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母親節,這裡特別介紹一位港人較陌生、卻事跡突出的母親:葛健豪。她系出名門,是晚清重臣曾國藩的侄外孫女,也是辛亥女傑秋瑾的「閨蜜」,不過,她最為人稱道的是,在54歲時,偕子女赴法國勤工儉學,成為年紀最大的留學生,被當時輿論界譽為二十世紀「驚人的婦人」,可說是中國女權先驅。
不但如此,雖然自小被家人纏裹著一對小腳,並被包辦婚姻,但她敢於反抗封建禮教,擺脫婚姻束縛,為自己爭取受教育機會,也為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得到幸福,數度搬家,變賣家當和嫁妝,更支持子女及其朋友們投身革命事業,展示出一位母親的遠大目光和開闊胸襟。在她的培育和教導下,蔡家出了五位革命家。這是一個怎樣的女子和母親呢?
葛健豪原名葛蘭英,1865年8月17日出生於湖南雙峰(湘鄉)荷葉桂林堂的一個地方望族。父親葛葆吾曾是湘軍參將,官至正四品道員,先後出任鹽運使、按察使;母親是曾國藩弟弟曾國潢的女兒,葛健豪是曾國藩的侄外孫女。秋瑾的丈夫叫王延鈞,是曾國藩的表侄。葛家與曾家、秋瑾的婆家王家都有聯姻關係,乃當地三大家族。
受這樣的家庭環境影響,葛蘭英自幼聰明伶俐,五六歲就隨哥哥葛望欽在家館讀書習字,能背誦《四書》等經典。16歲時,奉父母之命,與永豐大戶蔡壽嵩之子蔡蓉峰結婚。
但其時,蔡家已開始中落。蔡蓉峰憑藉姻親關係在上海機器局得到一個小職員位子。葛蘭英隨夫到了上海,在此生下三兒子蔡和森。但蔡蓉峰在上海不僅學會了抽鴉片煙,還討了小老婆。她一氣之下於1899年春天回到了娘家荷葉桂林堂,翌年生下三女兒蔡暢。
其時,秋瑾的婆家與桂林堂相隔不遠。葛蘭英聽說秋瑾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巾幗奇人,就常去拜望。從她那裡,葛蘭英接受到全新的思想。從此,她經常給兒女們講秋瑾的事跡,稱讚她是憂國憂民的革命先驅,創辦女學是為了喚醒女性覺悟。這也啟發了她後來創辦女子學校。
不過,這段期間,葛蘭英家裡發生了幾件不幸的事──1903年,母親陳氏故去;1904年,11歲的二女兒蔡順熙從吊樓上跌落夭折;1907年,22歲的大兒子蔡麟仙患白喉病逝世。她覺得在桂林堂的屋子風水不好,1908年當大女兒蔡慶熙出嫁後,便搬回丈夫老家永豐鎮。
這時的葛蘭英身邊只有三個孩子──19歲的蔡麓仙、13歲的蔡和森和8歲的蔡暢,由於家道中落,兒女們都沒有繼續學業。但形勢的發展卻讓她感到送兒女讀書的重要性,於是典當嫁妝,賣掉家當,用作旅費和學費,送兒子蔡和森1913年到省城長沙讀書。
此外,她還支持女兒同封建勢力抗爭。特別是1913年夏,蔡蓉峰為5000元銀洋的聘禮,要把13歲的蔡暢賣給一戶地主做小媳婦時,她十分氣憤,激勵女兒抗爭,更安排女兒躲到長沙親戚家。年幼的蔡暢並在長沙找到了哥哥蔡和森,不久就入讀周南女校體育專科,為蔡暢後來成為婦女運動領袖埋下種子。
緊接著,蔡蓉峰離家出走。葛蘭英開始想著自己能否像秋瑾那樣,徹底衝破封建枷鎖,走自由解放的道路。這時,蔡和森告訴她,省城有個女子教員養成所,免收學膳費,經過兩年的學習後,就能擔負女子教育。
葛蘭英受到啟發,1914年春,她帶著已出嫁但喪夫的長女蔡慶熙、4歲的外孫女,加上已在長沙的蔡和森和蔡暢,一家三代5人進省城求學,成為當地佳話。
然而,當她來到養成所時,校方見她已48歲,還帶著兒孫,不讓她報名。她十分氣憤,要兒子幫她寫一張狀紙,到縣衙去評理。並更改名字為「葛健豪」,自述:「『健』就是要做改造社會的健將,『豪』就是要做打倒封建的豪強」。縣官讀了她的呈文,覺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就批示「奇志可嘉」,令學校破格錄取。結果,她免試入學。
1915年,葛健豪在女子教員養成所結業了,決定回家鄉創辦學校,助女子自立自強。兒女們都贊成媽媽的主張,蔡和森還利用假期專程去湘鄉縣政府,為母親聯繫辦學事宜。於是,位於永豐鎮觀音閣的「湘鄉縣立第二女子職業學校」成立了,葛健豪親任校長。
學生中絕大多數都是貧苦家庭出身的中青年婦女,約100多人,因為程度和興趣,分別設有國文、縫紉、織布、刺繡等課程,不僅免收學費,對縫紉、織業等班的學生,還發給一定的生活津貼費。在當時,很多婦女把該女校當成「婦女之家」。
與此同時,蔡和森也不斷將在長沙學到的新知識和新思想通過書信告訢母親,葛健豪就將這些向自己的學生傳播,使女校成為宣傳民主與科學新思想的陣地。她倡導女生參加唱歌跳舞、跳高跳遠等活動,令她們體會到纏腳、蓄辮的危害性,陸續放腳和拒絕纏腳,並幾乎留短髮。
