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大同幼稚園部分保育員與幼兒。二排左一、右一、右二分別為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龍

1930年10月，楊開慧烈士犧牲後，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三兄弟到上海避難，不久，毛岸龍因病去世，毛岸英、毛岸青被董健吾牧師收養，過了幾年艱苦的生活。

董健吾是中共地下黨員，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與宋子文同學。1935年1月受宋慶齡之託，帶著國民黨中央謀求與中國共產黨和談的密信，親自送往陝北，因大雪封山，道路被阻，只好請張學良幫助，張學良親自駕車送他到機場，由美國飛行員駕駛張學良的座機送他去延安，從此，二人結下了很深的友誼。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又受宋慶齡之託，因護送美國記者斯諾和醫生馬海德去陝北蘇區，再次來到西安。任務完成之後，董健吾本想早日返回上海，張學良卻要他在西安多盤桓數日。一次，張學良請董健吾吃飯，董健吾發現張學良面有不悅之色，飯也吃得很少，忙問是什麼原因。原來張學良有一對明代的花瓶，十分喜愛，趙四小姐不慎打碎了一個，他很心疼。

這次談話之後，董健吾向中共駐東北軍的代表劉鼎作了彙報，告訴他張學良夫婦很喜歡瓷器，為了聯絡感情，可以買幾件瓷器送給他，劉鼎也表示同意。於是董健吾到南苑門裏找到一家古玩店，該店的老闆常到上海辦貨，和董健吾很熟悉，董健吾從他那裏買了一套宋代彩瓷，給張學良送來，張學良夫婦一見愛不釋手，非以重金買下不可。董健吾卻堅辭不受。

後來張學良聽說董健吾要回上海，張設家宴為之餞別。席間，張問有何要求，董說：「副座能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我願足矣!」張點頭稱是。但他又問，有沒有私人要求?原來張還在為饋贈古玩一事感到不安。董健吾見張學良如此誠意，也就提出要求說：「我有三個小學生，兩個是我撫養的革命子弟，一個是我的兒子，如蒙照顧，望能送他們赴蘇聯讀書，以備日後為國效勞。」張學良面露笑容，答應照辦。

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一天早上，突然接到李杜的一個電話，告知張學良已到上海。董健吾聽後喜出望外。張告訴他要履行在西安許下的諾言，並約他第二天上午在一個咖啡館中見面。張學良是來南京開會的，會後他輕車簡從來到上海，主要是看望老朋友李杜。李杜是張學良的老部下，當時住在上海寶雞路(現淮海西路寶慶路)9弄3號，他雖身處繁華的大上海，卻一直懷念著白山黑水間的苦難父老。他曾多次派人潛往東北，組織抗日活動，他自己也一直要求去蘇聯，招集流落在遠東一帶的舊部，回東北繼續抗日。張學良來訪的目的，一是設法幫助他儘快出國，二是請他把三個孩子帶往蘇聯。李杜痛快地答應了張學良的請求。

董健吾接到張學良的電話後，認為送毛澤東的兩個孩子出國，是件大事，不敢擅自決定，立即向地下黨組織作了彙報，並請示如何辦理。組織上決定派劉仲華(與董健吾的單線聯繫人，建國後曾任北京園林局局長)同他一起去見張學良。

第二天一早，董、劉二人就來到上海西郊哥倫比亞路的一家法國咖啡館。咖啡館剛剛開門，服務員領他們進了一個幽靜的單間，他們要了兩杯咖啡慢慢地飲著。一會兒，張學良和李杜走了進來，張學良向他們介紹說：「來!認識一下，這位是李杜將軍，吉林抗日自衛軍司令。」董健吾也向他們介紹了劉仲華。四人坐定後，張學良說：「董先生，非常抱歉，我這次秘密來上海，不便約你們光臨寒舍。最近李杜將軍要到蘇聯去一趟，說是去考察，實際上是要把撤退到蘇聯的抗日義勇軍重新組織起來，帶回國內，藉此機會，我想讓李將軍把你的三個孩子帶到蘇聯，你們看這麼辦是否妥當?」

對張學良的安排，董健吾和劉仲華表示同意，張學良又說：「三個孩子的出國費用由我負責。」隨即將一張10萬法郎的支票給了董健吾，要他儘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作好出國的準備。事情談妥後，張學良立即站起來說：「此地不便久留。」於是四人匆匆離開，張學良擔心董健吾等人的安全，親自用汽車把他們送到了法國公園，一直看著董健吾和劉仲華兩人平安進了公園，他才駕車離去。

董健吾回去後，馬上為孩子們做出國的準備，添置了三隻嶄新的小皮箱，買了許多出遠門的生活用品，當時雖然是夏天，還給他們每人做了一件灰色小棉襖，另外每人買了兩套海軍式服裝，皮鞋、襯衫。不久，董健吾用汽車把毛岸英、毛岸青、董壽祺三個孩子送到李杜家中，李杜住的是一幢丹麥式的小洋樓，他為三個孩子準備了一間卧室，放置了寬大的席夢思床，還讓自己的副官教他們怎樣吃西餐，在國外如何生活。

