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9年2月21日，粵港澳三地政府，在香港海洋公園萬豪酒店舉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宣講會。意氣風發的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會上說：
“特區政府會會不遺餘力，竭盡所能推動大灣區的發展，並會在‘一國兩制’方針下，透過參與大灣區建設，積極為香港探索發展新路向、開拓發展新空間、增添發展新動力。”
就在一周前的2月13日，香港特區政府宣佈提出修訂《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和《逃犯條例》。
四個月後，修例風波爆發。
一切變了模樣。
二
一語成讖。
2017年7月1日，第五屆特區政府成立。林鄭月娥致辭：
“今天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的重大日子，我在國家主席監誓和各位見證下，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此刻我懷著謙卑的心情，接受我人生中的最大榮耀，並準備好應對我公務生涯中的最大挑戰。”
1980年8月，林鄭月娥加入港英政府，成為“天之驕子”的政務主任。從那時算起，她已經在港英政府和特區政府任職累計已近40年。
40年的公務生涯，屢經挑戰。2014年，香港發生非法“占中”事件。79天裡，中環陷入混亂與無序。作為政務司長的林鄭月娥率領政府官員，直面占中人士，與反對派大佬及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代表就政制發展進行對話，直言不諱地批評“占中”名為爭取民主，實為亂港之舉：
“將市民福祉做對話籌碼，不符合公眾利益，不符合現實需要，不符合政治倫理，以占‘中’威迫我們接受其方案，不會達到目的”。
那是擔任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經歷過的最大挑戰。
誰也不會想到，擔任特首後，她要準備應對的最大挑戰來得如此之快。
2019年2月提出修例計畫；2019年3月刊登政府憲報；2019年6月宣佈暫緩；2019年9月宣佈撤回。
“The bill is dead!”
世人皆知，修例風波，是香港回歸後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機，甚至可以說是一場政治災難。
然而，修例風波又豈止是林鄭月娥的最大挑戰？！它讓香港變得滿目瘡痍，“一國兩制”實踐遭遇重大挫折，也把“人心回歸”拉回了起點。
且，它讓兩地的融合出現中斷點。
三
林鄭月娥領導下的第五屆特區政府，有新的理念與風貌，在推進兩地合作交流上，有新的思路和謀劃。
本來一切順利。
2018年9月23日，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2018年10月24日，港珠澳大橋通車；2019年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印發。
經歷20餘年中央政府的一貫支持，經歷幾任特區政府的不懈努力，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上，在與祖國同發展共繁榮上，香港本來該進入的是收穫的季節、奔跑的時代、漸近的未來。
因為修例風波，戛然而止。
從去年6月開始，至今，在香港的媒體上，在香港社會的議題中，不僅粵港澳大灣區消失了，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也幾乎消失了。
修例風波形成的基調和主旋律，牢牢鎖住了香港社會的注意力。似乎，已沒人關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進程，關注兩地交流合作的步伐，同發展共繁榮又變得模糊起來。
近日，香港第三波疫情爆發，建制派呼籲中央出手幫香港渡劫。在這件事上，香港一些醫護協會和人士竟也紛紛表示反對。
修例風波有多重的深遠影響。此一，也開始浮現。
四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是指導粵港澳大灣區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合作發展的綱領性檔。規劃近期至2022年，遠期展望到2035年。
“到2022年，粵港澳大灣區綜合實力顯著增強，粵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廣泛，區域內生發展動力進一步提升，發展活力充沛、創新能力突出、產業結構優化、要素流動順暢、生態環境優美的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
近期目標很清晰，近期目標很遙遠。從去年2月到現在，一年半的時間就這麼流失了。
