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蔡元培參與組建了「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將愛國女校作為聯絡革命黨人的據點、組織暗殺敵人和革命暴動的機關，向高年級學生講授法、俄近代史和一些暗殺知識，並與陳獨秀、章士釗等革命者在密室中學習製造炸藥等武器，準備暗殺清廷大員。
本文摘自《人民政協報》2011年08月25日第B1版，
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今紹興市越城區蕭山街筆飛弄13號)一個比較富裕的家庭。1892年，25歲的蔡元培經殿試進士及第，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殿試策論成績為二甲三十四名，光緒帝師翁同龢稱讚他是「年少通經、文極古藻」。1894年春，蔡元培應散官試，被授職翰林院編修。
受維新思想影響，蔡元培屢屢向朝廷提出革新圖強的建議，卻絲毫沒有被採納。「百日維新」後，維新派人物遭到頑固派鎮壓。殘酷的現實使蔡元培感覺到，需要培養一批年輕人，形成一個組織或團體，才有力量與清政府作鬥爭。基於此種理念，他棄官回鄉，從事教育工作，先後出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嵊縣剡山書院院長。
1900年夏天，蔡元培離開故鄉前往上海，成為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1902年4月，蔡元培與蔣觀雲、章太炎等創辦了中國教育會，他擔任了會長。同年11月下旬，上海南洋公學因壓制學生思想言論自由，發生了200多名學生的退學風波，學校當局將學潮的責任推到蔡元培的頭上，說與他平時在學生中提倡民權有關。
出於對當局的不滿，蔡元培憤然退出了南洋公學，著手創辦愛國學社、愛國女校。由於辦學經費不足，他不顧兒子病重，外出籌款。他剛到碼頭，家人就來報信說兒子剛剛去世。為不耽誤時間，蔡元培委託中國教育會的同事辦理兒子的後事，揮淚登上了開往南京的輪船。經過他的努力，幾天後便帶著借來的6000元辦學經費回到上海。他在愛國女學校開學典禮演說中闡述辦學的宗旨時強調：「本校初辦時，在滿清季年，含有革命性質。革命精神所在，無論其為男為女，均應提倡，而以教育為根本。」
1903年初，杭州求是學堂(浙江大學的前身)、南京江南陸師學堂等校學潮風起雲湧，蔡元培給予聲援和多方支持。他與蔣觀雲、章太炎等創辦的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愛國女校等，積極開展愛國、反帝革命活動，師生平時高談革命，言論極其自由。中國教育會還在江蘇創辦分會、學堂等，與愛國女校相互配合，共同反清，發展勢頭良好。
為反對沙俄入侵東三省，蔡元培還在章太炎等創辦的《蘇報》上撰寫文章，揭露清政府的腐敗專制。他指出：「中國人現在有家無國，應該造就一個強大的新中國。」他還與上海反清人士以對俄同志會的名義，創辦了《俄事警聞》(後改《警鐘日報》)，聲討俄、日霸佔東三省的罪行。與此同時，愛國學社還組建了抗俄義勇隊，蔡元培剪了頭髮，身穿制服，天天與學生們在一起進行軍事操練。這些活動很快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覺，當局下令對其偵訊，蔡元培只好輾轉青島、紹興、上海等地，甚至出走日本，其間仍繼續從事教育和革命活動。
得知章太炎和愛國學社成員鄒容被捕的消息，蔡元培義憤填膺。他認為：改良主義在中國行不通，必須採取暴力行動，才能推翻清政府。他參與組建了「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將愛國女校作為聯絡革命黨人的據點、組織暗殺敵人和革命暴動的機關，向高年級學生講授法、俄近代史和一些暗殺知識，並與陳獨秀、章士釗等革命者在密室中學習製造炸藥等武器，準備暗殺清廷大員。
1904年冬天，蔡元培與同鄉陶成章等商定，將原來的「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改組擴大為光復會，他當選了光復會會長，並吸收徐錫麟、秋瑾為光復會骨幹，此後又吸收朱瑞、呂公望等一批人士為光復會會員，壯大了光復會的組織和力量。1905年10月，孫中山接見並委任蔡元培為同盟會上海分會負責人。由於他在江浙滬一帶聲望很高，為光復會、同盟會組織的建設和開展一系列革命活動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多年從事革命活動中，蔡元培逐漸意識到：對知識分子來說，必須用新的思想、新的知識武裝自己。要像孫中山那樣，到國外去學習先進的文化知識，用新的觀念、新的方法觀察中國的現象、解決中國的問題。1907年5月，蔡元培前往德國萊比錫大學留學，並研究心理學、美學、哲學諸學科知識。在德4年，他編著了《中國倫理學史》等一批學術書籍，為未來的學術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辛亥革命爆發後，蔡元培從陳其美處得到消息，馬上取道西伯利亞回國。隨著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教育部在蔡元培領導下對公眾徵求可能的國歌，後來頒佈了由沈恩孚作詞、沈彭年譜曲的國歌擬稿，歌名叫《五旗共和歌》。次年1月19日，蔡元培頒佈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強調要把中學和大學建設成健全國民的學校，並主持制定了中國史上最初的《大學令》和《中學令》。
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願與袁世凱政府合作而辭職，再次赴法國從事學術研究。在留歐的3年時間裡，又編撰了不少哲學、美學著作。1915年6月，蔡元培與李石曾、吳玉章等發起組織華法教育會，倡導勤工儉學，希望藉此依次組織幫助更多華人青年到歐洲求學，開闊視野。
