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洛德說：實際上，基辛格同毛澤東最後幾次會談時，毛澤東身體已經極度虛弱了，只能咕噥地說出幾個字。不過我們還是有點懷疑的。他咕噥出可能三四個字，然後我們從翻譯那裏聽到了5分鐘的翻譯。
周恩來到機場迎接尼克遜
原載《黨史縱覽》
2006年9月25日至27日，美國國務院歷史文獻辦公室、美國亞洲文化學院與喬治·華盛頓大學以「化解冷戰：美國與中國，1969-1980」為題聯合召開學術研討會。參加9月25日研討的與會者都是親身參與過美中關係正常化進程的美國外交官和政府官員。在長達兩小時的座談中，他們各自回憶了當時的經歷，並交流了對美中關係的看法。本文從中選取一些有趣的回憶片段，藉以揭示這一重要歷史時期精彩的幕後細節。
基辛格秘密訪華之旅
1969年2月1日，尼克遜就任總統一周後，交給時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基辛格一份備忘錄，其中說，他想同中國發展關係。在中美雙方完全隔絕的情況下，為了同中國取得聯繫，美國嘗試了包括羅馬尼亞、法國在內的多個秘密渠道，最後通過巴基斯坦這個雙方共同的朋友取得了成功。1971年7月9日至11日, 基辛格在高度機密的情況下訪問中國,這次訪問代號為「波羅行動」。
時任基辛格特別助理的洛德回憶說：「我們公開的行程是出訪東南亞和南亞。我們事先準備安排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假裝突然肚子疼，以便掩人耳目，秘密訪華。問題是，我們在抵達巴基斯坦之前、還在印度的時候，基辛格真的肚子疼了。為了避免搞砸隨後要在巴基斯坦上演的好戲，他不得不強忍腹痛，裝作若無其事。」
1971年7月9日，「我同基辛格，以及理查德·斯邁澤（時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乘坐一架巴基斯坦飛機，由伊斯蘭堡秘密飛往北京。飛機靠近中國邊界時，我走向飛機前艙，成為我們當中飛越中國邊界的第一人。」
「大家可能以為在秘密前往中國的飛機上，基辛格會擔心與周恩來打交道、自己的秘密使命，以及這次訪問帶來的地緣政治地震等問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他擔心的是自己沒有襯衫可穿。上飛機前，基辛格的助手打點行裝時，忘記給他帶襯衫了。我語帶雙關地對基辛格說，他甚至還沒有坐下來同中國人談判，就已經丟了自己的襯衫（在英語中也指賠光本錢）。基辛格向身高6.3英尺（約合1.9米）的約翰·霍爾德里奇（時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借了一件襯衫。他穿著走來走去，看起來就像一隻笨拙的企鵝。而這件借來的襯衫，領子上印的還是‘台灣製造’。」
基辛格一行在北京停留了48小時。洛德說：「17個多小時是同周恩來會談，4個多小時用來起草宣佈尼克遜總統即將來華舉行最高級別會談的公告。雙方同意要改善兩國關係，美中存在共同利益。我們仔細察看了總統訪華之行的日程安排，並起草了公告。公告內容非常少，因為光是公告本身就很有戲劇性。但這對中國人而言是微妙的談判。他們想在公告中說明尼克遜熱切期望訪華；我們則想說明中國急切盼望尼克遜來訪。最後，雙方各讓一步。公告中還說，我們將討論‘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而不只是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也就是台灣問題。」
對於此行，斯邁澤如此回憶道：「當時坐在飛機上，我感到十分輕鬆。洛德起身走向前艙時，我對基辛格說，他是不是想要去奉承坐在前面的毛澤東的侄女（指王海容。美方誤認為她是毛澤東的侄女或侄孫女）？基辛格說，我們永遠不知道洛德要幹什麼。當然，事實證明，他的用心甚至更為‘險惡’，所以我們總是恭喜他成為進入中國的第一人。我不知道自己算是第幾個進入中國的。不過我的確知道，毛澤東派他的侄女來巴基斯坦見我們，並陪同我們乘飛機前往中國，即便她在飛機上說得很少，做得也很少，但仍具有重大意義。我對基辛格談了這點，他顯然同意我的看法。」
