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香港被疫情打亂的，不只社會秩序、經濟秩序，還有政治秩序。
二
國安法公佈施行，正在塑造香港新的局勢。反對派大佬紛紛“變臉”，“港獨”組織作鳥獸散，反中亂港分子伺機逃竄，暴力示威活動戛然而止。
隨著反對派在國安法的巨大震懾力前，表現出不同程度的“被動馴服”，香港黑暴退潮、動亂收斂，已與修例風波時的風雨飄搖形成鮮明對照。
國安法改變的，還有香港特區政府與建制派。
1.敢於打破“固有堅冰”，開始整頓曾經扮演反對派“喉舌”的港臺，全面推動修改香港中小學通識科教材，特區政府的管治方向更清晰，管治行動更堅決；
2.不畏英美威脅與制裁，問責官員表現出昔日罕見的“強硬”姿態，政治態度更鮮明，政治表現更整齊；
3.積極貫徹落實國安法，依法逮捕黎智英及一些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突破“傳媒不能碰”的執法盲區，為修例風波中一些被反對派“定義”的重大事件（如7.21等）重新定義；
4.愛國愛港者理直氣壯，發聲、踐行更從容勇敢，建制派作為建設派的作用在長期被壓抑後開始釋放。
正如靖海侯上一篇文章所說，一種力量在崛起，一種力量在撤退，國安法觸發的香港局勢的鏈式反應，還在持續發生，並有系統化、立體化、集約型的呈現。
這是香港局勢的一面。
三
是否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與精神，一直決定著香港治理實踐的成效與實效。
這是經驗，也是教訓。
在國安法公佈施行後的大破大立關頭，依然需要對香港局勢持理性客觀態度。
香港局勢，還有另一面。
一則，國安法管用；一則，國安法並非萬能。
認識這一點，不妨從最近香港發生的新聞事件說起。
1.老闆被逮捕和被搜查後的壹傳媒某水果報，仍然在日日叫囂，用詞“兇猛度”甚至甚於事發前。2.香港大學學生會在某水果報頭版做廣告，公然對抗國安法；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發出所謂“家書”，對母校“暴大”之名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繼續美化、力挺黑衣暴徒。二者與其在修例風波中的表現並無二致。3.中央全力助港抗疫，為港人提供免費檢測計畫，香港反對派乃至一些醫護人員還是危言聳聽、肆意抹黑。4.香港的“KOL”照舊每天在報章讕言不止、誤導視聽，香港的輿論生態並沒有明顯好轉。
就在日前，剛被港大解雇的非法“占中”發起人、2016年立法會選舉“雷動計畫”和2019年區議會選舉“風雲計畫”的炮製者戴耀廷，被兩地建制派媒體在國安法出臺前後集火抨擊的人，再又提出“拉撒路計畫”的亂港行動，聲稱要號召至少4000人討論香港的未來，以“建設民主香港”。25日，建制派人士到選管會門前提交請願信，要求跟進反對派“初選”違法事宜，被作為特區政府機構的選管會拒收。
局勢向好，情勢猶險，香港今天的現實，仍然埋伏著香港明天的危機。
四
香港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香港政治問題的根源是政治生態問題。無論這生態是歷史形成的，還是人為構築的，甚或是群體性的集體迷思所致，但它客觀左右了香港的三個基本現實：
1.香港政治光譜的基本面，短時間內不會大變，社會政治基礎仍然極不穩固。
2.香港社會的撕裂與內耗，長時間內還會持續，政治價值上的大一統不可能實現，香港這座城市的政治化已成趨勢。
3.自上而下的政治秩序重啟，或許可以為香港帶來一片生機，但如果沒有自下而上、普遍意義的政治覺醒，時間越久，香港爆發新的危機的可能性越大。
生態問題自帶有頑固性的屬性，矯治離不開久久為功。
此前香港頻發教育亂象，靖海侯當時即分析其屬生態問題，有些觀點同樣適用於當下：
孩子是果實，教育是枝葉，社會是主幹，經濟是根莖；而政治是氣候，決定陽光雨露。在一個自由、開放的地方，要改良生態環境，必須由表及裡，而不是盯住具體的人群、具體的領域。否則，既治不了表也治不了本，還會引發巨大反作用，讓局勢升級。
這番話，其實蘊含著靖海侯相當重要的一個觀點：
香港問題是“極少數人”的問題，更是“大多數人”的問題。
“大多數人”的問題，不是指他們與祖國離心離德，而是指他們與祖國若即若離，對國家和特區政府的認同度不高、信心不足，愛恨交織，持曖昧游離態度，擁抱時少了一些堅定，守護時缺了一份勇敢。
近期，知名香港政治問題專家、香港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說，即便是建制派裡，也有一些投機者，為生意而站隊，因利益而趨附。他認為，不能泛泛地把建制派=愛國者。
其分析，正是問題的另一種折射：複雜、系統，潛存於各種群體和深層次的香港社會，干擾乃至主導著香港未來的政治走向。
而在今天，在國安法時代，在香港從量變走向質變的過程中，這種“大多數人”的生態問題，正是刷新香港局面的最大不確定性，讓根本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變得漫長起來。
五
問題的嚴重性，不僅於此。
國安法後香港的變化，主要體現在社會運動方面。如：反對派規模性的遊行幾近斷絕，暴力破壞的行動基本消失，包括輿論戰中表現出的氣焰亦呈現衰弱的景象。
但這一切的“轉變”，並非僅僅是國安法所致，另外還有一個因素，客觀上“裝飾”了香港今天向好的政治現實的表像，那就是：
