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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遺囑:兩件事搞不好會血雨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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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遺囑:兩件事搞不好會血雨腥風

2021年04月21日 17:55 最後更新:11:20

在華國鋒看來,毛澤東寫給自己的這三句話,尤其是最後一句「你辦事,我放心」,是將來毛澤東去世以後,自己正式成為毛澤東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據。在毛澤東逝世以後,華國鋒也確實是這樣做的。

1976年,華國鋒在毛澤東追悼會上致辭(資料圖)

1976年6月15日,早已重病在身,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的毛澤東,在病情不斷加劇的情況下,將自己最後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召到了病床前。

毛澤東——這位早在青年時代就寫下了「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的氣魄宏大的詩句,立志要「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偉人,直到暮年,仍然保持著敏銳的思維和清醒的頭腦。他要向自己的接班人華國鋒親自交代一下後事。

毛澤東對華國鋒及當時也在場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如果說毛澤東有遺囑的話,這就是毛澤東的「政治遺囑」。83歲的毛澤東已經清醒地認識到,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但他既沒有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也無力去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了。他在1966年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設想,到他臨終之際也沒有能夠實現。

1976年7月6日,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朱德,在北京逝世,終年90歲。

:「最大的三塊隕石,每塊重量超過了100公斤,最大的一塊重量為1770公斤,大大超過了美國收藏的目前世界上最大隕石的重量(1078公斤)。這次隕石雨,無論是數量,重量和散落的範圍,都是世界罕見的……」

毛澤東聽到吉林隕石雨的消息後,以他那慣常的旁徵博引、論古道今的幽默語言和風格,對工作人員說:「中國有一派學說,叫做天人感應。《三國演義》里說諸葛亮、趙雲死時,(天上)都掉過石頭(隕石),真是有聲有色,不同凡響。不過,要是誰死了都掉石頭,地球恐怕就沉重得轉不動了。」

1976年的中國,地動山搖,天降隕石,真是天崩地裂。難道真的有大人物離世嗎?

話鈴聲傳來了毛澤東病危的消息。

華國鋒作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是這場宴會的主賓,接了電話以後,華國鋒匆匆講完話,沒有等宴會結束,便向主人告別,驅車迅速趕到中南海。就在這天晚上,毛澤東停止了呼吸。

1976年9月9日,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名譽主席毛澤東與世長辭。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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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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