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採取果斷行動，對「四人幫」實行隔離審查。圖為北京群眾湧上街頭，歡慶粉碎“四人幫
台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又經受了一次嚴峻的政治考驗。
決戰時刻
耿飈來到廣播局
1976年10月6日晚7時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經降臨，有幾位未經打招呼的不速之客走進北京復興門外的廣播大樓，徑直走進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鄧崗的辦公室。來人中為首的是中聯部部長耿飈。
他的突然到來，是執行一項重大的、緊急的、特殊的使命。
台來是晚上7點多，不到8點。”耿飈回顧當時接受任務的情況時說：「葉劍英元帥在粉碎「四人幫」的那天晚上親自坐鎮。我去接受任務的時候，葉帥就坐在一個高凳子上等著，中央領導親自交代任務。」
後來，耿飈在他的回憶錄里的《春風又綠中華》一章中說：「華國鋒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務：「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去，要迅速控制住電台和電視台，不能出任何差錯，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邱巍高是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他的參與，一是可以不事先打招呼進入廣播局，二是可以隨時調動廣播局的警衛部隊。
耿飈在回顧那天晚上進駐情況時說：那天晚上，他們在警備部隊中挑選了20名戰士，他帶了10名。「我們一進廣播電台的大門，就直到局長鄧崗的辦公室。鄧崗同志正在辦公，一看我們去了，怔住了。我說是奉命到這裏來的，為加強對廣播電台的領導。我把華主席的信給他看。大約三分鐘工夫，鄧崗同志沒有說話，大概考慮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說，你如果想給姚文元打電話也可以。他說沒有必要了，不必了。隨後，便召集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和局領導開會。」
全副武裝
警衛戰士把守要害部門
台的氣氛異常緊張。
自從這些「不速之客」進局以後，局長辦公室的外屋穿軍大衣的人不斷增多了，不一會又搬來了被褥，看來是要在這裏“安營紮寨”了。隨之而來的是警衛戰士頻繁調動，增設了崗哨，增加了值勤人員，而且是全副武裝。人們竊竊私語：“一定是發生了大事!”
我趕緊向中央電台的節目傳送間走去。節目傳送間在廣播大樓的第四層，是中央電台播送節目的前哨陣地，也是電台的機要重地，所有節目都要從這裏傳送到發射台。一路上，氣氛格外緊張，一道又一道地嚴格檢查證件，除了固定崗哨，又增加了流動巡邏人員。在節目傳送間門口增設了崗哨，直播室門口有兩位持槍戰士分列兩旁，明晃晃的刺刀在燈光中閃爍!
據後來耿飈回憶說：「邱巍高到廣播局後作了四項佈置：第一是控制電台的要害部門，如直播室、機房、制高點等；第二是保持電台秩序的穩定，內緊外松，不要讓別人看出異常來；第三是保證所有進駐人員的安全；第四是對警備部隊進行教育。」
「文革」前，中央電台的新聞節目實行直播。「文革」開始以後，為“增強階級鬥爭觀念，防止敵人破壞，保證安全播出”，陳伯達一聲令下，統統把直播改為錄音播出。從此，中央台的直播室已經“鐵將軍”把門多年了。有一次為趕播一份外交聲明，因為錄音延誤了播出時間，周總理曾經批評“為什麼不可以直播呢”，但終究沒有直播過。
但是，這天晚上不僅增派持槍戰士守衛，不一會兒，中聯部副部長馮鉉、張香山急急忙忙來到直播室，坐在直播室門旁的沙發上寸步不離。然後把我叫去吩咐，趕快把直播室鑰匙找來，交給他們。他們在直播室門前坐等。直播室的鑰匙由專人保管。當時，兩把鑰匙分放兩處，因為長期不用，不知道在誰的手裏，我前後追找了半個小時才找齊上交。他們接過鑰匙，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看到這種情景，我確信發生了大事。有人提出過疑問，這是不是發生了「政變」而控制電台?當然不是。我們的國家電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始終掌握在黨中央的手裏，只是宣傳輿論的領導權一時被「四人幫」所把持，現在是要從他們的手中奪回來。正如耿飈所說，中央不是對電台和電台的工作人員不信任，而是因為過去是姚文元抓意識形態、抓輿論，中央擔心在這個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歷史時刻，一旦「四人幫」有所覺察，走漏了消息，「四人幫」的餘黨或者親信把持了電台，就會出大亂子。
