧的喧囂聲散去了。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通過了一個極其錯誤的決議: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鄧小平一切職務，保留黨籍。
當劉少奇聽到自己被永遠開除黨籍的消息時，他已經病得奄奄一息，這個決定對這位年過古稀的老人打擊太大了，他渾身顫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嘔吐，血壓陡然升到260/230汞柱，體溫也升到40℃。他已完全喪失了抵抗疾病的能力，而實際上他沒有得到應有的治療。後來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孤零零死在河南開封。
相對而言，對鄧小平的組織處理，還算高抬貴手，總算留在黨內了。究其原因，大概是毛澤東覺得鄧小平曾是堅定維護毛澤東的人。1935年，鄧小平第一次被打倒就是因為他堅定地執行了毛澤東的路線，而且鄧小平戰功赫赫，毛澤東歷來都是很重視鄧小平的才幹的，毛澤東認為有那麼一天還得鄧小平出來收拾殘局，結果被歷史所證明。另外，林彪、江青他們給鄧小平列的「錯誤」，也不過是1962年“包產到戶”，「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不經常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此外，也確實找不到更多的“罪行”來開除鄧小平的黨籍。不管最高決策人是怎麼打算的，鄧小平的黨籍還是保住了，這對以後的起用，畢竟是有益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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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廬山，對當代中國人，它的知名度要遠遠高於享譽了五千年華夏文明的三山五嶽，因為它和中國人民的命運緊緊相連。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內的幾次大的政治鬥爭，都在這裏劍拔弩張。廬山，這座長年被雲霧繚繞的大山，因為見證了歷史的血雨腥風，而更增添了它的奇幻和神秘。
1959年夏天，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在這裏召開。
作為會議親歷者的父親是這樣回憶的：
話，通知上廬山參加中央全會。
我一聽是開會，又是中央全會，就不願去。這種會，一點意思都沒有，不就是舉舉手嘛。我當即打電話給在家值班的黃老（註：黃克誠總參謀長）請假，說平叛的總結還沒有做，就不上山了。黃老同意。誰知當天深夜11點，黃老又來電話，說中央規定不能請假。我回到北京，又賴了幾天，這時軍隊的中央委員們差不多都上山了，只剩下陳錫聯、楊勇和我。（註：黃克誠已於7月17日上廬山）我們三人是一架飛機走的，你們和媽媽、妹妹一起去送我，還記得嗎？”
怎麼不記得。起飛前，我們要看飛機，父親說，上來吧，就叫機長模樣的叔叔帶我們去看駕駛艙，還說，只看不動！我印象是到處是儀錶。飛機要起飛了，我們向爸爸還有其他的叔叔們道再見，陳錫聯走過來一把抱過我妹妹說，再什麼見？一起和我上廬山！我妹妹小時候是個人見人愛的小姑娘。父親說，這怎麼行，中央開會不好違反規定的。楊勇在旁手一揮說，就說是我的女兒！要他們來找我好了。我媽急了，這麼熱的天，她連個換洗的衣服都沒帶……沒等她說完，楊勇和陳錫聯都說，這還成問題嗎？到山上再買嘛！就這樣，他們抱著妹妹飛了。
我和媽媽望著呼嘯而起的飛機慢慢消失在藍天白雲里。他們真不同於今天的將軍們。
但是，等待他們的，絕不是簡單的舉舉手就完了的事，這些歡快豪放的將軍們很快就傻了。
上山的當天，就得到通知，第二天，召開中共中央全會，會議主題：批判清算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我查了一下會議的文件，開會日期是8月2日。這麼說，父親他們這批最後上山的，是在8月1日。這一天正巧是軍隊的節日，她已經走過了32年的艱苦歷程。明天，她的元帥和大將將要在這裏接受審判。
即使在今天，我都能想像得出，這個消息，對於這三個上將來說，不啻於聽到敵人對我發起原子襲擊的消息更讓他們目瞪口呆的了。
黨內高層在廬山上的這場廝殺，起始於一個被戲稱為「神仙會」的活動。
研究黨史的人，一般把廬山會議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是神仙會，也就是政治局擴大會議，主流是反左；後期為反右傾。也有將會議分成三個段落的，7月2日到16日，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印發前，為神仙會；16日到8月1日，也就是父親他們最後一批人上山前，為反右傾；8月2日到16日為八屆八中全會，是大批彭黃張周反黨集團階段。父親參加的正是批彭黃階段的會議。