周恩來的意見為《上海公報》定下基調
1971年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訪華，這次是公開的。洛德也參加了這次訪問。
、日程安排等；第二，也是最主要的，是開始磋商後來被稱作《上海公報》的文件。
一開始，「我們擬定的《上海公報》草案按慣例強調和諧、一致。周恩來看後，幾乎直接把這份草案扔到地上。他說，這真是荒謬可笑，絲毫不可信。中美已經做了22年的敵人。這（草案）會嚇到我們的朋友，會讓我們國內的群眾困惑不解。還是讓我們雙方各自闡述自己的立場，然後等我們能在特定領域達成一致時，才更可信。他是對的。即便是在幾十年後的今天，這份公報仍然被援引，這對於一份外交公報而言是相當不尋常的。當時為了重新起草公報，我們有時徹夜工作，我一直干到凌晨3點，然後基辛格過來把寫好的東西拿走。但結果非常不錯。當然，我們把台灣這個關鍵性問題擱在了一邊，雙方對此仍有很大分歧。」
尼克遜破冰之旅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國總統尼克遜正式訪華。
洛德回憶說：“1972年2月尼克遜訪華時我也隨行。我先後在幾位總統手下工作過，從未見過哪位總統準備訪問時像尼克遜準備訪華這樣勤奮、認真。我們整理出六本大部頭的材料。尼克遜在每一頁上都作了標註。甚至當我們飛過太平洋的時候，他還在不停地問問題。
抵達北京後一小時內，毛澤東要求見我們。我非常幸運地參加了那次會見。但在見報的所有照片中，我都被切掉了，因為國務卿羅傑斯沒有參加這次會見（此次會見人數受到限制，雙方參加人員都不多。美方除尼克遜總統、基辛格外，另派洛德去做記錄。基辛格提出，希望中方不要告訴美國國務院的人，特別是洛德參加會見的事不能講出去，新聞、照片、電視畫面都不要出現洛德）。同毛澤東的會見持續了一個小時，我們起先感到有些失望。這次會見看起來有些隨意。他概略地談問題，引用了一些典故以及逸聞趣事。會見時，我們沒有完全理解他所講的每件事情。但隨後的日子裡，在同周恩來會談時，我們細想了毛澤東的話才意識到，他那看似隨意的方式，實際上已經搭建起了所有關鍵問題的戰略性框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說台灣問題可以等，我們對於北方的「北極熊」有著共同的關注。
在訪問的剩餘時間，我們充實了公報的其餘部分。在台灣這個關鍵問題上，雙方都作了讓步。公報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是反霸條款，這反映了我們對蘇聯的共同關切。
即使在從中國返程的飛機上，尼克遜和基辛格仍在擔心美國國內的反應。我們當時沒有意識到電視畫面是多麼激動人心和積極正面。在美國，這一消息受到了壓倒性的歡迎。其他國家迅速開始行動，追隨我們的步伐。當然，此次訪華之行幫助尼克遜再次當選，但我認為這並不是主因，而且這也不是他此行的目的。
我想，尼克遜訪華將一直是二戰以來最為重要、最為積極的三四個地緣性政治事件之一。”
尼克遜訪華時的首席翻譯傅立民回憶說：“我參加這次訪問，是以翻譯的身份前往的。不過沒有人告訴我要擔任何種職位；沒人告訴我行程，行李簽是被塞進我家前門信箱裏的；也沒人告訴我我要做什麼。記得在夏威夷海灘上，我碰到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時任尼克遜的軍事助理）這個瘦削的傢伙，他當時剛剛晉陞為準將。我問他我的任務是什麼。他說，不知道，你去問講稿撰寫人派特·布坎南（Pat Buchanan）。我去問了，從布坎南那裏得知，他已經在迪克·所羅門（Dick Solomon）（時任基辛格助理）的幫助下，把毛主席的詩作寫進宴會祝酒辭中了。這是個有用的信息，但我還是沒弄清自己的任務。
實際上，直到我們抵達北京，我仍然不清楚自己要做什麼。儘管我與總統碰過面，總統也沒有告訴我。宴會前一小時，查平（尼克遜總統副助理）告訴我，總統想讓我翻譯今晚的宴會祝酒辭。我說，好的，可以把講稿給我嗎？他說，嗯，沒有什麼講稿，總統打算即席講話。我說，你肯定搞錯了，要知道，這可不是法語或西班牙語，如果可能的話，我實在想看看講稿。