問題是，重啟也變得很艱難。正如靖海侯此前的分析，香港今天的社會議題是政治，未來一段時間的社會議題還是政治。
9月份，香港將迎來新一屆立法會選舉。贏取過半席位，建制派志在必得，反對派也志在必得。選戰將不可避免地耗費今年香港各方的主要精力。
由於搞反對派搞“初選”，大量修例風波中激進派“上位”，已提交提名的黃之鋒等人公開表示不會簽署確認擁護特區和基本法。立法會選舉前後，關於取消議員資格的社會爭議還將持續發生。
政治的旋渦，選戰的泥淖，正裹挾著香港的全部。
轉眼就是2022年，香港將迎來新一任特首選舉。因為2019年建制派在區議會大選中慘敗，80%的席位易手，直接導致117個特首選委席位丟失。另一場激烈的選戰，又要短兵相接了。
還有修例風波中大量堆積的刑事案件呢？
無法分身，無暇關注經濟民生的發展與改善。而在本年度立法會任期結束前，關於大嶼山填海造地的計畫又流產了。
五
兩地融合發展，不存在一廂情願就能辦成的事。
廣東、澳門可以專注，香港卻已不能。而離開了香港的主動努力、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只會停留在藍圖裡。
是要繼續抓好選戰嗎？香港民主意識、選舉文化的炙熱，已無法澆滅，而選戰失敗的結果，又有不能承受之重。這是一條不歸路。
是要重拾經濟建設嗎？香港的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解決香港問題還得繼續在政治上謀篇佈局。這是香港的鬥爭路線。
或者可以說，在香港問題上，不得不參與鬥爭，卻也客觀上陷入了反對派的邏輯裡，在與他們要進行的長期纏鬥中，支付著發展時間和發展空間的巨額代價。
六
香港需要政治降溫，找到打拉結合的平衡點。
兩地之間存在的議題差異、注意力的分野，對香港“人心回歸”有弊無利。而，陷入香港的一場場選戰中，將不可避免地助長香港的民粹主義和本土主義，讓社會更聒噪和撕裂。
國安法公佈施行了，正在催生香港發生新的變化。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有了解決的能力和手段，修例風波已不可能再重演。香港跑不了。
或許，我們可以在底線之上，更從容些。
這，也就是總書記2017年7月1日在香港講話裡說的：
“求大同、存大異”
靖海侯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人們往往被親手做的棍子打倒。”——英國諺語
一
2019年9月，香港某媒體記者反問靖海侯：“為什麼回歸後出生的一些香港青年，並沒有經過殖民統治，也表現出‘戀殖情結’呢？”
他說，1996年9月，大二時，發生釣魚島事件，他們大學生髮起遊行，是唱著《義勇軍進行曲》走完全程的。
他續問：“今天再發生此類事件，大學生還會出來遊行嗎？還會唱國歌嗎？”
二
這是一個沉重的話題。
2019年延續至今的修例風波，徹底暴露了香港青年問題的嚴重性。
據香港“東網”消息，自去年6月至今年5月29日，涉及修例風波被捕者高達8981人，其中超過3660人是學生，占總數的四成。在被捕的學生中，1970人為大專或以上學歷，逾1600人就讀中學，8人讀小學；有約350人被捕次數超過1次，而被捕次數最多的是一名17歲青年，他于去年11月至今年5月期間，先後被捕9次。
令人揪心的資料，令人扼腕的事實。香港青年問題，已成為香港各類社會問題中最讓人頭疼的一個。
且，最讓人困惑。
出生在回歸後，成長在特區中，殖民時代于這些青年而言只是父母的記憶、遠去的歷史。但吊詭的事情的出現了：修例風波前，他們追念港英統治；修例風波中，他們高舉英國旗幟；修例風波到如今，他們又幻想被英國收容。
深入分析修例風波被捕者資料，還可以得出更觸目驚心的結論：1.他們是暴力破壞的主力；2.他們屢教不改，不乏慣犯；3.他們有學歷、有知識，並不盡是“廢青”；4.他們太多未成年，甚至還在幼年。
2019年11月，香港著名愛國女商人伍淑清公開說：“我認為我們（香港）已經失去了整整兩代年輕人”“我會放棄（這些年輕人了），不會再浪費時間去跟他們講什麼，因為他們的腦子已經不清楚自己應該做什麼事情。”
愛之恨之深。這位1978年曾獲“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的老人，以一種決絕的方式承認了一種“現實”，表達了對香港青年的失望乃至絕望。
問題是，我們能放棄嗎？
三
必須找到原因。
靖海侯先幫大家理清問題：香港青年問題的表現與實質。
兩地存在“認知藩籬”，但看待香港青年問題，不乏共識：1.均認為香港青年出了問題；2.均認為問題出在社會身上；3.均認為解決青年問題路長且阻。
問題的表現是直觀而深刻的：1.他們不僅藐視權威，且有破壞體制的理念和行動；2.他們可能敬畏法律，卻往往理解、支持和參與因政治理念催生的違法行為；3.他們知道家族與家園的歷史，但對國家與民族冷感；4.他們崇拜、嚮往西方價值體系，“黃皮白心”下總有一種莫名的“恥辱感”；5.他們有自己的“英雄”，如正坐牢的梁天琦。
在基本法第二十七條的保護下，香港居民享有廣泛的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香港青年擁有這自由，濫用這自由，並最終以無知、輕狂、莽撞，損害了這自由。他們或有建設香港的想法，卻以破壞香港的實際背棄了理想，導致了香港危機重重。他們甚至喊出“攬炒”的口號，誓要摧毀香港已有的繁榮穩定。
