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富,即炫耀性消費,是由著名經濟學家韋伯倫在其著作中所提出的理論,意指富裕階層通過鋪張浪費向他人展示自己的財力和社會地位,藉此來滿足個人的虛榮心。
長久以來,中國傳統就講求藏富不露。因此,這種虛榮示富的行為在當今世代自然被視作禍根,不免會遭到社會各界的口誅筆伐,但有沒有想過在400多年前的明朝,這種浮躁消費方式卻是文化上最為濃郁的一墨?
明初敦朴之風隨着時間的流逝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到了明朝中後期,社會一別當初大亂方定,百業凋敝的模樣,變得繁華奢靡起來。就連當初以雅為重的大夫們都因為商品經濟的發展,而不再清傲瀟爽,甚至爭相加入到競奢大隊中。這種靡爛的縱慾之風大抵可以從衣、食、住、行四方面說起。
1. 雅俗並存的衣冠文化
早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以唐宋禮制為基礎,建立了明朝的服飾制度,而這套衣冠制度最強調的就是等級差異。朱元璋希望透過一系列的穿衣規格可以達到「辨貴賤、明等威」的政治功能,不再重蹈前朝「貴賤無等,僭禮敗度」的覆轍。只是後來奢風漸遞,士大夫們也管不上這些嚴苛的繁文縟節。在隆慶萬曆年間,《嘉靖吳江縣誌》中就有提到:「習俗奢靡,故多僭越。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綴獸頭,不能頓革也。」為了在競商的比賽中脫穎而出,眾人的踰制僭越就從模仿帝皇後妃的服飾開始。一些士大夫不僅把國規中的士「頂平定巾」、「衣青直身」棄而不用,改為「峨冠博帶」、「方巾彩履色衣」,膽大的不但以天子龍紋、高階官員的鳥獸飾衣,更是腰金佩玉,導致當時「内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萬人,而武臣萬户以上即腰金,計亦不下萬人。至於邊帥緹騎,冒功邀賞,腰玉者又不知其幾也。」令人震驚的是,一些朝廷命婦也捲入這奢競旋渦中,開始穿珠戴翠起來。就為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在江陰青陽鄒令人的墓中發現了大量的金飾、漆器,先不說金玉、翡翠本來就是上品命婦的專有物,當中金滿冠上所鑲嵌的寶石更不是一個七品官員的妻子可以肖想的珍寶。當然這只是冰山一角,在廣西道監察御史宋蕙墓等一些官員墓葬中也有大量寶石金簪。可想言之,僭越之風在明末期是多麼的猖獗。
在以奢為傲的明代社會中,衣服顏色免不了越來越鮮豔濃鬱。但是,我們不能以「俗」一字一言蔽之,因為那越趨於豪華繁縟的構圖方式亦反映了世人的審美情趣和價值觀。比如將芙蓉、桂花和萬年青繡在衣上,意指「富貴萬年」;若將蝙蝠和雲霞畫在一起,則為「福從天降」。這些衣飾圖紋構思巧妙,含義雋永。可見,士大夫競奢不僅是材質之爭,亦是一場雅意之爭,畢竟胸無點墨之人實難以體會當中的巧思細意。
2. 色香味俱全的飲食文化
在物資匱乏的明朝初年,飲食文化自然沒有多少花樣,但到後來社會慢慢富足起來,士人們自然不會委屈自己的肚子,飲食也就越發「刻意求精」。在李樂《見聞雜記》中就有提及張居正吃飯時,哪怕盤上百品菜餚,他仍覺得無下箸之處。至於昊越王妃之兄孫承佑每次宴會都要殺牲縱酒,甚至為了吃到最鮮美的魚肉,他隨車北征也要「以雍馳負大解貯水,養魚自隨」,以便在幕舍中也能膾魚嘗鮮。
當然除了滿足口腹之慾,明代士官階層在追求奢侈中也慢慢重視養生。《讀書鏡》就有言:「醉醴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慮,無滓無穢。」,所以不少士大夫也會食用蔬菜、粗糧,以促進腸道健康,如兵科給事中蔣性中宴請周忱時,便有碟名為「金花菜」的菜餚,而布政司參政張楚城宴請他人時,亦會在席上多添一道「神仙菜」。雖然只不過是些草頭和醃菜,但可以看出士人夫們在競逐奢華中也講求修身養性的精緻飲食。
明朝之所以這麼講求飲食的精緻性,甚至有人大費周章去研究飲食文化是因為文人士大夫看來,吃喝並非俗事。明人好客,多以吃會友,餐宴不僅反映着個人品味,更是促進官場交往的風雅之事。這樣看來,張岱的祖父張汝霖創下「飲食社」,寫下《饕史》也是自然不過的事。
3. 富麗堂皇的雅宅文化
在明代,侈麗浮糜之事又怎會局限於衣、食方面,在住宅一事上亦有所體現。江南縉紳士大夫「窮極土木」,就以蘇州府城為例,在當時不足二十平方公里之地上,卻有園林八十,可謂棋布星陳。當然地皮總有用盡的一天,當蘇州府城再也塞不上一座園林時,士大夫們只好改道而行,把消費觸覺投放在傢俱、字畫上。
在范濂《雲間據目抄》中便有提及「以椐木不足貴,凡床櫥幾棹,皆用花梨、癭木、烏木、相思木與黃楊木」,這些貴巧的名木傢俱動輒萬錢,可謂靡之極也。除了對傢俱有所追求,士大夫亦重視書房中陳設布置更加重視,即裝飾品——字畫。雖則字畫並不實用,可以說是「一趨脆薄」,但觀賞時有來的視覺愉悅,以及同儕的欽佩也是奢競中很重要的元素指標。比如謝肇淛的「小草齋」中便收藏了大量宋版手抄書,而在《味水軒日記》中,李日華也曾多次記載了自己收購書畫的記錄,以飾其房之事。明人之所以如此重視住宅裝飾,很大程度是因為文人常雅集,除了在私家園林吟詩填詞,也在在書房中賦歌作畫,所以一個典雅的創作環境可以說是必不可少的。雖說很多時候不少士大夫都是附庸風雅,但不可否認書畫古董也是競奢中重要的一環。
4. 排場浮誇的車輿文化
明初朱元璋曾嚴禁一般官員坐轎,但這種禁令多淪為紙老虎。官紳熱衷轎子,只因為坐轎出巡時排軍鳴鑼喝道,僕人們前呼後擁,而平民百姓們只得在路旁磕頭謝罪。這種威風的滿足感使不少中央官員外出視察時都向地方強行「索轎」,地方官員自是不敢怠慢,但苦於人手不足,只好讓百姓充當轎伕。更甚者,告老還鄉時也會要求途經的地方給他大轎伺候,以突出衣錦還鄉的聲勢。比如在嘉靖時期,南京太僕寺卿王某升光祿寺卿赴任時就要求八抬大轎三乘,四抬大轎四乘。前後僱用了三百四十個扛夫和轎伕,從南京到北京就花費了差銀千兩,派頭十足。
袁宏道就曾以「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新,口極世間之談」歸納明代眾生,這也不無道理。從衣、食、住、行我們都能夠找到士大夫們競奢的痕跡,前期激烈無比,針鋒相對,但到後期我們往往都可以找到「雅鬥」的影子。可以得知,我們難以用「奢」一字便概括了明朝的炫富性消費,因為不是越貴越好。很多時候,我們都忽視了「雅」的這個元素,因為「雅」總是與「奢」相悖,但正是在明朝,矛盾的兩者相生相融,造就了明朝獨一無二的競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