他返回去見總統，出來後說，總統說沒有講稿，他命令你即席翻譯。我說，我認為這裏有問題，我覺得你沒跟總統說。他說，我說了。他再次進去，出來後說，總統命令你即席翻譯他的講話。我說，查平先生，如果告訴你今晚祝酒詞的初稿是我寫的，這或許會讓你感興趣，而且我知道其中有些毛主席的詩詞，但我不知道是哪一節。如果你認為我一會兒站在全世界面前，能隨便地把英文版毛主席詩詞翻回中文，那你就太胡鬧了！
查平當時沒有解釋原因，但兩天後，總統本人向我作了解釋。他眼含淚水，向我道歉。他解釋說，他喜歡把演說詞背出來，顯得是自己現場即興發揮的一樣。他知道我工作幹得不錯，這件事不是針對個人的，等等。這真是一次特殊的體驗，我原本以為自己的職業生涯就要結束了。”
對於此次訪問的影響，傅立民說：「我的家族同中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我曾祖父是最先為孫中山設計三峽大壩的人，是北京大學社會科學系的創始人，也是19世紀中國制鐵業的創辦人之一。至少部分由於這個原因，當我們的車輛駛在北京街頭時，我冥思苦想此次訪問可能帶來的影響。我當時做夢也沒想到它會給中國帶來如此深遠的影響。」
美中正式建交
1972年尼克遜訪華後，經歷了7年漫長的等待，直到1979年1月1日卡特總統執政時，中美兩國才正式建交。
布熱津斯基當時是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他認為，尼克遜訪華雖然開啟了美中交往的大門，但「那次訪問結束及其開啟的政治關係開始之後，仍有大量的事情沒有做」。“那時，我們同中國人已經建立了政治關係，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成就，具有歷史意義。但主要也就是這樣了。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領導人和我們都感到，美中關係要麼不得不向前發展，要麼就面臨著出現某種程度倒退的風險。
這就提出了是否將中美間富有成效的重要政治關係推向正式正常化的問題。卡特政府執政第一年對此猶豫不決。它願意推動美中關係正常化，但認為隨著巴拿馬運河協議的提出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重重困難，嘗試美中關係正常化可能會讓政府超負荷運轉，難以承受。
不過經過一些躊躇之後，卡特政府還是半心半意地決定探索關係正常化的可能性。1977年8月，國務卿萬斯訪問中國的目的正是如此。但由於此行有些心不在焉，目的也有些含糊，因而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其後，我開始勸說卡特總統派我去中國。這一勸說花了點時間，而且需要在政府內部找一些幫手，如副總統和國防部長，因為萬斯對於我去中國的主意並不特別熱心。
最終，1978年初，總統決定讓我去中國，把美中關係正常化進程向前推進。此後隨著對我此次中國之行的討論走向深入，總統變得更有熱情，堅持此行目的就是尋求美中關係的徹底突破，甚至不僅限於此。
這就有了我的訪華之行。結果我花了大量時間同鄧小平會面，既有正式會面，也有稍後他與我共進晚餐時更為隨意的談話。我們甚至開始建立起一定的私人關係。一次，他直率地對我說，也許他已經太老了，沒法考慮訪問美國的可能了，但仍希望會有這麼一天。我告訴他，如果我們現在開始著手建設的關係取得預期的成果，我希望他能來美國，並來我家和我共進晚餐。
之後，美中雙方就開始進行秘密磋商。磋商持續了幾個月。萬斯提交了一份備忘錄，敦促必須在1978年12月完成。我在此特別提到這點，是因為有人曾宣稱正常化人為加速是我的原因造成的。但這個時間實際上是由總統根據萬斯的建議同意的。
1979年鄧小平訪美期間，與夫人來我家晚餐。我的孩子們給他們上俄羅斯魚子醬。我小女兒當時不到10歲，不小心把很多魚子醬撒在了鄧小平的褲子上，正好在膝蓋部位。我記得被他極其靈巧地輕輕彈掉了。