張曉明說：“香港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或者利益階層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毫無疑問，香港青年已成為香港“泛政治化”下最躁動的一股力量，迷失在政治的旋渦中難以自拔。
修例風波中，靖海侯就此問題問過一名為黑衣人。我說：你們正在讀書，還未真正走上社會，並不切身瞭解生存與發展的艱難，為何對社會有如此怨氣甚至是仇恨？他答：民生問題我們並不關注，我們只是要“守護香港”“守護香港自治”。我又說：你知不知道作為一個地方行政區域，香港享有世界上其他地方行政區域絕不僅有的自治權？他答：我們正面臨“被剝奪的威脅”。
這名黑衣人的心理有相當的普遍性。他們有一種“莫須有”的焦慮。被這種焦慮驅使，他們放棄理性思辨，選擇一概而論，對香港和個人的前途未來都沒有具體的思考和設計，把一切問題歸結為“體制”，把進行“最大的破壞”當作進行“最大的建設”。
2016年底，靖海侯與一名香港大學建築系的學生聊天。他表示，自己不左不右，但不能容忍左淩駕於右，且在他和他同學的認知裡，左右就是“高牆”與“雞蛋”之別。
當社會的一切問題被引至政治，用政治解釋一切的社會問題，理性討論已經變得不可能。所以在修例風波中可以看到，當有記者問鬧事的青年什麼是“五大訴求”時，他們很多人說不上來，卻表現地“氣勢洶洶”“義憤填膺”。
這是他們的認知，他們的邏輯。1.固執地認為香港現在的局面不合理，卻不屑於找出具體的原因；2.固執地認為“一國”和“兩制”無法相容，“一國”就是對“兩制”的最大威脅；3.固執地認為採取激進極端手段“必要有意義”；4.固執地認為他們的思想是主流，乃至是一種“風尚”。
可悲且可怕的是，他們被養成和塑造了一種價值觀：純粹的否定，徹底的不信任，無需理由的質疑與排斥。
與愛國愛港的香港青年相比，他們活在一個虛構的時空觀中，無視社會進步的事實，有“被迫害妄想”，在被香港政治生態推搡下，競相走向危途。
四
很多人，包括專家，都將香港青年問題歸結為教育。
這是一種簡單的判斷。
香港某黃絲質問過靖海侯：你來說，難道香港回歸後，學生們接受的國民教育會比回歸前少嗎？難道特區成立後，特區政府推行國民教育的力度會比港英政府小嗎？
客觀而言，他的質問很有力量，值得反思。
教育對香港青年的影響是有的，至少有幾個方面：1.回歸後出生的孩子被回歸前培養的教師進行教育，香港教育傳達到孩子的理念一定有滯後的一面；2.回歸前使用的教材回歸後沒有系統整治，教育的主流論述體系沒有大動；3.國民教育不足與殖民反思教育不足的問題並行存在，都不夠所以都不能建立正確、全面的認知；4.公民教育與知識教育不對等，前者被弱化了；5.教育考評體系缺乏牽引機制，太技術化，而且是西方的標準。
例子不勝枚舉。1.某朋友像靖海侯介紹，香港教育大學向香港各大中小學輸送了6-7成的教育人才，而他的老師不乏“黃絲”；2.戴耀廷等人編的通識教育教材仍然在很多學校流通；3.在考卷中引導學生就“日本侵華利大於弊”進行討論，本身就是一種暗示；4.有一內地背景、留美回港的教授說，他們這樣的人，在學校被西方學者主導的聘任考評中，受盡了排擠與歧視。
但這明顯解答不了某黃絲的“質問”。回歸後出生的青年比回歸前的青年還“叛逆”，一定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五
是輿論所導致的嗎？
香港輿論生態之差，世人皆知。即便是國安法公佈施行後，某極右媒體仍然日日叫囂、天天嘲諷，完全沒有“改頭換面”的態度和趨勢。佔據香港媒體最大的市場份額，每10個人的手機中可能就有七八個裝了它的app，用各種危言聳聽的標題和概念持續“餵養”香港青年，其影響作用不能低估。
但這也是一種簡單的判斷。1.香港有蘋果，也有東方，後者市場份額同樣很大；2.很多所謂“和理非”對靖海侯說，他們看不上蘋果的報導，覺得太low；3.修例風波中，蘋果刊出了一些被捕黑衣人學生的學校名字，連登上馬上各種攻擊之詞，他們之間並非沒有嫌隙；4.香港絕大多數kol不會在蘋果上發表文章。
媒體是在“人的頭腦裡搞建設”，香港的媒體卻往往是迎合人們的情緒，撩撥和放大人們的情緒，他們“媚俗、庸俗、惡俗”的一面遠超其價值追求，其所謂“政治主張”，遠沒有那麼“高尚”，不過還是一門生意。
並且，作為發達地區的香港，其青年有視野、有知識，並非可以被肆意操控。
他們只是在相互利用。
六
對問題原因的分析，可以有更縱深的思考。
三個關鍵字：養成、放縱、缺位。
關於養成。正是靖海侯在此前文章中反復強調的，香港問題是系統病，是生態病，青年問題亦然。
養成是從他們出生開始的，是從表面不帶價值觀的物質開始的。
靖海侯簡單統計了一下：香港以英國皇室貴族成員命名的街道，如皇后大道、英皇道、愛丁堡廣場等有26個；以港英總督命名的街道，如堅彌地城、麥當奴道、軒尼詩道等有32個；以殖民地官員命名的街道，如遮打道、莊士敦道等有47個；以英軍軍官命名的街道，如夏慤道、白加道等有33個；以英國地名命名的街道有52個......
