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緒是能被輕易勾起的，一束光、一根絲線，都能揭開人藏於時光深處的記憶。在幾十年前，縫紉機是極為珍貴的，城裏城外一大家子的衣褲都仰仗著它，它承載了太多的等待與期盼。即使時至今日，縫紉機早已退居歷史舞台的幕後，但仍然是過去時代的生活縮影，有著不可忘卻的意義。
如果物也有靈，那台上海牌縫紉機一定是寂寞的，因為那天我去父親的老房子清理遺物時，在角落裏發現了被一塊塑料布遮住真容的它。
揭開塑料布，彷彿他鄉遇故知，舊日時光一下發散出來，若不是有外人在場，差一點我就淚雨紛紛。跟著來收舊物的人走上前伸手要摸，我急忙擋住，他說，「真不錯，這個多少錢？」我簡潔地回答他，「不賣。」這是此刻我最能體現的心情，「舊日的悲喜，可以賣掉嗎？那是無情無形的割捨，人是留不住的，鐵打的塵世，流水的人，但我總還可以留下這些舊日的承載，享受舊時的記憶。」
這台上海牌縫紉機，是父親送給母親的禮物，叫做聘禮也行。父親那時是帥氣的年輕軍官，收入尚好，父母親辦新式婚禮，母親沒要彩禮，但父親問母親有什麼願望，母親說想有一台縫紉機。於是父親在結婚當天把這台縫紉機擺在了新房裏，我無法想像，一對新人撫摸著嶄新亮閃的縫紉機共同憧憬未來時的那副人間美景，但我清晰記得這台上海牌縫紉機年輕的樣子。縫紉機的脊樑上印著龍飛鳳舞的紅色「上海牌」三個字，黑色漆錚亮，銀白色的機輪，工作枱上還有一對飛翔的鳳凰，非常好看。
母親當初想有這台縫紉機，是準備做為愛人孩子洗衣做飯縫補的主婦，可是結婚後就發現，母親的長項是讀書，教書育人，縫紉機買來好久，她也還用不熟練。據父親說，母親連條內褲都縫不好，不是壓不好直線，就是縫紉機纏了線軸，每次都要父親解決，後來乾脆很少打開了，都是父親在用。
後來長姊大了，她心靈手巧，一教就會，加之父親工作忙，這台縫紉機幾乎已成了長姊的專屬。記得特別清楚，那時這台縫紉機就放在南窗下，不用時上面罩著一塊藍灰色的布罩，鑲著紅色壓邊。我們寫作業時都搶著要坐在那裏，因為臨近窗檯，累了可以看看窗外，邊學習還可以聞得到窗台上擺著的兩盆月季，比盤腿坐在炕上的矮桌上寫字舒服多了。
長姊做針線活時最怕我在旁邊，因為我頑皮，常常嚇得她心驚肉跳，我會把手指撫在飛速旋轉的機輪上，享受那種麻酥酥的感覺，這樣長姊蹬起來就更費力氣——但她最怕的是我的手指卷到輪子裏去。她不止一次在蹬著輪子時看見我在蹭手指，尖叫著停下，對我瞪大了眼睛。但長姊是脾氣好到不能再好的人，她一遍遍拉近我，告訴我如果手指伸進去會怎樣，嚇唬我後果有多麼多麼嚴重，但我嘻嘻笑著掙脫開，跑掉了，沒多久我又偷偷跑回來。萬幸的是，這個動作做了那麼久，卻真的一次事兒也沒出，也許是因為聽了長姊的話，我十分小心。
長姊不在時，我有一次偷偷打開了機器。那麼沉的機頭，從箱裏拉出來再坐到台上，我都不能相信自己小時那麼細的胳臂是怎麼完成的，但我確實完成了。正在我得意地蹬著空輪玩時，長姊回來了，她嚇了一跳，但也很驚奇我能做得到。她見我喜歡，就教我怎麼使用，她把線軸拿掉，第一步先練怎麼把輪子蹬得不倒轉，這個我一下午就學會了；她便教我怎麼安線軸，怎麼裝皮帶，我也很快學會了；於是她就給我一塊破布，在旁邊看著我，怕我會扎到手。當然我扎得一點不好，歪歪扭扭，有時因為跑偏過大，還會纏線軸，但也令長姊驚喜。
不過我一直都沒有真正做過縫紉活，連一條褲帶也沒做過，因為母親始終覺得我太小，怕一個疏忽，就悔之晚矣，也因為自從學會以後，就沒了神秘感，三分鐘熱度一過，我也就把遊戲的心轉到了別處。
隨著母親離世，長姊上班離家，這台縫紉機就只是三姐用一用，但她不像長姊會裁剪，所以這台上海牌嶄露頭角的機會就不太多。
再後來大家都買衣服穿，物質豐富了，縫縫補補的活少了，破了就換新，於是它便日益沉寂下去。後來我都徹底遺忘，從未曾想起，也不曾提起。如果不是偶然再見，我甚至失去了對它的記憶。我在旁人不解的目光中把它運回家，擦拭錚亮，擺在陽台上，它面板上的兩個橢圓泛白的印痕清晰可見，那是小時候某天哥哥上學帶的兩個玉米面餑餑的印記——當時餑餑很燙，母親沒考慮那麼多，出了鍋，用紙包好，隨手放在縫紉機上，誰知因此燙了兩個餑餑印，每次看到，我都會忍俊不禁。
那是歲月的刺青，連結了多少故事。
我知道有一本暢銷書叫《斷舍離》，是日本雜物管理諮詢師山下英子寫的一本系統闡釋「斷舍離」理念的圖書。斷絕不需要的東西，捨棄多餘的廢物，脫離對物品的迷戀，據說已經成為當下流行的生活理念。我對著這台上海牌縫紉機，再想想斷舍離，深感自己老了。斷舍離是科學的，但過於科學的東西，總會泛化成理智型冷漠，因此與感性也許有著無形的衝突。
但看似不理智的感性也許就是生命溫情的來源，就如我一見這台上海牌，我的心變柔軟了，願意溫柔對這世界、這世界的人，如果什麼都與物質和有用掛鉤的話，這便是這台上海牌縫紉機以及一切的舊物所帶給我們的益處吧。
文字 | 陳柏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