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

在腥風血雨、艱難竭蹶的白色恐怖環境下，中央特科在獲取情報、保衛中共中央安全等方面功績卓著，並且為發展黨的隱蔽戰線奠定了良好基礎。「隱蔽戰線的統帥」中央特科的創始人周恩來，家喻戶曉。相較而言，另一位特科機構領導人陳雲在特科的風雲歲月則鮮為人知。

臨危受命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並未建立保衛自身的各種武裝。因此，也未專門設立負責開展情報收集、政治保衛的機構。可以說，早期的中共中央還「不懂得情報」工作，直至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猝不及防中所釀造的慘案才讓共產黨瞬間驚醒，中央特科才由此應運而生。1927 年4 月11 日夜到12 日清晨，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黨和人民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先以陰謀詭計繳了工人糾察隊的槍械，隨後開始了瘋狂的屠殺和搜捕，致使大批共產黨人和工人群眾慘死街頭。據不完全統計，“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三天內，被殺害者300 多人，被逮捕者500 多人，5000 多人流亡失蹤。在此中國革命的緊急關頭，中共中央機關從上海遷往武漢，並在武昌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革命遭受失敗的慘痛教訓，引起周恩來和黨中央許多領導同志的重視，大家開始懂得：和強大的敵人作鬥爭，必須了解它的軍事、政治動向，才能準確有效地攻擊敵人、戰勝敵人。1927 年，周恩來領導軍事部後，與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和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三人組成“中共中央特別委員會”，直接指揮以情報、保衛工作為著重點的中央特科。

在建立初期，中央特科就明確了其主要任務：保證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收集掌握情報，鎮壓叛徒，營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電台。在機構設置上，特科共開設四個科：一科為總部，後來稱總務科，科長洪揚生。該科主要負責中央機關的庶務工作。凡是中央召開的會議和設立的秘密機構及接頭地點，都由一科負責。二科是情報科，科長陳賡。該科主要負責收集情報，掌握敵情。三科是行動科，科長由顧順章兼任。該科負責搶救被捕同志，打擊罪大惡極的叛徒。該科下面設有手槍、盒子槍武裝的「紅隊」，也叫打“狗”隊。其成員都是從上海工人中和各蘇區紅軍中，選調一些機智勇敢、槍法最好的特等射手組成，專門負責打“狗”（鎮壓叛徒和國民黨特務）的工作。四科是交通科又稱通訊聯絡科，科長李強。其任務是負責黨中央同各根據地、紅軍和各省委的無線電台聯繫、水陸交通線的聯繫。

新建立的特科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站在敵我軍事政治鬥爭的第一線，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特科成立不到兩年，就已利用各種複雜人際關係「滲透」到了上海租界巡捕房、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公安局、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南京各國駐華使館，以及國民黨通訊社、地方法院和其他黨政軍機關，掌握了敵人致命的要害部門，截獲了大量國民黨核心機密。這些正如國民黨人士後來所說：中央特科“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建立內應”，“掌握了特務機關全盤活動機密，及時從中統最機密檔案中得到共黨叛徒、姦細活動的正確情報，不必費多大氣力及時鎮壓，有時還能事先發現國特行動計劃而做到先發制人”。

1931 年4月24日，顧順章在護送張國燾前往鄂豫皖根據地返回途中於武漢被捕叛變。這是中共保衛工作史上所受的一次重大挫折。顧順章掌握中共中央核心機密，熟知中央領導人及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派駐上海的工作人員的化名及秘密住址。顧案發生後，周恩來在陳雲等人的協助下果斷指揮中央負責人及有關人員馬上轉移；中共中央、中共江蘇省委和共產國際機關全部搬家；顧順章所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立即廢止。這樣巨大的變化所引起的內部收縮，給黨和中央特科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特科工作面臨重大調整。

為了整頓特科，中共中央決定：「特委本身的組織，從最高指導委員會起，一律重新改組，特委的負責人必須以政治堅定、黨籍較長、有鬥爭歷史的幹部特別是工人幹部擔任。」陳雲在協助周恩來處理顧順章叛變過程中顯示出他的機智果斷，他本人又具備中央規定的上述條件。因此，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陳雲、康生、潘漢年、鄺惠安重新組成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領導中央特科的工作。但是在6 月21 日又發生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因擅自在外面過夜而被捕，供出周恩來在小沙渡路的住處。周恩來雖及時撤離，但在上海已很難繼續存身。不久，中央決定周恩來停止工作、等候轉移到中央蘇區去。這時，陳雲在危難之際挑起了重建中央特科的重擔。陳雲回憶說：“一九三一年顧順章叛變以後，我是特科主任（又稱書記引者注），康生叫‘老闆’，潘漢年叫‘小開’，我叫‘先生’。”

絕地反擊

1931 年5 月，陳雲臨危受命，正式擔任中央特科書記。如何從顧順章叛變的致命打擊中開闢新的工作局面，成為特科新領導人陳雲所面臨的巨大挑戰。面對這一嚴峻考驗，他靈活機動、周密部署、絕地反擊，交出一份出色的答卷。

（一）糾正觀念，精簡機構。由於顧順章的叛變使得特科內部人員在思想上產生了很大的震動：一方面，少數革命意志不堅定的投機分子產生動搖，在敵人自首政策的誘惑下開始密謀叛變投敵；另一方面，受黨內「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影響，面對敵特日益猖獗的破壞活動，相當多的戰友按捺不住報仇雪恨的情緒，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盲目要求與敵人作鬥爭，這無異於以卵擊石。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情況下，向來以“冷靜、沉著”著稱的陳雲並沒有慌亂陣腳，而是首先通過細緻分析當時的敵我形勢，然後再決定如何行動。他強調：適當採取一些反擊措施，打擊特務、叛徒的囂張氣焰是必要的。但是，大家必須明確根據目前的現狀，中央特科的工作重點是政治保衛，打擊敵人應該服務於保衛工作。在陳雲的堅強領導下，特科工作又回到了正確的路線上來。