上海地下黨研究後，決定派上海赤色工會工作的楊承芳和李杜一起出國，一路上負責護送三個孩子。

1936年7月初，李杜將軍化名王元華，通過各種關係辦妥了出國手續，帶著三個「兒子」，登上了法國郵輪康脫羅梭號，去蘇聯考察。隨行的有他的副官、秘書、翻譯，還有張學良的一個師長，加上楊承芳和三個孩子，共9人。船經香港、西貢、孟買、蘇彝士運河、地中海，於8月初到達法國馬賽。

▲李杜和三個孩子的出國照

在航行途中，還發生過這樣一件事。董壽琪回憶說：「在抵達馬賽港前的一兩天，有一件事引起了我們的好奇。那天晚上，幾個隨行的大人突然忙碌起來，先把窗帘拉好，又把船艙的房門反鎖上，然後翻起了箱子，把壓在箱底的許多小紙盒翻出來，偷偷地從窗口扔入海里。這下可把我們三個孩子驚呆了，這是幹什麼?岸英比較機靈，他趁大人不注意時，打開紙盒，原來全是鋥亮的手槍子彈。於是岸青和我也來勁了，一齊幫著大人把紙盒往外面扔。當船到達馬賽時，大人們還叫我們三個人執行一項特殊任務，那就是每人口袋裏塞進一支小手槍和幾盒子彈，並且叫我們在艙里走了兩圈。又教我們一旦有人檢查時，神色不要慌張，我們都一一點頭。儘管大人們安排得很周到，可一下船，我們心裏仍是怦怦亂跳，生怕被搜出來。幸好那次檢查並不嚴，只是馬馬虎虎地對了一下我們三個孩子的護照，就順利地放行了。」

他們到馬賽後，即乘火車去了巴黎。在一家公寓住下後，立即到蘇聯駐法領事館辦理簽證，誰知卻遭到了拒絕。原來李杜等人的行動，被日本情報人員偵知，日本向蘇聯提出了抗議。當時國際形勢十分緊張，蘇聯政府不願得罪日本，所以拒絕簽證。也有人說：蘇聯國內正在進行大規模的肅反，故而拒絕外國人入境。李杜等人就在巴黎滯留了好幾個月，三個孩子抓緊時間學習外文。後楊承芳找到《救國時報》(中共在巴黎出版的報紙)編輯部，請他們設法通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說毛澤東的兩個孩子已經到了巴黎，請蘇聯政府早發籤證。不久，蘇聯駐法領事館送來通知，同意毛氏兄弟入境，並送來簽證，但不准董壽祺和李杜等人入境。這時，國內發生了西安事變，李杜等人無心在國外逗留，只好返回了上海。

毛氏兄弟和董壽琪在巴黎一起生活了四個多月，常和外國小孩打架。董壽琪回憶說：「在公寓住久了，對於那裏的人事漸漸熟悉了。做招待的侍女們對我們比較好，有時我們三個跑去幫她們做點事。這家老闆是個女的，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可就是沒有見過她的丈夫。她的三個兒子比我們稍大點，衣著華麗，性格粗野，舉止傲慢。有一次我們要去餐廳隔壁的娛樂房玩，他們故意尋釁，不讓我們進去，我們一怒之下，沖了進去。他們攔不住，就伸出拳頭，擺出要揍我們的架勢。我們也不示弱，岸英高喊：‘洋人要欺負我們了，注意閃開!’他們蹦蹦跳跳，打的是洋式‘仆克欣’，我們則以中國式的‘開打’還擊。激戰了大約幾分鐘，桌子、椅子都翻了身，玩具也狼藉滿地。岸青因人小，氣力也小，吃了點虧，但對方一個小的也被我們打翻在地，哇哇直叫。隔天，他們又來偷襲，園子裏栽著很多栗子樹，遍地都是掉下來的栗子，他們撿來向我們投擲，想打個措手不及。其實我們對他們早有戒心，搬起園子裏的藤椅當‘盾牌’，罩住頭部和上身，然後又拾起栗子衝上去。他們只得抱頭逃跑，大敗而去。說也奇怪，‘不打不相識’，經過這兩仗，他們反倒對我們客氣起來，主動與我們握手言歡，並把他們心愛的玩具、小圖書讓我們欣賞。當我們要遷到別處居住時，他們還向我們饋贈禮物，列隊歡送。」

毛岸英和毛岸青被送往蘇聯駐法領事館，在那裏他們見到了親自來巴黎接他們的康生。1937年初，康生護送毛氏兄弟來到莫斯科，隨即進入西郊的莫尼諾爾第二國際兒童院。毛岸英取名塞爾蓋伊，愛稱是謝廖沙，毛岸青取名亞力山大。當年毛岸英14歲，毛岸青12歲。(本文照片「董健吾」和“出國護照”由黃達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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