1916年，北京政府明令恢復《臨時約法》，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紛紛回國。這年11月8日，蔡元培與吳玉章一起乘船由馬賽回到上海。同年12月26日，49歲的蔡元培受命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次年1月，蔡元培發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他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礪德行，三是敬愛師長。上任後，蔡元培即聘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並聘請李大釗、胡適、錢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採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實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學術民主，支持新文化運動，努力改變北大的混亂局面。
連結
錶示慰問，毛澤東在延安發出的唁電中稱他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胡耀邦
摘要：胡耀邦秘書長在會議講話中談了四點「體會」。他說：我們過去說蘇聯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社會制度變了，現在回過頭來看，提出的理由不充分，這個看法必須重新考慮；蘇聯要打我們，搞大規模的反華戰爭，佔領中國，至少得1000萬軍隊，不是一般的難，而是難上加難。他講了蘇聯人民對我友好之心未泯，相當一部分幹部也是友好的，對他們必須放開手做工作；邊界上我們不能挑釁，那個地方是不能挑釁的；對東歐國家也要做工作。
祝賀他85歲壽辰，隨後又恢復了兩黨關係。南斯拉夫黨是1958年國際共運中第一個被我們指責為「現代修正主義」並被中斷了兩黨關係的黨。這可以說是對外工作第一次撥亂反正，但是很可惜，調整工作沒有繼續下去。
為什麼需要調整對外政策
1977年7月鄧小平同志復出後，在對外工作方面，大力落實毛澤東主席「三個世界」理論、聯美反蘇的“一條線”戰略（毛主席1973年同美國基辛格談：“要搞一條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土耳其、歐洲，共同對付蘇聯。”）。1977年11月，《人民日報》發表了大字體、六整版的綱領性文章《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文章肯定“我們的時代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新的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要立足於早打大打”；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是“比美國更危險的世界戰爭策源地”，要“結成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打敗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註：實際上專指蘇聯）和戰爭政策”。
1978年8月，中日雙方經過3年半艱苦談判，簽訂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日方一直不願意在條約中寫入「反霸條款」，怕得罪蘇聯，最後同意寫入了“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或其他任何地區謀求霸權，並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中美建交談判從1977年8月開始。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副總理基本同意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提交的建交聯合公報美方新草案，但公報應重申「反霸條款」。在宣佈公報的前一天，即12月15日，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又緊急會見鄧小平，要求澄清：一年後“終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後，美國仍將售台武器。鄧小平表示不同意，最後同意把美國售台武器問題擱到以後再討論，不影響發表建交公報。1979年1月29日，鄧小平副總理訪美，回國路經日本又同日本首相會晤。2月17日至3月5日進行了中越邊境戰役，以擴大反霸統一戰線。3月26日美國國會通過了《與台灣關係法》，宣佈美國將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
胡耀邦同志調整對外政策的努力
胡耀邦同志從他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時候起，就以無私無畏、對黨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著手調整對外戰略和政策的一些重大問題。現在能看到的中央正式對胡耀邦在這方面的評價是：「為我國對外政策在新時期的重大調整，做出了努力」。以下我試從幾方面來談談這個問題。