葛健豪的「越軌」言行自然觸怒了封建勢力。他們咒駡「二女校敗壞了社會風氣」,唆使官方「嚴加整飭」,多方阻撓婦女入學,使得這所僅辦了三個學期的新型女子職業學校,因停發教育經費而停辦。
1917年夏,蔡和森在湖南高等師範學校畢業,決定在省城同毛澤東等同學繼續探索真理。葛健豪十分贊成兒子的主張,遂又帶一家三代人再來長沙,並於不久後搬到灤灣鎮一個名為「劉家台子」的地方定居下來,自此,這個家成了蔡和森同毛澤東、張昆弟等有志青年經常聚會的地方,也即後來著名的「新民學會」會址。
為了不影響年輕人對真理的探索,葛健豪更向屋主租了半畝菜地,每天帶著長女下地種菜,並將一些糧食供兒子招待戰友們。年輕人對這位長輩也非常敬重,每次來到,總是問過一聲「蔡伯母好」後,就到菜地裡去幫她幹活,再進屋討論。1918年4月14日,新民學會在這裡召開會議並成立時,她與長女特地做了一頓豐盛的午餐,以示祝賀。
自此,她的家成為新民成員常來聚會的地方。她也總是坐在一旁靜聽,有時甚至參與討論。1919年夏,毛澤東、蔡和森等發起和籌備的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工作近尾聲,蔡和森回家動員母親、妹妹及其好友向警予等赴法。
葛健豪非常贊同兒子的主張,樂意將自己的一手刺繡工藝帶到國外去。為了幫助一些窮苦學生解決旅費不足的困難,她利用與曾國藩的女婿聶緝槊的兒子聶雲台的親戚和同鄉關係,向裕豐紗廠借來了銀洋600元。
葛健豪這「第一個留學老學生」風采,對當時的青年產生了很大影響。當時的湖南報紙發表文章說:「近來吾湘學界向外發展的勢頭很大,法國、南洋兩方面去的人頗多,這是吾湘一點生機……其中我最佩服的還有兩位:一是徐君懋恂(即徐特立),一是蔡和森的母親,都是四五十歲的人,還遠遠地到法國去勤工儉學,真是難得哩!……」
到了法國後,湖南學生獲安排到距離巴黎約100公里的蒙達爾紀勤工儉學,她和女兒蔡暢、未來媳婦向警予等入讀女子中學。由於年紀大,記憶差,她像小學生一樣,從一個個單詞開始,刻苦攻讀法文。四年努力,她最終能用法文對話和閱讀法文報刊。
為了維持生活,葛健豪與蔡暢、向警予一起,白天學習,回家後立即開始刺繡,直到深夜。葛健豪的刺繡工藝精湛,深得法國婦女的喜愛,一件可賣幾十法郎至上百法郎。換來的錢,除供自己和兒女們的勤工儉學,資助他人。
在留學期間,她積極支持兒子蔡和森與向警予、女兒蔡暢與李富春自由戀愛、自主結婚,認為這是「向封建婚姻制度宣戰」。同時積極參與兒女們的抗議活動,1921年2月28日發生的向北洋軍閥政府駐法公使館的請願活動,她與蔡暢、向警予等人走在400多名留法學生的最前列,衝進了北洋政府駐法公使館,迫使其作出了讓步。
後來,隨著兒女們陸續回國,並參與革命,她才帶著蔡暢在法國生下的小外孫女李特特輾轉蘇聯歸國,先在上海短暫停留,後在長沙安家。
除照料孫兒孫女外,葛健豪還積極投入湖南的婦女解放運動。1924年,主政湖南的趙恒惕推行「立憲自治」,葛健豪與唐群英、王昌國等人倡議恢復了湖南女界聯合會,最終使湖南省憲政委員會同意在《湖南省憲法》中列入如下條文:「無論男女,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十一歲以上男女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享有受義務教育以上的各級教育權」。開創了憲法收錄「男女平權」的先河。
1925年夏,年已60 的葛健豪又在長沙顏子廟辦起了一所平民女子職業學校。自任校長,長女蔡慶熙當縫紉課教員。翌年,二兒子蔡麓仙(蔡林蒸)在廣東「省港大罷工」中犧牲,葛健豪將中共發放的600元撫恤金捐出,除為學校購買了2部縫紉機外,還救濟一些貧困學生。
至1928年,三兒媳向警予也犧牲後,蔡和森與蔡暢商定把老母親安排回老家湖南永豐。但這時,永豐老家一點財產也沒有了,為了生計,她種了幾畝地,和長女、孫子蔡博,外孫女李特特一起,過著清貧的生活。
葛健豪在臨終前,還不知道兒子蔡和森已於1931年在廣州就義。她問長女蔡慶熙:「和森、咸熙(蔡暢)有信回沒有?」並要長女寫信告訴他們:「母親已看不到他們的事業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會勝利的!」1943年3月16日,葛健豪病逝於永豐石板沖,終年78歲。
葛健豪以「好學無分性別、有志不論年齡」的胸襟遠見,投身女權運動,創辦女學,喚醒了一大批優秀兒女。她不是中共黨員,卻培育出四位中共中央委員蔡和森、向警予、蔡暢、李富春,二子蔡麓仙、三子蔡和森和三兒媳向警予都成為烈士,葛氏為中國的革命事業作出極大的犧牲和貢獻。所以,她成為立傳於《中共黨史人物傳》第六卷中,唯一的非黨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