當時的接管是順利的，但氣氛異常緊張。耿飈回憶說，當晚他和鄧崗沒有回家，他和邱巍高一直輪流睡在辦公室的一張行軍床上。頭三天睡覺不脫鞋，連吃飯、喝水都不離開辦公室，由警衛戰士送來，完全是一種戰鬥生活，準備隨時應付突發情況。「特別是第一天晚上睡不著，眼睛瞪得大大的，腦袋裏在翻江倒海，考慮還有什麼漏洞沒有?還有不周全的地方沒有?還會出現什麼樣的突發情況，應當採取什麼防範措施?」
緊急停播
「按既定方針辦」
台、北京電台和北京電視台等有關部門領導人的會議。大家都有一種「異乎尋常」的預感。
鄧崗從局長辦公室來到對面屋的局總編室，表情嚴肅，發言很簡單，顯是經過深思熟慮：「根據中央的指示，最近宣傳中有一句話「按既定方針辦」不要再宣傳了。一定要把住!」
中都要突出這句話，甚至違背新聞的真實性原則，沒有這句話的還加上，現在怎麼不提了呢？這是一個明顯的訊號。
就這件事的傳達範圍問題，鄧崗作了嚴格規定，並一再強調注意嚴格保密。他說：「先從發稿上把這句話卡住，立即執行。今天晚上的節目盡量改，明天早上從全天開始播音起，一定要卡住!不許再播出去!一切節目都要審查。外邊有人來電話詢問原因，一律不作回答。」
但中央電台四套節目70多個小時的節目要全部立即檢查停播「按既定方針辦」，很不容易，量大而時間又太緊，幾乎所有的稿件、節目中都有這句話，可誰也沒有任何遲疑，沒有提任何困難，立即去做。
夜11點40分，召開部主任會議傳達；夜12點，各編播部門開始審查稿件和節目。中央電台的四套節目中，對全國廣播的兩套，其中一套節目全天播音已結束，另一套到第二天凌晨1時35分播音結束；一套節目對全國少數民族廣播，播音已結束；一套節目對台灣廣播，仍在進行中。當務之急，是立即審查、把住正在播出的節目。搶在全天播音結束以前，中央電台已經審查撤換了正在播出的節目，停播了「按既定方針辦」，只有一個節目中，等發現有《按既定方針辦》這首歌曲時，錄音帶已經轉動了。
後來得知，毛主席沒有什麼「臨終囑咐」，完全是「四人幫」偽造篡改的。
1976年4月30日華國鋒在向毛主席彙報請示具體工作時，毛主席已經說話不清，針對彙報中的具體問題寫了一句「照過去方針辦」。「四人幫」出於政治目的篡改為「按既定方針辦」，而且篡改為是“毛主席的臨終囑咐”。
當華國鋒指出這一問題時，他們反咬一口。10月4日，「四人幫」在《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遠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氣勢洶洶地說：“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這篇文章的發表，使許多人敏感地意識到這是「四人幫」急於篡黨奪權的信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覺，加速了「四人幫」的滅亡。
耿飈在回憶電台當時的緊張情況時透露：「不到兩個小時，把兩個地方控制住了：一是辦公室；二是把電台的直播室控制起來，掌握住鑰匙，增加了警衛，同時把住了錄製的節目，先審聽了再播。然後打電話向華主席彙報，已經控制住了，請放心吧!華主席說，一切都如意。」
嚴格把關
審聽每一個節目
台所有的節目都必須經過統一審聽後才能播出，包括節目預告和補充音樂無一例外。可我心裏明白，現在距離早晨4點開始播音只有1小時30分鐘了，中央電台四套節目，全天播音共70多個小時，就是24個小時不間斷地審聽，又怎麼能聽得過來呢?但不容遲疑，我緊急調集中央電台所有已錄製好的節目，交到審聽小組那裏。
話請示後同意播出。事後才清楚，這本來是不該用的，只是出於策略的考慮，繼續用「梁效」文章以防止打草驚蛇。
後來，耿飈在回憶錄中談到這一情況時說：「他們的任務主要是和電台的同志一道審查播出前的膠帶，包括文字和歌曲、音樂節目。我告訴他們，主要掌握兩點：一是播出中不能泄露有關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二是凡節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針辦」的，一律刪去，還要撤換一些不妥的節目。」
到了10月8日分兩組來審查：一組仍由馮鉉、張香山負責，另一組由中聯部來的朱大成、毛寶忠負責。這天的《新聞報摘》節目中，遇到的突出問題仍出在《人民日報》，在第三版刊登的《陽泉礦務局呈現一派團結戰鬥的新局面》的文章中，有這麼一段話：「我國重要的無煙煤生產基地——山西省陽泉礦務局的廣大幹部和職工群眾，遵照毛主席關於「按既定方針辦」的囑咐，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
