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出現恰到好處，從私生活上講正是賀子珍的出走之際，從政治上講又正是毛澤東的地位已經初步確立之時（兩個月前剛開過六屆六中全會），他已有資格與上級和戰友們拍桌子。要是在遵義會議前，毛正落魄之時，估計也不會這樣發威。毛江結婚這個嫩芽後來結出了什麼政治果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實毛這一怒可能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
在延安時的張聞天(左)和毛澤東(中)（資料圖）
本文摘自《梁衡評點中國歷史人物》，梁衡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
從來的紀念都是史實的盤點與靈魂的再現。
中國共產黨建黨90多年了。這是一個歡慶的日子，也是一個緬懷先輩的日子。我們當然不會忘記毛澤東、鄧小平這兩位使國家獨立富強的偉人；我們不該忘記那些在對敵鬥爭中英勇犧牲卻未能見到勝利的戰士和領袖；同時我們還不能忘記那些因為我們自己的錯誤，在黨內鬥爭中受到傷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同志和領導人。一項大事業的成功，從來都是由經驗和教訓兩個方面組成；一個政黨的正確思想也從來是在克服錯誤的過程中產生。恩格斯說，一個蘋果切掉一半就不是蘋果。一個90多年的大黨，如果沒有犯錯並糾錯的故事，就不可能走到今天。當我們今天慶祝90多年的輝煌時，怎能忘記那些為糾正黨的錯誤付出代價，甚至獻出生命的人。
這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就是張聞天。
一把鑰匙解黨史
張聞天曾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1964年4月16日，毛澤東說，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書記：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實際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張聞天。張算是第五朝了。毛澤東稱張聞天是「明君」，並開玩笑叫張的夫人劉英為「娘娘」（毛還是長征時為張、劉二人牽得姻緣的「紅娘」）。因他在張領導下分管軍事，就自稱「大帥」。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張接替博古做總書記，真正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算到1938年共產國際明確支持毛為首領，張任總書記是四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為主席，在組織上完成交替，張任總書記是八年。無論四年還是八年，張領導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華民族命運的重要的轉折期。因為中共從1921年建黨到1949年取得政權總共才二十八年。
現在回頭看，張在第五任總書記任上幹了三件影響中國歷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澤東扶上了領袖的位置，成就了一個偉人。遵義會議後毛的實權並沒有一步到位，只是協助周恩來指揮軍事。張聞天是總書記，知人善任，他說「二次回遵義後，我看出周恩來同志領導戰爭無把握，故提議毛澤東同志去前方當前敵總指揮」。後來又決定毛分工軍事，從此毛周就調換了位置，周成了毛的軍事助手。毛借軍事方面的才能進而在全黨一步步確立了權威；二是正確處理西安事變，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共產黨得到了難得的喘息之機，並日漸壯大；三是經過艱苦工作實現了國內戰爭向民族抗日戰爭的轉變，共產黨取得了敵後抗戰領導權，獲得民心，從此取得政權。可見這「第五朝」是從建黨到建立新中國的關鍵一朝，就算這期間毛澤東在逐漸過渡接班，張這個「明君」至少也有半朝之功吧。但是在以往的宣傳中，張卻幾無蹤影。他生前被逐漸地閑置、淡化、邊緣化，直到悄無聲息地去世。可是東邊日出西邊雨，歷史無情又有情。在他去世幾十年後，終於潮落石出，他的功績又漸漸顯現出來，他的思想重又得到後人的認同。
按毛澤東的說法，張是五朝，毛就是六朝。張與毛的交接既是黨內政權五、六朝之間的交替又是中共從奪權到掌權、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還是張、毛這兩個出身、修養、性格截然不同的領袖之間的交班。在五朝時，張為君，毛為臣，「瓦窯堡會議」兩人合作甚冾，完成了黨的抗日統一戰線策略的重大轉變；到六朝時倒了過來，毛為君，張為臣，兩人吵架於「廬山會議」，黨犯了「左」的錯誤，元氣大傷。時勢相異，結果不同，兩人的合作或好或壞，黨的工作局面就或盛或衰。可以說毛、張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是解開黨史、國史謎團的一把鑰匙，也是留給後人的一筆文化財富。
