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和卓琳在一起（資料圖）
毛澤東對鄧小平不滿，因為他「不聽話」；林彪忌恨鄧小平，是因為鄧拒絕高崗的拉攏。「文化大革命」之初，鄧小平成為“第二號靶子”……
從1935年遵義會議以後，鄧小平就一直擔任著重要職務，「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夕，鄧小平擔任著黨的總書記這樣一個關鍵性的職務。這時黨的領導核心已分成幾個對立的派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鬥爭、糾偏、“大躍進”、飢餓、調整，其間還有日益尖銳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的大論戰。最後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當時作為黨的總書記的鄧小平必然處在各種矛盾的焦點上。作為貫徹決議、領導組織工作、處理日常事務的機構-書記處的領班人，他日理萬機，執行經常是互相矛盾的決定。當他想扞衛黨，扞衛自己所領導的機構，並用它來抵制「階級鬥爭」和正在加劇的永無休止的運動時，他必然會“靈活地”執行這些來自於毛澤東的決定。這並非是他想和毛澤東對立，他只是很清醒地看到當時的形勢，儘可能地減少和縮小某些錯誤決定所帶來的損失。
這樣以來，鄧小平便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繼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後的第二號靶子，“黨內第二號走資派”。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被迅速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最主要的有兩個:一是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不滿，使鄧小平失去了這個光芒四射的“紅太陽”的照耀；二是林彪對鄧小平的嫉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就利用各種機會來攻擊鄧小平。
毛澤東對鄧小平不滿主要是因為鄧小平「不聽話」。毛澤東當時需要用足夠的人們對他的崇拜來鞏固他的地位和威望，而鄧小平則極力推行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毛澤東晚年最為得意的兩件事就是“三面紅旗”和「文化大革命」，而鄧小平卻在1962年由歡迎“三面紅旗”變成反對“三面紅旗”，這對毛澤東來說是無法容忍的；毛澤東要搞“人民公社”，鄧小平卻支持鄧子恢搞“三自一包”。1960年8月9日，即北戴河工作會議結束的前一天，本來已經批准了會議通過的文件的毛澤東忽然唐突地改變主意，點名批評鄧小平和劉少奇。四個星期後，毛澤東又把受到冷落的人民公社計劃重新提出，收回了包產到戶和準備為彭德懷平反的決定，把階級鬥爭以及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階級的議案列為會議的中心議題。並且撤了主管農村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的職，用以警告鄧小平和劉少奇。1966年10月毛澤東對人抱怨鄧小平說:“儘管鄧小平聽力不好，但他開會總是遠離我而坐。1959年後的六年里他從未向我彙報過一次工作。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他完全交給彭真。你們覺得他是一個能幹的助手嗎？”
而林彪對鄧小平的嫉恨源於1953年底鄧小平拒絕了與高崗「合作」這件事。1953年毛澤東提出在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當時東北局的負責人高崗在首先取得了林彪的支持後，活動非常活躍。高崗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鄧小平淡判，說劉少奇不成熟，要爭取鄧小平和高崗一起拱倒劉少奇。鄧小平當即明確表示，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地位不適當。鄧小平當時認為:“高饒集團並不是為維護什麼不同的綱領和方針路線，而是為了篡權。”
林彪對鄧小平的嫉恨就是從這開始的。
在這種情況下，在青年學生的狂熱已被煽動起來之後，毛澤東的一張題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貼在了8月初召開的中央全會的門口，大字報的全文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讀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大字報雖然沒有正面點名，但十分明顯，其主要鋒芒是指向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北大的第一張大字報通過新華社公佈全國以後，學生就開始造反、串聯，鄧小平和劉少奇一心為了維護安定秩序，為了維護黨的威信，想把青年學生出了格的「政治熱情」納入正軌，他們向一些高校派了工作組，並向造反的青年呼籲:“一個真正的左派要同黨同心同德，相信工作組。”鄧小平也對紅衛兵狂熱的行動發出警告，他禁止遊行示威和在街上貼大字報。毛澤東7月返回北京時對鄧小平的指示大為惱火:“共產主義者怕學生運動，就不是馬克思主義。”隨即，毛澤東說工作組是“資產階級專政”和“白色恐怖”的產物，命令撤銷工作組。
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心裏有數，此後，劉少奇、鄧小平雖然仍是中共中央常委，但實際上離開了領導崗位，處於接受揭發和批判的地位，而「炮打司令部」則成為造反派的大方向。
》，呼籲全國各地「向資產階級運動路線猛烈開火」！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暗中指揮下，再次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了進攻。在北京，以李雪峰為首的北京市委被學生稱為“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遭到揪斗和批判。各高校學生也衝擊學校黨委，奪取學院廣播權，紛紛起來“造資產階級的反”。
在造成了一定聲勢的形勢下，毛澤東將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召集到一起，親自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林彪與陳伯達分別於10月12日和16日在會上發言後，加上由於毛澤東的威信而逐漸形成的會議氣氛，迫使劉少奇、鄧小平在10月23日作了自我檢查。鄧小平直言不諱指出:「在十一中全會上，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和我兩人的司令部。」10月25日，林彪在大會上講話說:“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搞了另一條路線，同毛主席的路線相反。”“劉、鄧路線，就是毛主席大字報上說的，‘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路線。”