在這之前的一年，中央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整套的方針、政策和辦法，這就是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習慣稱之為三面紅旗。由此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全民辦水利、全民辦鋼鐵等幾十個全民大辦的運動；神話般的以農業高產放衛星為主要內容的大躍進運動；以及以一大二公、吃飯不要錢為主要特徵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這三面紅旗在極短的時間內席捲了神州大地，但同樣又在極短的時間內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的混亂，導致了巨大的經濟損失。毛澤東開始下令剎車，用了半年多的時間糾正這些被稱作是「極左」的愚蠢而荒唐的遊戲。對毛澤東來說，在黨的歷史上，除了中央根據地喪失、紅軍被迫長征外，恐怕還沒有遇到過這樣叫人緊張、為難和尷尬的挑戰。在全黨上上下下頂風迎浪、不斷檢討下，形勢慢慢趨於穩定好轉。毛澤東複雜而沉重的心情有所緩釋了，是到了可以讓大家開懷暢談，總結一下經驗教訓的時候了，以便繼續鼓勁幹下去。夏天到廬山，一是避暑；二是遠離塵囂。毛澤東是個浪漫洒脫之人，廬山風光奇秀，那就都來當一回神仙吧。這就是神仙會的來由。但他怎麼也沒想到，這番好意，竟會惹出亂子來，彭德懷這傢伙，把整個好心情都給攪黃了。
廬山會議最初的基調是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前提下，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統一思想認識。但在討論中不少同志談到了大躍進以來的嚴重問題，要求深入糾左；也有不少同志則認為糾左已經過頭，泄了群眾的氣。彭德懷屬於前者。他發言後，仍感言猶未盡，對一些同志堅持的左傾情緒深表憂慮，於是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希望能深入透徹地交換一下意見。毛澤東給這封信加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批示印發會議。於是，會議又圍繞著彭德懷的《意見書》，展開爭論。形成了支持、反對和基本同意信的內容又不贊成某些提法等三種意見。張聞天支持彭德懷的觀點，從理論的高度上作了系統的發言。毛澤東對此發表了觀點尖銳的講話以示他的反擊，會議的基調立即改變，形成了「一邊倒」的對彭德懷、張聞天的揭發和批判，許多人紛紛收回自己的發言，劃清界限。人們懷著保衛毛澤東威信便是維護黨的團結的信念，參加了這場鬥爭。由於黃克誠、周小舟是支持彭德懷，後來又沒有順風轉向，加上他們還有串聯的“非組織活動”的嫌疑，便被劃入彭張聯盟成員。彭、黃、張、周被迫作了檢討。毛澤東聯繫歷史說彭德懷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使批判鬥爭進一步升級。會議最後通過將彭、黃、張、周定性為“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路線的錯誤”的“反黨集團”，撤銷了他們的職務。不久在北京又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追查了彭德懷“裏通外國”的問題，並追逼以彭為首的“反黨軍事俱樂部”成員。最後定論為，彭、黃“是十足的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篡軍、篡黨、篡國的陰謀由來已久”，並實行了對他們的軟禁。
父親上山的時候，廬山上對彭老總的批判已經搞了半個月。也許是怕他們上山後亂放炮、犯錯誤吧，當晚，周恩來通知他們參加預備會，介紹了前一階段的情況，特別指出：「彭德懷和張聞天的《意見書》，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向黨中央、向毛主席、向總路線的進攻。這有著深刻的思想、歷史根源；是有綱領體系的活動。」
8月4日晚上，由劉少奇主持，幾個常委參加，又專門向父親他們幾個晚上山的中委和候補中委傳達政治局常委會議的精神。林彪先講話，其他幾個常委也都講了話。總的基調是：「彭德懷發生這件事不是偶然的，有的同志說，他有魏延的反骨。毛主席去年5月講防止黨的分裂，就是指彭德懷同志。」
林彪說：「他（彭德懷）野心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流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做一個大英雄。他參加革命，包含著很大的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
留下的會議簡報，折射了當年的情況，現在重看，許多中央委員們、大區書記們，在發言中無限上綱、牽強附會、無中生有，作風之惡劣，令人震驚：
——毛主席說的軍事俱樂部，首先是一個國防部長，一個參謀總長，總是密切合作的了。……山上山下，黨內黨外，國外都有。
——他反對政治挂帥，第一書記挂帥，正是對毛澤東同志的。
——彭信上說，一般不追究責任，意思是特殊的還要追究，既然領導錯了，就得改組領導，只不過寫出來罷了。
——彭德懷拿匈牙利事件作比，什麼意思。
——他們的鋒芒是對著毛澤東同志，其目的是企圖分裂黨，實現他們的惡毒陰謀。
——這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與黨外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遙相呼應。
——這封信，是經過周密預謀的。