張聞天與毛澤東都有強烈的革命理想和犧牲精神，但兩人的出身、經歷、知識結構和性格都差異很大。張聞天出身書香門第，上過私塾，讀過技術學校，留日、留美、留蘇，系統研究並在大學講授過馬列，翻譯過馬恩作品。他愛好文學寫過詩歌、散文、小說，也譯介過外國文學作品，發表過大量文藝批評文章。1922年詩人歌德九十周年誕辰時他發表了兩萬字的長文，這是中國第一篇系統介紹歌德《浮士德》的論文。他屬於開放型的知識結構，性格隨和包容，與周恩來、鄧小平、聶榮臻等同屬黨內的留洋開放派。毛澤東出身農家，受傳統國學教育較深，幾乎未出國門。他熟讀史書，特別是熟知治國御人的典故，雖思想高遠，但性格剛烈、好鬥。他自己也知道這個缺點，曾講其弟毛澤覃批評他說：「共產黨員又不是你毛家祠堂。」張、毛兩人這種不同的知識背景、性格基因決定了他們的命運甚至黨和國家的命運。
報就有286件。這時期他們以民族利益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變一出，毛主張「審蔣」，張主張和平處理，毛隨即同意；紅軍到陝北後到底向哪個方向發展，張要向北，毛要東渡，後來張又同意了毛的意見，並率領中央機關隨軍「御駕親征」。向來歷史上「明君」與「能臣」的合作都是國家的大幸，會出現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如劉備與諸葛亮，唐太宗與魏徵，宋仁宗與范仲淹的合作等。當毛稱張為「明君」，自己為「大帥」的時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興旺之時，總書記民主，將帥用心，內聯國軍，外御日寇，民心所聚，日盛一日。這時毛分管軍事，隨著局面的打開，其威信也水漲船高。張、毛合作的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黨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但這時發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賀子珍與毛不合出走蘇聯，江青乘虛而入。當時黨內高層幾乎一片反對聲，紛紛向張聞天這個總書記進言，就連遠在敵後的項英也發來長電，他們實在不放心江青的歷史和在上海的風流表現，認為這有損領袖形象。張無奈，便綜合大家的意見給毛寫了一信，勸其慎重考慮。誰知毛看後勃然大怒，將信撕得粉碎。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他第二天就在供銷社擺酒，遍請熟人，卻不請張這個「明君」。時在1938年11月。這是毛與張的第一次結怨，毛記下了這個仇。
每一個歷史事件，哪怕是一件小事，就像樹枝上的一個嫩芽，總是在它必然要長出的地方悄悄露頭，然後又不知會結出一個好果子還是壞果子。江青的出現恰到好處，從私生活上講正是賀子珍的出走之際，從政治上講又正是毛澤東的地位已經初步確立之時（兩個月前剛開過六屆六中全會），他已有資格與上級和戰友們拍桌子。要是在遵義會議前，毛正落魄之時，估計也不會這樣發威。毛江結婚這個嫩芽後來結出了什麼政治果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實毛這一怒可能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他是文化的本土派，從骨子裡排斥留洋回來的人。瑞金時期對他的不公平讓他痛恨從莫斯科回來的人，延安整風他大反宗派主義，其實他心裏也是有一個「派」的。1938年周恩來從蘇聯養傷回來，順便轉述共產國際負責人的話，說張聞天是難得的理論家，毛憤而說：“什麼理論家，背回一口袋教條。”可知其內心深處的芥蒂之深。
張聞天性格溫和，作風謙虛，絕不戀權。他任總書記後曾有三次提出讓位，第一次是遵義會議後黨需要派一個人到上海去恢復白區工作，這當然很危險，他說「我去」，中央不同意，結果派了陳雲。第二次是張國燾搞分裂，向中央要權，為了黨的團結，張說“把我的總書記讓給他”，毛說不可，結果是周恩來讓出了紅軍總政委一職。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會前王稼祥明確傳達了共產國際支持毛為領袖的意見，張就立即要把總書記的位子讓給毛。因為其時王明還在與毛爭權（張國燾這時已經沒有多大的力氣了），毛的絕對權威也未確立，還需要張來頂這個書記，毛就說這次先不議這個問題。張在後來的《反省筆記》中說：“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安工作後，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的住處開，我只在形式上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那時共產黨很窮，政治局也沒有個會議室，誰是一把手，就在誰的窯洞裏開會。張把實權讓掉後就躲開權力中心，到晉西北、陝北搞農村調查去了。而在毛的心裏，也就再沒有張這個「明君」。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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