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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長孫現身王光美生平事迹畫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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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長孫現身王光美生平事迹畫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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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長孫現身王光美生平事迹畫展(圖)

2021年07月27日 18:22 最後更新:11:21

核心提示:原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長孫阿廖沙在俄羅斯擔任航天技術員,長期在俄羅斯隱姓埋名,直到2003年才踏上中國土地。上周阿廖沙出現在王光美生平事迹畫展上,披露了一些身世信息。

1960年,劉少奇訪問前蘇聯親吻阿廖沙,那時阿廖沙才5歲半。這是爺爺劉少奇留給阿廖沙的第一印象,也是最後印象。

52歲的阿廖沙在廣州參加王光美生平事迹畫展。攝影 黃立科

阿廖沙與妻子在家合影。

劉少奇與兒媳和孫子孫女合影。左起為:阿廖沙的姐姐索尼婭(中文名蘇蘇)、劉少奇、阿廖沙(中文名遼遼)、阿廖沙的母親瑪拉。

在上周的王光美生平事迹畫展上,一位名叫「阿廖沙」俄羅斯男子的出現,立即引來一陣騷動,許多前來參展的市民遊客紛紛請求與這位與劉少奇有幾分相似的中俄混血兒合影留念。

阿廖沙,原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長孫,在俄羅斯隱姓埋名數十年,只在5歲半時見過爺爺一次,就連自己的父親在文革中自殺的消息也是20多年後才得知,直到2003年才第一次踏上回鄉之路。

在這次畫展上,記者採訪了這位神秘的偉人後代——阿廖沙,聽他講述自己鮮為人知的故事。

坐在記者面前的是一個俄羅斯人,可他黃色的皮膚,嚴肅的雙眼和嘴角邊流露出的神情,還是讓記者依稀找到了已故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影子。

  父母是蘇聯同班同學

阿廖沙的父親劉允斌是劉少奇與早期革命伴侶何寶珍的長子,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劉允斌曾在前蘇聯學習和生活,並娶了莫斯科大學的同班同學瑪拉為妻,阿廖沙就是他們的兒子,他還有一個姐姐叫索尼婭。這對姐弟分別有一個很中國化的小名「遼遼」和“蘇蘇”。

  為避免麻煩改為母姓

然而,在俄羅斯生活的數十年里,阿廖沙卻從上中學直到進入工作單位,都沒在親屬欄中填寫過劉少奇、劉允斌的名字。說起其中緣由,阿廖沙解釋說,在那個年代,中蘇關係正處於惡化時期,為了少惹麻煩,他把名字改成母親姓,「除了考慮安全外,我們也不想炫耀,不想讓人知道我們有‘這麼偉大的親屬’。」

由於沒人知道他們特殊的身世,阿廖沙一家也過得十分平靜。他也考上了莫斯科航空學院,並以優異的成績被分配到前蘇聯國家航天指揮中心工作,成為一名軍人。在國家航天指揮中心這個高度保密的單位里,阿廖沙從事著前蘇聯國防的尖端科技研究,由於工作出色還多次獲得國家獎章。

  5歲半時爺爺訪蘇聯

「我只見過爺爺一面。」阿廖沙告訴記者,與爺爺的見面是在1960年,當時劉少奇訪問前蘇聯時,他才5歲半,“但當時的情景我卻清楚地記得,那是秋天,家門口突然來了很豪華的黑色轎車,走下來的老人很慈祥親切,然後不僅親吻我,還送給我玩具和糖果,並帶著我們全家坐他坐的黑色轎車,那次是爺爺留給我的第一次,也是最後的印象。”

說著,阿廖沙還專門拿出隨身攜帶著的幾張相片,其中的一張劉少奇和阿廖沙的合照非常溫馨。照片中的劉少奇像一個普通的慈祥老人,正俯身親吻著孫子,而阿廖沙則顯得有點羞澀,看上去天真可愛。

阿廖沙說,雖然跟爺爺只見過一面,但後來回到國內跟許多人接觸,都對爺爺的評價非常高,他對爺爺的敬愛之情更加倍增,如今,他手上戴著的手錶,上面就印有劉少奇的頭像,「這是劉少奇故居博物館送給我的,我要永遠戴著它。」

