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出「我是台灣人」的捷克議長，到底是什麼來頭？ 有意出位也是為了選舉

捷克參議院議長維斯特奇爾（Milos Vystrcil）率領的訪問團8月30日抵台。據說此次訪問背後也有美國的支持，捷克團將出席AIT（美國在台協會）9月4日舉辦的論壇，美國頗有拉攏台灣當局與捷克走在一起對抗中國大陸的意味。

維斯特奇爾不顧中方強烈警告和本國政府領導人一再勸阻，執意前往台灣，並在台北民代機構用中文喊出「我是台灣人」的「捷克議長」維斯特奇爾，究竟是什麼來頭？

捷克上議院議長維斯特奇爾演講時叫出「我是台灣人」。

實際上，說維斯特奇爾是「捷克議長」並不準確，他只是捷克上議院的議長。

捷克是個兩院制國家，其中上院有81個席位，下院則有200個議席。

捷克上下兩院均為直選產生，上院議員任期6年，每兩年改選1/3；下院議員任期4年。

儘管在議會構成、議員任期和換屆等方面，捷克議會處處仿效美國國會，但在議會權限方面則更像傳統的歐洲代議制國家，下院擔負主要立法職責，上院更多扮演咨詢、建議等角色。

捷克參議院議長維斯特奇爾借訪台為自己選舉造勢。

維斯特奇爾屬於捷克公民民主黨（ODS），該黨在1992年至1997年和2006年至2013年間曾為捷克執政黨或執政聯盟，但近年來影響力有所下滑，在2017年10月的下院選舉中僅獲得25個議席，但仍位列下院第二大黨之列。

而在上院中，擁有18個議席的該黨是第一大黨，因此自2018年換屆以來，捷克公民民主黨人一直佔據著上院議長的職位。

維斯特奇爾在高喊「我是台灣人」同時，宣稱自己繼承了捷克已故總統哈維爾的「價值觀外交」。

捷克已故總統哈維爾。

哈維爾是捷克斯洛伐克「天鵝絨革命」的帶頭人，當時他所領導的政治力量是「公民論壇」（OF）。1991年，公民論壇內發生分裂，後來成為第二任捷克總統的克勞斯（Václav Klaus）率領的黨內右翼，成立了公民民主黨；黨內左翼成立「民主俱樂部」（SDCCF），後逐漸分化歸入各左翼黨派；中間派則成立名為「公民運動」（Civic Movement）的政黨，1996年和捷克老牌傳統政黨國家社會黨（CSNS二戰前的執政黨，但如今在捷克中央政壇幾乎毫無地位）合併。

而經過變故後的公民民主黨，成了一個比公民論壇更「右」的政黨，它放棄了主張歐洲一體化的路線，轉而力主「歐洲懷疑論」，並且表現出明顯的親美色彩。

無論黨派傳統或現實，這個黨的首要人物在美、英兩國政府尤其兩國議會高唱對華「人權外交」調門，而美國政府和國會議員又頻頻打「台灣」牌「碰瓷」。

但僅僅將維斯特奇爾和公民民主黨在台灣問題上的挑釁行為，理解為「美英唆使」或「價值觀使然」，還遠遠不夠。

維斯特奇爾已經是捷克上院第二個打算「踩紅線」的議長。

2019年9月，前任上院議長、同樣來自公民民主黨的庫貝拉就高調出席了台灣駐捷克商務代表處的招待會，並在中國駐捷克大使發出批評後，於當月29日面見中國大使，用激烈措辭反誣中方「大國沙文主義」、「粗暴干涉主權國家事務」。

同年10月，他宣佈「計劃出訪台灣」，遭到總統澤曼、總理巴比什和下院議長的反對，澤曼一度激烈批評庫貝拉此舉「違反捷克國家利益」。

6天後，庫貝拉突然病逝，醫院宣佈的死因是急性心臟病，但庫貝拉家屬、公民民主黨和繼任上院議長的維斯特奇爾卻密集鼓譟。這一突發事件令素來親華的澤曼總統一時間不便再對該黨施壓。

此後，維斯特奇爾在本國和國外「智囊」出謀劃策下，將「是否頂住壓力訪台」問題，包裝成「捷克乃至歐洲議會能否頂住中國干預」的奇怪命題。這也綁架了捷克乃至歐洲政壇的輿論基調。

公民民主黨從不甘心在捷克政壇邊緣化，2018年庫貝拉就試圖挑戰澤曼的總統連任，但選前見勝算渺茫而退縮。他和維斯特奇爾都想在2023年捷克總統選舉中問鼎，公民民主黨則希望在立法選舉中保住上院、奪回下院控制權。

而上院1/3改選就在今年11月，下院改選則是明年的事，庫貝拉、維斯特奇爾「前仆後繼」地碰瓷敏感的台灣問題，實際上是蓄謀已久的「借國際熱點問題哄抬國內選情」策略。

政客只看得到眼前收益，卻看不到長遠代價，只會將社會的代價繼續放大。維斯特奇爾的「政治show」，注定就是如此。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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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韓國時報》8月30日發表德國前外長約施卡·菲捨爾的文章，標題是：西方機會主義的終結 中國和西方之間的矛盾幾乎每天都在升級。

菲捨爾文章指，中西矛盾涉及技術、貿易、全球市場份額和供應鏈，但也與基本價值觀有關。支撐這場經濟和意識形態競爭的是21世紀全球主導權的目標。全文擇譯如下：

德國前外長約施卡·菲捨爾

中西方的矛盾但為什麼偏偏是現在升級？

西方似乎並非現在才突然意識到中國崛起的影響。中國是由共產黨執政並不是新聞，這一點也沒有阻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穩步加深與中國的經貿關係。

西方領導人一直認為，現代化和經濟發展將使中國最終擁抱西方民主、人權和法治。他們錯了。中國共產黨已經演化出一種新型的混合發展模式。到目前為止，這種做法非常成功。

其結果令人印象深刻——在許多方面，也是前所未有的。數億中國人擺脫了絕對貧困。就在一代人之前，中國還是一個科技落後的國家。今天，中國在許多定義21世紀的關鍵領域——數字化、人工智能、量子和超級計算機——都處於全球領先地位。隨著中國準備在許多領域將美國甩在後面，它成為所有重要指標的領先經濟體只是時間問題。

中美對抗現在才升級的原因比較簡單，那就是西方的衰落。自工業化開始以來，西方就有效地壟斷了全球權力。但現在，一個亞洲大國將很快結束我們所熟悉的西方霸權。不管11月大選後特朗普是否留任，西方所受到的挑戰越來越大，這一情況將長期存在。

畢竟，在中國日益強大的同時，西方的主要國家卻相對變弱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對改變中國和全球對美國模式的看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突然之間，西方的弱點暴露無遺，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而現在，新冠肺炎危機進一步暴露了美國的弱點和國內的薄弱處。美國應對疫情不知所措，這將有力地強化2008年危機給全球留下的印象。

同樣清楚的是，西方的適應、遷就和經濟機會主義戰略——這種做法往往近乎天真——不能再繼續下去了。那麼，該怎麼做呢？

西方必須擺脫對中國的幻想——無論是基於戰略天真的幻想，還是基於過去那種強權政治的幻想。西方必須按照「中國是什麼就是什麼」的原則，找到與中國共處的方式。這意味著要在磕頭和對抗之間找到一條道路，以西方的價值觀和利益為導向。

西方國家也應放棄自以為可以推動、強逼或勸誘中國成為自己那樣「民主國家」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