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國最初建立的四個經濟特區來看，深圳不管是在GDP還是人均GDP上均遠遠超過其他三個經濟特區（珠海、汕頭、廈門）。而且，在2018年，深圳的GDP超2.4萬億元，首次超過毗鄰的香港，成為亞洲經濟總量排名前五的城市，中國大中城市排名前三。長期以來，深圳在全國經濟特區經濟總量中一直保持在60%的比重，深圳確實創造了城市發展史上的「奇蹟」。那麼「深圳奇蹟」到底存在什麼密碼？筆者認為，「探索邏輯」「辯證思維」和「實踐理性」是深圳40年發展史的重要經驗，更是一種方法論。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這些經驗和方法論已經讓深圳成為中國城市發展的標杆；甚至在未來，深圳若能從「競爭優勢」贏得「絕對優勢」，這些經驗和方法論也必將成為其繼續前行的「利器」。
在「探索邏輯」下利用稟賦優勢
回顧深圳40年發展史，「機緣稟賦（天時）、地緣稟賦（地利）和人緣稟賦（人和）」是中國對外開放在深圳起步的重要決定因素，也是「深圳奇蹟」的稟賦優勢。所謂「機緣稟賦」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具體時間是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5月，出口特區改名為經濟特區）。所謂「地緣稟賦」就是地理上的優勢，深圳瀕臨香港，地理上的臨近使深圳得以抓住了香港產業轉移的機遇，大量的港資在深圳開展「三來一補」業務。而所謂「人員稟賦」，就是改革開放之處，中國擁有最初、最大、最廣的「人口紅利」。這種稟賦優勢讓深圳獲得了大量的外來資本和廉價勞動力。
雖然「天時、地利、人和」為深圳創造了「三位一體」的稟賦優勢，但是在經濟特區創立之初（特別是頭十幾年），經營管理、工業區開發、人事制度、醫療制度、社保制度等方面的經驗都嚴重不足，需要在「探索中」前行。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認為辦經濟特區沒有現成的經驗，需要「摸著石頭過河」。換句話說，經濟特區沒有現成的經驗，需要通過「投石問路」，從中探索經驗、總結經驗和推廣經驗。
在「辯證思維」下推動創新轉型
從「深圳速度」到「深圳質量」，需要思考的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從「深圳製造」到「深圳創造」，需要謀劃的是自主創新能力增強；從「貼牌生產」到「自主品牌」，需要探尋的是價值鏈的攀升路徑。這一切均體現了深圳從「三來一補」到「創新轉型」的發展之路，更體現了深圳在辯證思維（即對立統一規律、量變質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下的轉型軌跡。
第一，對立統一規律。進入新世紀特別是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後，深圳面臨和20世紀70年代的香港一樣的困境，地租和人力資本迅速攀升，原有的稟賦優勢漸漸地成為了一種發展「瓶頸」，迫切需要推動經濟轉型發展。很多企業因為經營成本的提升而從深圳外遷，例如華為把終端總部（手機、平板）遷往東莞松山湖（華為小鎮）。「創新轉型」與「企業經營成本上升」成為了相互對立的矛盾體。如何將兩種「對立」的矛盾體統一起來，進而成功推動深圳「創新轉型」，將考驗政府的施政智慧。
第二，量變質變規律。深圳憑藉「機緣稟賦（天時）、地緣稟賦（地利）和人緣稟賦（人和）」三位一體的稟賦優勢，獲得了紮實與優越的發展基礎。從「深圳速度」到「深圳質量」、從「深圳製造」到「深圳創造」、從「貼牌生產」到「自主品牌」，都是“量變質變規律”的集中體現。
第三，否定之否定規律。這集中體現在深圳推動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向「創新轉型」的思辨邏輯。由於瀕臨香港，深圳選擇「創新轉型」的道路，實際上是對比20世紀70年代香港轉型的經驗，在否定香港轉型模式帶來的“不良後果”和否定深圳複製香港轉型模式的基礎上，戰略性作出「創新轉型」的科學抉擇。
在「實踐理性」下打造有為政府
制度創新是特區創新之母。從稟賦優勢到創新轉型，特區在政策方面具有很多的「靈活性」和“變通性”，這在很大程度上給予經濟特區政府上具有在「實踐理性」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政策便利。從建設“敢為天下先”的經濟特區到建設以“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杆城市”為目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均沒有現成經驗可以學。深圳市政府突破“本本主義”的牢籠，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經濟學的“理性主義”或“有限理性”思想，而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實踐理性」下帶領深圳走出了一條獨特的市場發展之路。
所謂「實踐理性」，指的是深圳政府的一切改革思想和體制機制創新均來源於實踐，在實踐的基礎上探索“試錯”“容錯”“糾錯”機制，作出的“理性思考”和制度創新。這種「實踐理性」下的決策，孕育了富有“韌性”的市場化營商環境，使深圳成為我國創新、創業和創意的“天堂”。換句話說，在「實踐理性」下打造出一個“有為政府”，進而孵化出“有效市場”。因此，深圳能創造出具有持續生命力的“蛇口模式”，也能孵化出一批追求卓越的偉大企業（如華為、騰訊、朗科等），更能培育出一批優秀的企業家（如任正非、馬明哲、王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