在此附帶說一下，鄧小平在會談中反應非常敏捷。一次，我們的會談變得有些疲沓，沒有活力。為活躍氣氛，我對他說，您知道，美國總統在同您談關係正常化時面臨大量政治難題，因為美國有許多政治反對派，主要集中在台灣問題上。在同我們關係正常化過程中，您有沒有碰到什麼政治難題？他看著我的眼睛說，當然，在台灣省有很多的政治反對派。他反應很快，很機敏。第二天，卡特總統和他舉行正式會談，提出從中國移民的問題。鄧小平就坐在那裏，看著他，然後探過身去說，好，明年我允許1000萬人移民。您願意接收他們嗎？”
針對布熱津斯基的回憶，洛德補充說，在美中關係正常化進程中，「布熱津斯基和卡特的確扮演了關鍵角色」。實際上，“尼克遜向中國人表示，他將在第二個總統任期內實現關係正常化。此後發生了水門事件，干擾了這一進程。之後，福特總統表示，他將在下個任期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但由於福特競選失利，加上當時美中雙方都受到國內環境的制約，這一承諾未能兌現。
所以就留待卡特政府咬緊牙關奮力推進美中關係正常化了。這一問題上，儘管卡特受到一些攻擊，我和其他人無疑都是支持的。我認為，尼克遜政府的對華開放固然重要，卡特及其後歷任總統也功不可沒，正是他們將美中關係不斷向前推進”。
對美中領導人的看法
座談會的主持人歷史學家麥克·蘇瑟問道：「有個廣為流傳的故事，說周恩來1945年在日內瓦會見杜勒斯的時候，杜勒斯拒絕同他握手，周在後來的15年里，仍對此耿耿於懷。你們可否就毛澤東、周恩來與尼克遜、基辛格彼此第一次見面時他們之間的人際互動做一些評論？」
洛德回答說：“正是由於這段握手的歷史，1972年2月尼克遜走下飛機時，大步走向周恩來，同時伸出自己的手。這一動作是事先經過非常認真地設計的，當然，中國人立即就明白了我們的意思。
我在這裏簡單談一下對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看法。我們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立即就對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並不是說他像施瓦辛格那樣雄健魁梧，而是說他渾身上下都散發出權威。你事先多少會猜想到這一點，因為他是位偉大的歷史人物，不過我無法用數量來衡量他究竟有多大的權威。但我想每一個走進那個房間見到毛澤東的人，即便不知道他是誰，都會有這種感覺。
周恩來是我所見過的最有個人魅力的外交官。基辛格曾評價說，周恩來和戴高樂是他所見過的印象最深刻的人。在我看來，周恩來靠自己的智慧、幽默、歷史感、戰術睿智，等等，主導了他參加的每一次會見。毛澤東在場時，他則完全處於輔助地位。
我參加了尼克遜、基辛格分別同毛澤東、周恩來之間的每一次會談。我堅信這些將永載史冊，成為美國外交史上最為卓越的外交對話。但他們是完全不同的。毛澤東是泛泛而談，正如我前面講的，我們最初有點失望，因為他看起來非常，或者說有些隨意。但是，在看似隨意的那一個小時裏，他擊中了足夠多的要點，特別是在蘇聯和台灣等問題上。隨後一周，我們同周恩來會談的時候意識到，周（從毛澤東的談話中）已經得到了所需要的框架。但毛澤東談話是概要的；他更像是一個碼頭工會領導人，使用的語言不怎麼優雅，但這讓人印象深刻。而周恩來講話則格外優雅，非常流暢，極富技巧和智慧。”
斯考克羅夫特回憶說：「1972年尼克遜訪華時，我沒有參與同毛澤東的會面。周恩來顯然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不過，1974年我陪同福特總統訪問了中國。毛澤東當時經歷過幾次中風，會談時他身邊有一名翻譯、一位醫生和兩名護士陪同。毛澤東說完後，他們把腦袋聚在一起交流，研究毛澤東說了什麼，然後告訴我們。即使如此，毛澤東還是流露出自己的權威，這種權威當然並非來自他的外表。他是一個非常卓越的人。」
洛德補充說：「實際上，基辛格同毛澤東最後幾次會談時，毛澤東身體已經極度虛弱了，只能咕噥地說出幾個字。不過我們還是有點懷疑的。他咕噥出可能三四個字，然後我們從翻譯那裏聽到了5分鐘的翻譯。所以我們推測，他在說，第一是我的台灣政策，第二是我的蘇聯政策。但我要強調的是，進行這些會談，對毛澤東的身體是極大的考驗。」