疫情。
修例風波的階段性結束，是從今年1月份開始的，而全國人大關於香港國安立法的消息出自今年5月底。反對派在1月份作出策略性調整，明顯與後者無關，更不可能是反對派的自我覺悟。反對派在暴力暴動上有選擇性地“安靜”下來，正是因為疫情的爆發。
善以利交和外強中乾的反對派，在權衡自己的生命健康與政治活動時，也明白孰輕孰重。而隨著特區政府考慮防疫及公共衛生需要，於3月份推出限聚令、嚴格約束人員聚集後，他們組織別人上街遊行的動員能力和實踐空間也被大幅削減了。
畢竟，自香港新的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上任後，嚴正執法已成為新常態和現在進行時。
反對派當前要發起社會運動，正面臨雙重法律限制和雙重人身風險：
可能觸犯國安法，可能違反限聚令；
被拘捕的風險，被感染的風險。
君子不党，小人為群。烏合之眾的一個特點就是：
“群體中的個人是沙中之沙，風可以隨意攪動他們。”
國安法不是無牙老虎，新冠肺炎也絕非危言聳聽。當反對派清楚地認識到，“送人頭”的幾率越來越大，搞破壞的機會成本越來越大，他們唯一可能可行的選擇就是“蟄伏”。
這種“蟄伏”是策略性且具有欺騙性的，是容易讓人錯判香港局勢的。
香港局勢向好，絕不是形勢大好。
六
民調資料是建制派與反對派的共有武器。
8月28日，香港《文匯報》刊登一則新聞，用香港大學8月27日的最新研究成果，證明港青慘遭反對派洗腦的事實。文中引述：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團隊，于本年1月至4月期間，透過社交媒體、中學、大學、社區網路等招募712名15歲至25歲青少年，瞭解他們歷經黑暴動盪後的政治參與取態及心理健康。結果顯示，過去半年約九成人有參加政治活動，以低風險為主，各有約七成人曾經討論政治議題、簽請願信、參加遊行集會等。傾向同意“違法和暴力”及“合法和非暴力”行動、被稱為“和勇派”的有35.5%，而同意“違法和暴力”並反對“合法和非暴力”的“激進派”，則占8.8%。
《文匯報》的分析與評價不無道理，這些資料，呈現著一種可怕的現實：香港不少青少年的政治取向與未來可能的政治走向，充滿了危險的引信。
這是《文匯報》似已認可的調查資料，如果用香港中間派媒體或極右媒體媒體的調查資料，情況或許更糟糕。
國安法出臺後，在反對派和反對派媒體的攻擊抹黑下，不能否認香港不少人是有憂慮的，而憂慮的主要原因除了外在的資訊干擾和扭曲，更在於他們不少人已在修例風波中犯下“原罪”。雖然國安法明確“不溯及既往”，但這些“原罪”足以讓他們背上沉重的包袱，並產生對國安法莫名的長期的抗拒。
更重要的是，其政治取向與昔日的政治行動，都為被塑造成型的“三觀”所驅動，有深沉的心理成因，一時難以改變。
這，就是香港社會政治基礎的現狀與特點。
香港著名傳媒人屈穎妍近日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為什麼我們活得像地下黨》。在文中，她痛心地指出：
“明明理虧的是他們，明明已是執政者，但我們卻活得像地下黨一樣。人家黑絲帶、豬胸章、蛙背包……通通光明正大拿出來，我們也有很多撐警紀念品，但大家只敢放在家收藏觀賞。”
同港大的研究發現一樣，說明了同樣一個事實。
而當疫情過後，這種現實、這個事實或許又要浮現出來。
七
香港社會有遊行示威的“文化”。
根據香港警衛處的統計資料，自2016年以來，香港“公眾活動”（遊行+集會）每年均超過1.1萬次。
靖海侯在香港多年，早已見慣香港此類活動如家常便飯，考慮未經批准的公眾集會和遊行，警方的統計數字極有可能低估了實際情況。
問題是，這種“文化”是突然消失嗎？
不會。
1.香港人的遊行示威，是一種政治活動，也是一種生活方式；2.香港的反對派需要慫恿遊行示威催生、聚攏反對運動的人氣；3.香港社會的重大政治、法律爭議不斷，政治議題層出不窮；4.無論是民意戰、輿論戰還是法律戰，都需要公眾的參與和推動；5.在香港，青少年已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的主要方面，而他們還很年輕，還有時間。
當疫情過去，限聚令取消，反對派吃透“國安法”後發現或有的“灰色地帶”，他們一定會發起新的組織動員，讓遊行示威“捲土重來”。
對一個強調所謂“民意賦權”和“認受性”的地區來說，遊行示威就是最好的宣戰平臺，彰顯社會心理，塑造社會認知，製造社會衝突。
疫情後的香港，會有另一面。
八
國安法公佈施行，標誌著香港邁入了新時代。新時代，進行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也將是管治香港的新常態。
國安法後的香港，不會一勞永逸。重大挑戰、重大風險、重大阻力、重大矛盾，不僅不會自然消失，還可能更多。幻想香港反對派變成“忠誠的反對派”，幻想通過修改一本“通識教育”教材就能重新塑造香港青少年的“三觀”，不靠譜、不現實。
修例風波“浪高風急”的時刻已過，國安法時代“暗流湧動”的情勢未改，治理香港這座城市，最需要冷靜理性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最主要的是：
放棄政治上幼稚的“決戰思維”，繼續爬坡過坎，深耕細作，保持戰略定力與耐心。
靖海侯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