對此提法，中央電台新聞部的同志非常敏感，請示如何處置?有的人甚至建議是否向《人民日報》的魯瑛打個招呼。經審聽小組研究後請示，答覆是：「我們只管我們，我們不用，他們要用由他們用去!」
過了兩天，隨著局勢的明朗和穩定，由全部審查節目改為重點審查，審查小組主要審聽中央電台的新聞節目和《學習》節目，其他節目交由局、台審聽把關。又過了兩天，把全部節目的審查任務交給了局、台，局裏又把此任務交給了中央電台，中央電台成立了審聽把關小組。持續了一段時間後，恢復了正常的審稿播出制度。
在這之前，中央電台曾經給外地三個省和直轄市電台複製了歌曲《按既定方針辦》。鄧崗佈置，通知他們停播，不講原因。我們只查到有山西台和上海台，另一個記不清了，6日晚當即通知他們停播。從事後反饋的情況得知，山西台立即執行了，並感謝中央電台給他們把了關。而上海台接到通知後，卻出現了另外一種意想不到的危險情況。
台通知停播這首歌曲的情況，他們從中嗅出了味道，頓時緊張起來。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暴跳如雷，要採取「緊急措施」。當後來粉碎「四人幫」的局勢明朗以後，這一“通知”竟成為“未經請示、走漏消息”的事件，立案審查。
透露「機密」 奔走相告
把時間再拉回到10月7日。
7日晚上10點30分，鄧崗召集會議，這時才正式宣佈了耿、邱到廣播局來的事。他說：「昨天晚上8點30分左右，耿飈同志、邱巍高同志來局，帶來了華國鋒總理親筆寫給我的一封信。」接著，他宣讀了這封信：
鄧崗同志：
為了加強對廣播、電視的領導，中央決定，派耿飈、邱巍高同志去，請你們接受他倆的領導，有事直接向他們請示。
華國鋒
十月六日
鄧崗說接到信後，馬上召集局黨的核心小組成員進行了討論，一致表示堅決擁護、堅決貫徹中央的決定，接受耿、邱二位同志的領導。
他說：「毛主席逝世後，面臨尖銳的階級鬥爭。中央這樣決定，體現了對廣播電視的極大關懷，體現了對這樣的要害單位的十分關心。大家要深刻理解中央決定的重大意義，一定要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把電台的安全放在極其重要的地位，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措施，特別要在嚴重的階級鬥爭的時刻，確保電台準確及時地傳達黨中央的聲音。」
他暗示說：「在這封信里，同志們很清楚地意識到，今後我們和中央的聯繫通過耿、邱二位同志，過去的聯繫渠道結束了。」
這幾句話，鄧崗說得很重。大家本來就心照不宣，沒有人說破，現在不言自明了。過去由姚文元分管廣播局，這條渠道中斷了，「四人幫」垮台了，一些猜測和預感得到了證實，大家露出欣喜之色，互相交換著眼色。
會後，這大快人心的消息不脛而走，又是一個不眠之夜。後來，耿飈是這樣說的：「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廣播事業局內部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廣大幹部和群眾對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是衷心擁護和非常高興的」，“在黨中央解決「四人幫」問題的過程中，我們奉命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奪回這個重要宣傳陣地的領導權，總的來說比較順利，沒有出現什麼大的問題，取得了這場特殊戰鬥的重大勝利。”
儘管大家的狂喜之情溢於言表，但廣播宣傳中必須保持常規，不動聲色，播音基調平穩、從容，節目運行正常，在中央沒有做出新的部署之前，不能讓聽眾明顯感覺到已經發生了什麼重大變化，不能讓別有用心的人從中摸到什麼政治氣候。
穩定局勢 贏得時間
台做好播出的準備。發佈什麼?是把「四人幫」給端出來?根據過去的經驗和傳統做法，感到為時尚早，在沒有穩定局勢，人們還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之前，中央是不會這樣做的。過去遇有重大事件，通行的做法總是先在內部通消息、做工作，在公開宣傳中有意識地放點風聲造點輿論，進行引導，待時機成熟時再公開，做到水到渠成。這樣重大的政治鬥爭，自然不會匆忙從事。
中央發佈的重要消息是否宣佈中央領導班子成員或者職務的變動?似乎也不可能。因為「文革」中人們對某個新的提法、新的口徑，對某個人名的隱去或出現，都十分敏感，能猜出其中的奧秘，無疑在這時更為警覺。如果宣佈變動了的中央領導班子，也就等於宣佈發生了什麼事，似乎仍為時尚早。那麼將播出什麼呢?