（一）蘇聯是不是社會帝國主義，是不是要進攻中國？1979年7月第五次駐外使節會議上，一些駐外大使對「聯美反蘇」的戰略提出了不同意見。胡耀邦秘書長在會議講話中談了四點「體會」。他說：我們過去說蘇聯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社會制度變了，現在回過頭來看，提出的理由不充分，這個看法必須重新考慮；蘇聯要打我們，搞大規模的反華戰爭，佔領中國，至少得1000萬軍隊，不是一般的難，而是難上加難。他講了蘇聯人民對我友好之心未泯，相當一部分幹部也是友好的，對他們必須放開手做工作；邊界上我們不能挑釁，那個地方是不能挑釁的；對東歐國家也要做工作。
胡耀邦上述「個人體會」被會議的總結報告否定了，報告說：戰爭的因素在繼續增長，戰爭要來只能來自蘇聯，我們要立足於它早來，立足於大打。我們“一條線”的戰略，就是國際反霸統一戰線。所謂“反霸”，就是側重反“一霸”，聯合“兩霸”中間的“一霸”。按照列寧的教導，美國起碼是間接同盟軍。
（二）胡耀邦同志鮮明提出要奉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1981年3月13日成立了以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為組長包括萬里等同志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3月9日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了外交工作。胡耀邦對外交工作做了全面的分析和論述。他這次講話的主題是：要奉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不跟任何一個國家的指揮棒轉；我們不要提「聯美反蘇」，美國的霸權主義本性沒有變化等等。胡耀邦這次講話的內容很豐富，盛平主編的《胡耀邦思想年譜》有詳細記載。
李先念和外事小組在很多問題上同胡耀邦的觀點是吻合的。
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黨的十二大報告中第五節以「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為總標題，提出“中國決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決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後來他又公開說：“獨立自主就是不同任何大國結盟”。
（三）在十二大報告中，胡耀邦還指出：「革命決不能輸出，它只能是各國人民自己選擇的結果。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始終堅持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這是我們黨從1949年建立新中國以來第一次確認“不輸出革命”，否定了“革命外交路線”。胡耀邦親自對一些長駐中國的東南亞國家共產黨領導人做工作，對我們過去要他們搞武裝鬥爭作了自我批評，指出“共產黨必須依靠人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口頭上說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而在行動上輸出革命，不僅使社會主義形象受損失，有關共產黨的形象也不好”。我們給這些黨充分時間轉變政策，逐步減少援助直至完全停止援助；領導人員離開中國，年老想留在中國養老的不得再參加反對本國政府的活動。可以說我們處理這個問題是做到仁至義盡的。
（四）胡耀邦是最先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最根本問題的領導人。1984年5月，胡耀邦在歡迎聯邦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社會黨國際主席勃蘭特講話中指出：「什麼是當前最重大的國際問題呢？在我們看來，當今世界上最根本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維護世界和平問題，一個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問題，也就是通常所講的南北對話和南南合作問題。」這是我黨第一次否定沿用了多年的當今時代的根本問題是“戰爭與革命”的論斷。中央後來又概括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
本文沒有談中央正式評價中關於胡耀邦對發展我黨同其他國家共產黨、社會黨、民族主義等政黨關係以及他為增進中國人民同各國政府和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誼的貢獻，也沒有談他的外交創新包括以身作則學習周恩來總理深入交朋友、不忘老朋友的外交風格。1983年訪日時，根據中央批准的方案，他代表中國人民和青年邀請3000名日本青年1984年來華，成功地舉行了友好大聯歡，但在1986年底卻被指責為是一個錯誤。從此很久未提到這次影響很大的活動，後續工作停止了。令人欣慰的是胡錦濤總書記批准邀請日本200名友好聯歡的參加者或他們的子女包括原首相中曾根，於2007年6月訪華，成功地恢復了「中日友好聯歡」的後續活動。現在我國領導人同外國領導人都把大規模的青年交流作為發展兩國友好合作關係的組成部分，胡耀邦同志在這方面可以說是首創的。
胡耀邦同志為我國對外政策在新時期的調整的巨大貢獻應該載入史冊。他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
本文節選自作者（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部長）《對外工作回憶與思考》（當代世界出版社2012年4月版）一書，發表時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