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大爆發，除了影響民生經濟，勢必對管治產生巨大衝擊波，有醫療界估計其中一波必然湧向醫療系統，因為近期私家醫院對染疫病人拒諸門外的做法已引起公憤。連主管港澳事務的副總理韓正今早會見全國政協港澳委員，也問起香港的私人醫療機構是否不接收確診病人？
病人逼爆公家醫院。
感染變種病毒的市民數以萬計，公營醫院逼爆，但私家醫院仍然有不少床位，然而，現時市民就算有錢，又或者一向在私院看病，都要先檢測無感染新冠才可入院，一旦確診立即拒收，不少病人無奈湧往公院的同時，對私院大為不滿。
私院拒收感染病人，理由是缺乏負壓病房。不過，有醫療界高人話，現時公院逼爆，負壓病房不足，醫管局絞盡腦汁增加病床，包括臨時購買抽氣扇改裝病房，私家醫院要做一樣做得到，根本不成理由。
醫療界高人指出，早前有剛開業的私家醫院聲稱可以接受由醫管局轉介的確診病人，但開出的條件多多，譬如限定留院的時間，願意接受的病人數量又很少，根本無濟於事，至今仍然未成事，拖得兩拖方艙醫院落成，接收與否已無關宏旨。有說醫管局主席范鴻齡對公院壓力爆煲，私院有人有地方但拒絕施援亦相當勞氣。
有退休的醫管局高層直言，私院以設備不足拒收確診病人只是推托，私院財力充裕，但近年擴建或裝修醫院都沒有增設負壓病房，就是不想接受流行病病人，背後就是效益考慮。不過，今次疫情是非常情況，沒有理由不是全個醫療界總動員。私院雖然不是公營機構，但批地等條款極優惠，獲取了極寶貴公共資源，現在對疫情懶理的態度，已惹起極大公憤，必然逼使政府日後檢視對私院的規管。
回歸本地醫療體系變完又變，在董建華時代公營醫療壯大，後來開始扶助私營，變成尾大不掉，名醫變成星球人、月球人大賺北水之餘，在醫療政策上推動閉關主義，拒絕外來醫護，令醫療費用飛升，同時又大挖公營醫療的人力資源。今次疫情爆發，電視台拍了新版《獅子山下》獻給抗疫各界，當中一個版本就是獻給醫療界，但有人就認為一些只顧界別利益的醫療管理人員，是否愧對公眾的期望呢？既然業界不能做好自己，社會要求改革的聲音，只會愈來愈大。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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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