比比皆是，耳濡目染，從出生開始。“紀念”讓殖民歷史延續，“紀念”讓殖民歷史美化。反觀之，以民族和國家的文化標識命名的街道和建築物，香港有多少？你又知道多少？
而在中環聖約翰教堂裡，至今還在擺著某位港督的“神位”。
回歸前出生長大的人，他們尚有比較，知道“港督的權力僅次於上帝”，知道洋人比華人“尊貴”，知道市民的權利和自由皆視女王恩賜。回歸後出生長大的人，只知道那是香港起飛的一段歷史，那塑造了香港影視的黃金時代，從那時候開始，香港開始了地方選舉。
“不帶”意識形態色彩的宣傳最厲害，潤物細無聲的教化最深刻。這養成，又因香港回歸後政治問題的凸顯、經濟發展瓶頸的出現和外部勢力的有意引導，變得根深蒂固。
養成自然不只是街道名稱使然，養成的表現也絕不僅是對殖民統治的“幻想”。養成是全方位的，是香港回歸後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變的另一個客觀結果。正是養成培植的情結，加劇了少年走向青年的“叛逆”，在他們眼裡，覺得現實比歷史更“糟糕”。
關於放縱，更是無需多言。
2014年非法“占中”，三年後，幾個主謀才被審判，往警察頭上澆尿液的被判刑五周，七名警察被判刑2年。
2016年“旺角暴亂”，90多名警察受傷，主謀之一黃台仰被允許保釋，目前仍在德國潛逃。
2019年修例風波，參與暴力破壞和襲警的人，被法官稱讚為“有正義感，有理想”。
他們或是孩子，但他們還是孩子嗎？
當法律沒有露出鋒利的牙齒，淪為“紙老虎”，“違法達義”就成了光面堂皇的口號，青年們就逐漸失去了理性與敬畏。
大陸熱播劇《隱秘的角落》火了一句話：“一起去爬山”。修例風波中，他們喊出“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口號。殊途同歸，都有一樣惡的原因、惡的結果。
關於缺位，有幾個問題：
1.為什麼香港回歸23年周年了，中考試卷裡還有“日本侵華利大於弊”的問題？2.為什麼直到近期，特區政府才向自己供養的反對派“喉舌”香港電臺派出專責小組？3.為什麼直到前幾天，某極右媒體還能拿到特區政府的資助近3000萬港元？4.為什麼在反國民教育、非法“占中”、修例風波中沖在最前面的黃之鋒還毫髮無損？5.為什麼已被判刑、號召“攬炒”、主張用“初選”奪權的戴耀廷還可以在香港大學教書？
一塊這樣的土壤，長出了這樣一片野草，長久無人修剪。
七
香港青年的激進，其實一種保守。
看不到香港回歸後民主的進步，不明白香港繁榮穩定才是香港社會的最大公約數，也搞不清楚香港不可扭轉、無可撼動的發展趨勢。
留戀那種未曾到過、不曾經歷的時代，幻想那種沒有基礎、沒法實現的“自由”。
在中西力量消長和地位轉換的背景下迷失，似乎已經忘了自己置身的方位、最終的歸宿和具體的利益，模糊了對光明與黑暗的基本認知，深陷在政治的旋渦，不自知地跳入“有心人”布下的棋盤中。
他們需要被拯救，在付出沉重的代價、接受應有的馴服後，獲得再次啟蒙，重新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