當被問及同毛澤東、周恩來相比，鄧小平的個性如何時，斯考克羅夫特說：「我無法很好地比較他們，因為我只同周恩來進行過一次會談，同毛澤東進行過半次會談。但在我看來，鄧小平是個十分非典型的中國人。當你同中國人會面時，通常是在一個座椅擺成U型的房間裏，對話雙方分列兩邊並排坐在椅子上。典型的中國人在會談時，臉衝著你對面的牆說話。而鄧小平則會坐在椅子邊緣，身體傾斜靠向你，直接面對著你闡述自己的看法，表現得非常活躍。他是個非凡的人物。」
傅立民說：「鄧小平為人率直、直接，非常有吸引力，他對於自己要完成的目標具有超出常人的見識。我這裏回憶一件事。1981年8月，當時我任美國駐華公使，我帶了幾位來訪者去見鄧小平。會談中，鄧小平直截了當地說：‘當書寫我們國家歷史的時候，毛澤東將會被視為我的先驅。真正的革命開始於3年前。’我認為，作為現代中國的設計師，他在歷史上將留下美名。」
對中國人談判風格的看法
當被問及如何比較與中國人和俄國人打交道的經歷時，洛德說，與中國人和俄國人打交道的不同在於，“同蘇聯我們有大量具體的問題來談判：軍控、經濟、國際關係的原則，所以議事日程安排得滿滿當當的。同中國人的關係更多是概念上的，我們不得不打消彼此的疑慮，說服對方我們雙方的共同利益是什麼，概述長期的趨勢。所以，不會有具體的協議。這也是我們不停地向中國人通報蘇聯同我們關係的一個原因。一方面是讓他們相信我們沒有背著他們做任何事，另外也是為了讓他們知道我們同蘇聯簽訂了大量具體協議，同中國則沒有簽訂這些，讓他們對此感到緊張，以此來刺激中國人與我們搞好關係。
20世紀70年代早期，尼克遜和基辛格發現，中國人的風格更加令人愉快、有吸引力、簡單，雖然打起交道來並不容易，但至少比俄國人更加可靠。同俄國人在一起，感覺是在同地毯商打交道。他們會走進來，漫天要價，然後討價還價，就像在集市裡一樣，直到你亮出自己的底線，而你永遠無法非常清楚地知道何時達到對方的底線。
中國人通常的方式是一開始就擺出他們真正需要的東西、他們的底線，實際上是說他們有這些原則。我們不得不尊重這些原則。但之後在此框架內，對細節和策略都是靈活的。
所以尼克遜和基辛格覺得同中國人在一起比同蘇聯人在一起更加愉快。你可以推測出他們真正需要的，很快達成可能的妥協，這同蘇聯人相反”。
斯考克羅夫特補充說：「同中國人打交道，雙方沒有共同的背景。我們正走出20年的完全隔離狀態。20年來雙方沒有任何交流，都不知道對方是什麼樣的。……同蘇聯人打交道，基本上就是敵對的方式。我們彼此不喜歡對方；我們也明確表示不喜歡對方。我們走到談判桌前是因為我們認為雙方可以做些實際的事情來改善關係，減少這種關係的危險和緊張，但是沒有什麼基本的給予與索取的精神，沒有任何信任可言。這是講求實際的談判中最為艱難的。」
傅立民說：「同中國人，我們是包辦婚姻。這種婚姻關係一開始並非由雙方的愛慕之情推動。當時沒有任何愛慕。但當我們開始交流後，我們發現了對彼此的好感，可能比這感情還更深些。中國人有一種非常與眾不同的談判風格。那就是中國人對待原則與具體協議的態度是全然不同的。原則是戰略目標，不可改變。具體協議是達成同這些戰略目標一致的共同目的的手段。這是非常與眾不同的風格，同歐洲人或俄羅斯人的風格的確沒有共同之處。美國人日益發現這種風格相當有吸引力。」
以上這些，不過是大歷史中的小細節，但窺豹一斑，足以說明中美關係正常化來之不易，意義重大。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從尼克遜訪華至今，中美關係已然走過了40年風風雨雨。正如與會者們所說：「美中關係一直是一種甜蜜與酸澀交織的關係。它無論對美國還是中國，都是相當重要的。雖然非常微妙、非常敏感，雖然容易起起落落，但這種關係長期看來不僅重要，而且是一直在發展著的。」目前，中美正致力於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雖然這一進程不可避免地存在困難和波折，但相信合作對雙方而言都是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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