康生的講話就更令人毛骨悚然了：「他們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換中央委員會的領導或改換主席之意呢？」
30年後，當我看到這些逐漸披露出來的內幕時，我真為我們的一些中央委員們臉紅，他們之中有些還是我敬仰的人。我這一生也參加過無數次黨內各式各樣的會議，包括生活會、批判會，但他們真不如一個普通的基層黨支部。
父親說：「這就是逼著你表態嘛。」他在會上也做了違心的發言。
他究竟說了些什麼呢？會議的親歷者李銳，在他《廬山會議實錄》中記錄了父親和其他幾個曾與彭老總一起工作過的老同志的發言，我摘要如下。李銳寫到：
可是，不少人還是講了一些心裏話。
董必武說，彭信只是有幾個論點不大對……
楊勇說，從小參加革命，就在彭領導下工作，尊重他，怕他，又不大怕他。他經常罵人，他說，高級幹部覺悟高，罵，有什麼了不起，他就不罵戰士。彭有包袱，一是自以為忠心耿耿；二是自以為功勞大。大躍進同打仗一樣，不能沒有傷亡，對勇敢作戰的部隊扣一大堆帽子，就會瓦解士氣。
李志民說，在彭總領導下16年了，有感情，也有迷信。這一次如不參加會議，是看不出他是野心家、陰謀家的。
王震說，我承認他是民族英雄，但不是一個合格的共產主義戰士。
書中專門提到我父親，說張愛萍分在第二組，8月5日輪到他發言：
「在彭直接領導下工作時間不長，過去對他信任、欽佩、尊重，為他的坦率、正直和艱苦樸素所迷惑，也是受他這些影響很深的人。雖然對他那種罵人、訓人、蠻橫態度和事物主義的工作作風有些反感，但總以為他就是那樣脾氣，原諒過去了。軍隊幹部挨他罵的人，是相當普遍的。就是黃克誠同志，也是被他罵得最多的，可能是被他整服了的人。記得在陝北保安紅大學習時，有一次他從前方回來，在閑談中，曾對彭雪楓和我說，我這人脾氣不好，喜歡罵人，你們都是挨過我罵的人，很對不起，等等。當時好像是檢討，但並無多大改正。」
父親在批彭時捎帶提到了彭對黃克誠的態度，這麼說，是想為黃克誠做點開脫。雖然在歷史上，他和黃在作戰指導上有過分歧，甚至有一些芥蒂。
李銳的書也記載了我父親對黃克誠的態度：
「張愛萍的發言中還說，黃這個人，公正、坦率，工作中的原則性，生活的嚴謹、艱苦樸素，對自己影響很深。從這次揭露的問題，才提高認識、提高警惕。」
李銳最後感慨地說：「可是，這些比較客觀、公允的發言，是越來越跟整個會議的氣氛不相適應了。」（註：李銳《廬山會議實錄》290頁、291頁）
廬山會議後，軍委召集會議繼續批判揭發彭黃。父親說：「回到北京後，開軍委擴大會議，分成兩個組，一組批彭；一組批黃。新任總長羅長子，非要我主持第二組批黃。我推辭了一下，不行，我知道這是推不掉的。開會時我說，你們大家有什麼就說什麼吧！開始顯得冷清，但有幾個人調子很高，這邊說完又到那邊（指在批彭組發完言又到批黃組這邊發言）。林身邊的幾個人調子高不奇怪，只是吳法憲的發言讓我震驚，他揭發黃，貪污了金子，讓唐棣華（黃克誠同志的夫人）帶走。黃向來是以艱苦樸素著稱的，而且在三師時專門提名他（吳法憲）擔任政治部主任。」原總政治部青年部處長林暉對我說：“當時調我去紫光閣做記錄。吳對黃落井下石，說他是偽君子，列舉了許多實例。你父親在會上只是敷衍了幾句，一句也沒有批黃的，我為他捏了把汗。時間久了，再具體就記不清了。”
批彭黃時一面倒的現象，和長期以來形成的黨內生活制度有關。在我黨歷史上，在解決黨內矛盾和進行黨內鬥爭時，多是採取生活會的方式，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或發動廣大黨員和群眾給領導提意見，即所謂的整風。這種形式體現了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必須置身於黨和人民監督之下的黨內生活的準則，是一種發揚民主的做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在特定情況下，這種形式又容易給權謀政治提供土壤。批誰整誰，錯誤的性質，往往由書記定調子，常委統一口徑，骨幹統一思想，開起會來，群起而攻之，上綱上線，批判揭發，歷史的、現實的，一起算總賬。廬山會議就是個典型。一上來就宣佈矛盾的性質，然後就是扣帽子：彭在歷史上就從來沒有合作過；彭參與了高饒的陰謀活動；彭要分裂黨，搞非組織活動；他這次藉機發難，是野心的大暴露……等等。完全是一言堂。如果僅僅是幾個和彭成見較深的人也好理解，恰恰，附議的，調子很高的是一向在黨內地位很高的，在下級心目中備受信賴和敬重的黨的其他領袖們。分組表態、揭發時，居然又有那麼些知情人站出來，揭發的問題又是那麼的觸目驚心，裏通外國；要蘇聯紅軍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搞軍事俱樂部的非組織活動……
這裏沒有仲裁者，也沒有陪審團，更沒有辯護律師，當然也不會允許中央委員會聽取對立雙方的證詞；沒有，也根本不可能給被告人講話和辯護的機會。在座的即使有看法，又能怎麼樣？你再對彭有好感，人家揭發的問題，你又不在場，何況許多是歷史問題，你知道嗎？你只有聽的份，不信也得信。只要你向最高權威提出挑戰，那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這種體制下，個人是沒有任何抗爭的可能的，只有被碾成齏粉，隨風飄散。
本文摘自《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張愛萍人生記錄》，張勝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