。理由很簡單，這件事太大、也太鼓舞人心了。另一種意見認為時機尚不成熟，如果不是公開宣佈粉碎了「四人幫」，只是作明顯的暗示，先造輿論，廣播宣傳不宜搞大，基本正常，與平時稍有不同，既讓聽眾感覺到什麼，又不明確知道是什麼。
兩種方案同時提出，經請示中央，同意了後一種方案。
台首次廣播了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建立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紀念堂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於出版〈毛澤東選集〉和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決定》。各報在第二天見報，頭版通欄標題。中央電台在離全天播音結束僅有1小時35分鐘內，兩個決定各播出了三次，迅速傳遍全國。9日又播出17次，用記錄新聞速度播出一次。中央這麼適時公佈兩項重要決定，其中的奧妙和政治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了各地的反應，形成了一次宣傳高潮。接著，中央電台又廣播了《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於10月10日發表的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論題目本身就很有含意，社論里又作了明顯的暗示，並強調「最緊密地團結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一切聽從黨中央的指揮”。凡經過政治運動的人，都能掂量出其中的含意。
「四人幫」在上海的親信骨幹聽了中央電台廣播的兩個《決定》之後，十分恐慌。據曹大澄在《餘黨末日》中記載，「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立即實行緊急動員，妄圖發動武裝叛亂。上海市委宣傳負責人叫嚷：“剛才北京廣播了中央的兩項決定，他們這一手高明，他們撈了資本，這是煙幕彈，我們再也不能等了，馬上製造輿論進行反擊，要針鋒相對!”他氣急敗壞地說：“現在只有干，而且要大幹。要在早晨6點之前出動民兵進駐上海電台、報社，電台要廣播《告全黨全國人民書》、《告世界人民書》，要提出還我江青、還我洪文、還我春橋、還我文元的口號!”接著，他跑到報社，要報社不要登“北京發佈揪出反黨集團的消息和新華社發的整我們的消息”，“要登我們的東西”。他竄到上海電台檢查播音室，叫喊：“你們不要轉播中央台的廣播!”
有人回答：「中央台的中波是阻擋不住的，打開收音機，老百姓都能聽到!」
「你們開動干擾機，干擾中央台廣播!」
「機子不夠，中央台的功率大，我們干擾不了!」
中政策和策略並用，虛虛實實，例如，對於過去與「四人幫」聯繫密切的一些單位和人，在沒有弄清問題以前採取迴避的辦法，暫不宣傳，但又偶爾有意提到某單位和人的名字；對上海等地的來稿嚴格掌握，慎重處理，但又不是完全不用；對「四人幫」插手的戲劇、電影、歌曲等文藝作品原則上停播，但又要有計劃有選擇地播放一點。
正是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在10月15日的《新聞報摘》中，經請示播出了《人民日報》刊登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擁護兩個《決定》的消息。
各地群眾對《決定》的反應以外，在文藝節目中反覆播放《東方紅》、《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國際歌》。這幾首歌曲在1971年林彪叛逃後，在後來的八大軍區司令員調動時，都曾經反覆廣播過，那時毛主席、周總理在許多場合帶頭唱，周總理多次提倡、指揮群眾唱過這幾首歌。
不難看出，這時宣傳的政策性和策略性非常強，必須嚴格執行宣傳紀律，聽從中央的安排和指揮。但真正吃透精神，能夠做到恰如其分，卻十分困難。耿飈回憶在廣播局這段工作時說：「這些事下邊和外邊都不知道，電台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我在那裏呆了8天，8天可真是戰鬥生活，連晚上睡覺，衣服也沒有脫過。」
台、電視台統管起來。
台廣播了這一消息。接著上海700多萬人、天津200多萬人走上街頭，規模越來越大，情緒日益高漲，大家欣喜若狂!