11月1日，《紅旗》雜誌第14期發表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的社論，宣佈「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破產」，指出“無論什麼人，無論過去有多大的功績，如果堅持錯誤路線，他們同黨同群眾的路線就會起變化，就會從非對抗性矛盾變為對抗性矛盾，他們就會滑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這實際上是有意向群眾暗示會議的主要精神。而「中央文革」則把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轉給了他們忠實的信徒。11月2日，中央組織部貼出了一大批的指責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天安門前也出現了打倒劉、鄧的大字報。“打倒劉少奇、鄧小平”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目標，向全世界公開了。
11月3日，在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的活動中，劉少奇、鄧小平的表面地位並沒有變更。但在宣傳這次接見時，報紙上登載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五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敏感的人們馬上明白這意味著劉少奇、鄧小平的領導地位不過是個虛設。
打倒劉、鄧的具體部署還是由「中央文革」指揮著。12月18日，張春橋把蒯大富請到中南海密談。張春橋說:“從全國來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依然相當猖狂，現在還是要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
12月25日這一天，天色陰沉，北風呼嘯。上午，清華大學5000餘名師生員工，從清華園起步，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他們來到天安門廣場後，召開了「徹底打倒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會後分成五路，由廣播車在前面開道，到王府井、西單、北京站、菜市口等繁華地帶演講、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很快，“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和劉、鄧血戰到底！”等大標語佈滿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也貼上了天安門城樓。
1966年結束之際，源於北京的由「中央文革」直接操縱的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活動在全國愈演愈烈，已不容許人們起來公開抵制或反對“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瘋狂行動。
「文化大革命」期間，“造反派”曾有一句“豪氣入雲”的話就是“把一切資產階級反動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因此，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打擊和迫害還遠遠沒有結束。
1967年8月5日，灰色的、似乎無邊無際的天安門廣場是紅衛兵的海洋。在這裏聚集了300萬紅衛兵，他們還在召開大會，而此時中南海內在散佈各個角落的別墅之中正在舉行對鄧小平的最後一次公開批判。因為激進分子是在別墅的院子裏對鄧進行批判，所以鄧小平的妻子卓琳和其他家庭成員也受到了牽連。他們強迫鄧小平彎著腰，頭向膝蓋靠，臂向後伸直，以這種姿態聽紅衛兵的激烈的言詞，然而鄧小平根本未聽到，他故意關掉了助聽器。「紅衛兵」們列舉鄧小平的“罪證”主要有三個部分:一是批判鄧小平50年代的一些講話，說鄧小平代表“階級鬥爭熄滅論”的錯誤路線。其實這不過是鄧小平在當時一種尊重事實的正確估計，然而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誰還認為這不是一條“罪證”呢？二是誣陷鄧小平反毛主席，並引用鄧小平曾說過的話加以證明:“毛主席從來沒說過，他不犯錯誤。”“同毛主席的看法不一致是可能的嗎？當然是可能的。”
……
這些話在現在看來完全是事實，根本沒有什麼錯誤，但在當時林彪鼓吹「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像毛主席這樣的天才，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時候，當然是“罪大惡極”的了。“造反派”給鄧小平增加的第三條罪狀就更滑稽可笑了-鄧小平愛玩橋牌，這是資產階級腐化墮落的生活作風。不錯，鄧小平的確愛玩橋牌，而且是個橋牌高手。世界著名橋牌冠軍美籍華人楊小燕曾說:“在牌桌旁，可以感覺到鄧小平是一個偉人，他的打牌技術又穩又精，令人吃驚的是，他是如此高齡的人。”喜歡打橋牌竟然也成了一條“罪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最後，這些造反派拉著這位已64歲的老人遊街，狂吼亂嚷:「油炸他的狗頭！」他們用紙糊的高帽子戴在鄧小平的頭上，侮辱他，推搡他，使這位老人受盡了凌辱。
最後一次批鄧的喧囂聲散去了。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通過了一個極其錯誤的決議: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鄧小平一切職務，保留黨籍。
當劉少奇聽到自己被永遠開除黨籍的消息時，他已經病得奄奄一息，這個決定對這位年過古稀的老人打擊太大了，他渾身顫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嘔吐，血壓陡然升到260/230汞柱，體溫也升到40℃。他已完全喪失了抵抗疾病的能力，而實際上他沒有得到應有的治療。後來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孤零零死在河南開封。
相對而言，對鄧小平的組織處理，還算高抬貴手，總算留在黨內了。究其原因，大概是毛澤東覺得鄧小平曾是堅定維護毛澤東的人。1935年，鄧小平第一次被打倒就是因為他堅定地執行了毛澤東的路線，而且鄧小平戰功赫赫，毛澤東歷來都是很重視鄧小平的才幹的，毛澤東認為有那麼一天還得鄧小平出來收拾殘局，結果被歷史所證明。另外，林彪、江青他們給鄧小平列的「錯誤」，也不過是1962年“包產到戶”，「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不經常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此外，也確實找不到更多的“罪行”來開除鄧小平的黨籍。不管最高決策人是怎麼打算的，鄧小平的黨籍還是保住了，這對以後的起用，畢竟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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