 父親回國後遭迫害

阿廖沙與爺爺劉少奇的緣分是如此短暫,更殘酷的是,他與父親劉允斌也聚日不多。1957年,阿廖沙才兩歲,父親劉允斌毅然從莫斯科回中國。回國後,他被分配到包頭某研究所參加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工作。阿廖沙的母親瑪拉曾不遠萬里來到北京與劉允斌團聚,卻最終因為難以適應異國生活而回到了前蘇聯。阿廖沙的父母就這樣分開了。回到前蘇聯的瑪拉獨自帶著兩個孩子生活,並且由於中蘇關係惡化而慢慢與劉允斌失去了聯繫。1967年11月,42歲的劉允斌不堪忍受「四人幫」的迫害,在一個冬天的夜裏在包頭鐵軌旁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20年後聞父親死訊

阿廖沙說,當他和母親得知這一不幸的消息時,竟然已事隔20年。1987年,姑姑劉愛琴費了很大功夫,從來中國探親訪友的莫斯科同學那裏打聽到了阿廖沙一家的下落,失散多年的親人終於聯繫上了。

「我對父親沒有很深的記憶,那時我還太小,對父親的了解是在我成年之後。直到現在我也不相信父親會自殺……」阿廖沙這樣對我說,“但我們一直思念著父親,姐姐對父親的記憶要比我多,她還寫過一首感情非常真摯的詩——《懷念父親》。”

「雖然我們隱姓埋名,但光美奶奶和少奇爺爺對我們一直非常關心,這點我從小就感受到。」阿廖沙說,在出生不久,父親和爺爺當時都一直想把他們帶回中國,“‘文革’後,光美奶奶對我們仍非常重視,她提出帶我們回國,但由於當時我在俄羅斯航天部門服役,未獲俄羅斯政府批准。”

  4年前見到王光美

2003年4月,在多方的努力下,阿廖沙終於和妻子第一次踏上了回鄉之路,「我第一次見到光美奶奶是在2003年劉少奇誕辰105周年紀念大會上,當時,她就把所有能聚攏的親戚介紹給我認識,讓我感受到大家庭的溫暖,她是一位非常和藹親切的老人。」

而在隨後回國的日程中,儘管阿廖沙與王光美見面的機會不多,「但凡每一次見面,奶奶都能夠讓我強烈地感受到她的和藹親切,感覺到她對於劉家的凝聚力所在。」對於王光美奶奶的晚年扶貧工作,阿廖沙非常敬佩,“我想我所能做的是,就把‘幸福工程’的慈善和精神延續到俄羅斯,因為目前在中國、美國都有了‘幸福工程’行動,但在俄羅斯還沒有。”

 願做中俄民間大使

阿廖沙告訴記者,他還曾給王光美奶奶寫信,說「我的根在中國,我永遠是劉氏家族的一員。我有兩個故鄉:中國和俄羅斯。我要儘力做一些有利於兩國的事情。」

「現在普通的俄羅斯人,對中國一點都不了解。」阿廖沙告訴記者,到中國之後,他發現,從母親和相關資料中了解的中國和現實的中國根本是兩個樣,而他周圍的朋友也一樣,對中國非常不了解,“作為中俄混血兒,我會比普通中國人更了解俄羅斯,比普通俄羅斯人更了解中國,我希望能夠通過我的這點‘優勢’,當中俄民間友誼大使,幫助更多的俄羅斯朋友,了解中國文化、政治、經濟等,建立中俄老百姓更深厚的友誼。”

阿廖沙說,他從航天部門退役後,與中國的聯繫也越來越多了,因為他的太太懂醫學,所以他希望能把中醫「移植」到俄羅斯,“我們想在俄羅斯那邊建立一個大型中醫藥基地,用中醫解決西醫解決不了的一些病痛,這也是一種善行。”

人物檔案 阿廖沙,52歲

中俄混血兒,原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長孫,在俄羅斯隱姓埋名數十年。

其父劉允斌是劉少奇與早期革命伴侶何寶珍的長子,在前蘇聯學習生活時,娶了大學同班同學瑪拉為妻,生下了阿廖沙和姐姐索尼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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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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