北京人憋不住了！有的單位、機關自發地在院子裏遊行慶祝。此時，中央決定放開，讓大家走出來。10月21日，北京150萬軍民湧上街頭，湧向天安門廣場，第一次公開喊出了「打倒王張江姚「四人幫」」的口號！
才完全放開，中央電台組織記者四處採訪，集中地連續地報道了各地的歡慶活動。中央決定，10月24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百萬人大會，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並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北京電視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轉播大會實況。
轉播實況 千慮「一失」
決定開慶祝大會是緊急的，決定轉播也是緊急的。為此，中央電台成立了由時政記者陳寰、劉振英和播音員方明、王琪組成的轉播小組，由我負責，立即投入準備工作。
中央電台的轉播室設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大殿西南角處，從1949年開國大典的轉播到後來的多次轉播，轉播室都在這裏。所謂「室」，過去只擺放幾個話筒，沒遮沒攔，現在由一人多高的有機玻璃將三面圍住，朝後的一面和朝上的一面都是敞開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把來自四周的聲音播出去。
整個轉播，最緊張的是大會正式開始前的這個時候，也就是領導人從天安門城樓上的大殿中走出來到宣佈大會開始，這段時間很短，但要做的事卻不少，掌握不好最容易出大錯。例如，要搶時間把領導人的名單報出去。而核定出席領導人的名單、確定其先後次序是最難的，而又處在領導層的大變動中，弄不准就可能出政治事故。
名單確定後，是播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名單(內部稱為「小名單」)，還是播出所有領導人的名單(內部稱為“大名單”)?一看時間長短，二看領導人到達的早晚，三看領導人的名單有多少。名單報早了，有的領導人還沒有到；名單報晚了，容易與宣佈“大會開始”相重疊。為爭取主動，一般只報小名單，會後在結束轉播前再從容報大名單。
轉播之前，須做模擬測試。那時，毛澤東主席登上天安門城樓之後，先到大殿休息、接見中外來賓。慶典開始前，由大殿走出來，走到城樓中央的欄杆邊，這時候，廣場上軍樂隊奏起《東方紅》，然後宣佈活動開始。大家知道，從大殿走到欄杆只有幾步路，為了準確掌握時間，事先有人模擬毛主席走路的速度，測出走這段路的準確時間，由此算出最多能播多少字。
因為播音「室」離城樓中央較遠，殿內的活動看不到，主席出來時周圍擁滿了人，看不真切又不敢貿然播出。每遇到這種情況，事前總要商定兩種辦法：(1)時政記者在現場，當主席起身向外走時，記者舉手為號，便開始播出：“毛主席來了!毛主席來了！”(2)如遇到特殊情況，或記者恰巧不在現場，便以軍樂隊奏起《東方紅》為號，開始播出。這時候，只能選擇最準確、最簡煉的語言。時間，太寶貴了!
華國鋒同志新擔任了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在慶祝大會時應該如何轉播?是按照毛主席的活動那樣轉播，還是應該有所變化？他從大殿走到欄杆會用多少時間？他出現時奏什麼樂曲？這些都是新問題，心中無數，也無先例可借鑒，只能設想多種方案、幾種準備。後來決定當他出現在天安門城樓時奏《歌唱祖國》的樂曲，聽到樂曲便可以播出，我們心裏才踏實了一些。
10月24日，從下午2點50分開始轉播，到3點大會開始後，轉播都是順利的，但是沒有料到，在大會結束時，轉播出了問題。
我們原來設想，等大會宣佈結束，播音員開始播出結束語，轉播即告結束。這種設想基於這種考慮：華國鋒同志初任主席，在大會結束後，可能不會像毛主席那時再走向東、西兩邊向群眾揮手致意，轉播拖的時間長了不緊湊，說不定還會出現一些雜音或不該出的電視鏡頭；大會已經結束了，停止轉播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當宣佈大會結束以後，華國鋒主席停頓了一會兒，我們便播出了轉播的結束語。沒有料到，正在這時，他開始向東、然後又向西走去，頻頻向群眾招手。中央電台轉播關機了，沒有把這個場面播出去。北京電視台的轉播是用中央電台播音員的播音，自己配畫面，事先曾經約定好一起結束，可他們看到這種景況後，靈機一動沒有關機，繼續轉下去，卻只有畫面沒有了播音員的聲音。事後，這一「提前」結束轉播就成了嚴重問題而受到審查。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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