與此同時，由於過去特科組織與工作人員在黨內並沒有嚴格隔離，陳雲主持特科工作後，吸取教訓並根據少而精的原則，進行內部組織的調整：首先，他將已有一定程度暴露、不宜繼續做秘密工作的主要幹部李強、李克農、陳賡等轉移上海；其次，撤銷第四科，將通訊電台的工作移交中央秘書處，其餘三個科進行精簡縮編。陳雲兼一科科長，潘漢年兼二科科長，康生兼三科科長。最後，採取更嚴密的防範措施，強調單線聯繫，嚴格限制相互之間的往來，以確保特科工作人員的身份安全。「當時特科同志之間，除相互之間有一二人的聯繫外，並無其他聯繫。」

（二）深入社會，隱秘工作。特科組織要在白色恐怖下生存和活動，就必須依靠全體黨員嚴格執行秘密工作紀律，利用公開合法的形式來掩護特科工作，密切與群眾的聯繫，隨時防止敵人的襲擊。一方面，為了擴大情報來源，爭取社會支持，陳雲和潘漢年等人充分利用各種關係，積極廣泛地跟上海各階層人士建立聯繫。這些人中有社會名流如董健吾、楊度等，也有普通店員、郵遞員等。這些革命的同情者利用其合法的社會職業為中央特科的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另一方面，陳雲改變了特科的活動方式，要求一切工作人員以真實的公開職業掩護自己，從而能夠深入社會活動，通過社會活動去建立起各種社會關係，以這些社會關係掩護特科的工作。在深入群眾的基礎上，陳雲花了幾千塊錢，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辦了一二十間小商鋪，分佈在上海各個地區，以做買賣的形式掩護特科人員的往來接頭。比如，他在上海紅廟路派人開了一個木器傢具店，像一個舊貨商店的樣子。那時在白色恐怖嚴重的上海，中央經常要根據形勢的變化，設立或撤銷某個機關。有了這個木器店，「機關搬家的時候，東西都弄到它那裏去，要成立機關，沒有傢具又可來搬，很方便，是倉庫，又做商店，又接頭」。

對於特科這些工作方式的變化，一個當年的國民黨特務在回憶錄中感慨道：「實行新的隱蔽策略之後，把我們在共黨中所建立的線索，一下割斷了，於是我們的耳朵又失靈了，眼睛又失明了。我們只知道共黨的地下組織已經變了，但是怎樣變？何人負責？機關設在哪裏？一切具體情況，我們便茫然無知。」

（三）將計就計，深入敵營。顧順章叛變後，敵人實行自首政策，妄圖分化、瓦解中共中央的特科機構。陳雲與潘漢年經過慎重考慮，決定將計就計，派特科人員以「假自首」的方式打入敵特機關，在其內部建立情報點。這個建議得到中共臨時中央的批准。另一方面，為了進一步保障特科骨幹的人身安全，陳雲和潘漢年經過商議後決定：保衛機關的幹部被捕後，如無法掩藏身份，在不幫助敵人破壞組織（抓人、破壞機關）的條件下，可以實行假自首，以便埋伏在敵人內部獲取情報，或者在適當時候潛逃回部隊。

「假自首」政策的實行有效地破壞了敵人的自首政策。它一方面為特科人員打入敵人內部開闢了一條新途徑，另一方面也減少了不必要的犧牲，為中國共產黨保存了一批骨幹。後來的事實也證明絕大多數經黨批准向敵人“自首”的幹部在脫離敵人魔掌後，又義無反顧地投入與敵人的鬥爭中。更為重要的是，該政策成功地混淆了敵人的視聽，對“真”“假”叛徒都心存疑慮，放慢了向特科進攻的腳步。敵人也因此對大叛徒顧順章失去信任，將其秘密處死。

（四）保衛中央，懲凶除惡。中央特科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保衛中央機關和重要領導人的安全，設法營救被捕的戰士。1932 年11 月，中央領導人瞿秋白因遭受敵人的秘密圍捕而潛藏於魯迅家中。中共中央為了確保他們二人的安全，特別委派陳雲在一個雨夜將瞿秋白夫婦從魯迅家中安全轉移。在《一個深晚》一文中，陳雲詳細記述了與魯迅會面的情景，並稱讚魯迅是「愛護我們黨，愛護我們革命戰士的中國共產黨的最好的朋友」。此外，曾經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的“牛蘭事件”中，陳雲及其領導的中央特科為成功營救牛蘭夫婦再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正如陳雲所言，中央特科的工作重點是政治保衛，打擊敵人應該服務於保衛工作。面對特務和叛徒的囂張氣焰，為了鼓舞戰士們的革命士氣，陳雲遵照中央指示，召集潘漢年等人商議，決定在短期內對敵人的首惡分子，用武力手段予以鎮壓。經過陳雲等人的周密部署和多方努力，一名敵方的特務首腦被成功刺殺。公開鎮壓敵特首腦的勝利，為中央特科的反特防奸工作開闢了嶄新的突破口，此舉更令敵特和叛徒大受震撼，有力地打擊了敵方的囂張氣焰，就進一步為中共情報機構分化、爭取和利用他們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本文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原載於《黨史文匯》，作者，張伊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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