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程頤在論守節時一句「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就形成了後人對宋朝婦女地位低下的刻板印象。即便我們不乏在吉光片羽間看到「婦人死不出閨房」之語，但其實，宋代婦女的貞節觀並未如我們刻板印象中那麼普及，甚至《中國婦女史論集》中就有臧氏與柴氏這些擁有財產的寡婦是十分「受歡迎」的！那麼，到底富孀們為甚麼能夠掙脫禮教的繭縛，從而獲得婚姻的自主權呢？
宋監察御史程顥畫像。（網上圖片）
1. 概況——守節與再嫁
根據《宋代的婦女生活》一書，我們大致能把宋代劃分為三個時期：邵雍前、邵雍到王安石、程顥理學成立之後。宋代社會結構與思想風貌在這三個時期不斷變換，與此同時，社會對婦人的規範亦由寬鬆漸趨嚴厲。
當宋朝理學盛行時，宋人便會慣於把婦女的賢良與家道的興衰掛鈎起來。司馬光提出為人妻者必具「六德」：一曰柔順，二曰清潔，三曰原妒，四曰儉約，五曰恭謹，六曰勤勞。當中位於第二的「清潔」並非指個人衛生，而是強調婦女應該潔身自愛，夫亡而守節，也就是所謂的「貞女不更二夫」。
不過，在家訓著作中，也僅司馬光一人談及從一而終。因此，我們不能以偏概全地說，這就是宋代社會的常態，但我們也不難看出北宋文人是傾向提倡婦女守節，比如再嫁寡婦中，有傳記者只有寥寥八人。而當要著墨於再嫁寡婦，文人多數會把寡婦再嫁之舉歸因家族壓迫，以及重點刻劃寡婦們無可奈何的屈服。
但事實上，往往是這種千篇一律的寫法令人不禁懷疑傳記的真實性。因此，我們不能武斷地總結，當時守節婦女比再嫁婦女多。實際上，宋代法律未曾明確禁止婦女再嫁，《宋刑統》甚至把寡婦更嫁期由宋初的27個月縮短為100天，所以說「失節事大」這種的貞節觀很多時候只停留於文人的偏好與理想上。因此，再嫁或離婚在當時並非甚麼十惡不赦之事，從辭賦家、宋高宗時的參知政事沈與求所寫的「宜改適」就可以看出當時社會對婦女再嫁有一定的包容度。
不少寡婦再嫁都是出自於家庭、宗族壓力與催促，但族人的干涉亦不代表婦女本人的意願完全被漠視，很多時候再嫁者本人也有相當的自主權，如趙鼎臣堂姐拒絕改嫁、《名公書判清明集》中為了染指產業，自招接腳夫的徐氏。不過，自主權的多寡，或多或少都是與再嫁者所擁有的財產有所掛鈎，如孫廣妻崔氏在夫死後亦無所依屬，也只能擇人再嫁；相反，薛家寡婦柴氏富有，不僅遭士大丈相爭，更反告當朝宰相向敏中。
當然，這並非一概而論，不是所有身無所依的寡婦都只有再嫁這一路可選。在《北宋婦女再嫁與改嫁》中，作者提及「不像很有財產」的江陵人寡婦朱氏、許平施妻劉氏、臨川吳氏，堅決守寡，自力更新。然而，從這三位女性身上可以歸納出一個共通點，就是她們都有一技之長，助她們立足於世上。既有以教書維生，亦有「掌治陂事，利及一方」。不論如何，再嫁的自主權可以由眾多因素影響，但守節與否就更多是由經濟情況所決定。
江門陳白沙祠內的貞節牌坊（網上圖片）
2. 「婚姻論財」與「婚姻買賣」
寡婦改嫁的原因在前人的研究已有所討論，比如：唐人與金人遺風、父母憐愛、家中經濟狀況、寡婦是否擁有巨產等。在婚姻市場中，富有寡婦比其他女性，甚至處女更具籌碼，所以，不難從婦女再嫁問題中窺探出當時的重財婚姻風，及從此延伸出來的婚姻買賣。
婚姻論財其實並非是宋代獨有，而是在漢朝已流弊已深。宋代婚姻的「直求資財」很大可能是從宋朝的厚嫁風引致。作為父母，本就會視嫁妝為對待嫁女兒的祝福及關愛，因而盡力把婚禮辦置得更為豐盛。而在《宗法條目》中更有清晰規定：「嫁女費用一百貫，娶婦五十貫。」除了嫁資比娶費多一倍外，寡婦若是要再嫁，嫁資恐怕要再翻一翻。由此可見，娶寡婦就等同比娶處女有多幾倍的嫁資，而寡婦柴氏正正是因擁產無數，才引致一齣搶婚鬧劇。到最後更被程頤在《二程外書》中一語道破：「有度量，至作相，卻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為其有十萬囊橐故也。」
「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正是因為當時這股重財之風，使時人大多願意追求富有的寡婦。比如孫祖德就「娶富人妻，以規其有財」，或是劉宗古「歸孀婦李財產，與同居」， 更甚者，身為朝廷命官的王蘧，因貪圖常州江陰孀婦的財產，甘願成為上門贅婿。 這些一切，在提高社會對寡婦再嫁認可度的同時，也不免為本來正當的再嫁行為染上極為濃厚的金錢交易色彩。
結婚彩禮（網上圖片）
3. 「婚姻論財」下的自主權
在「不問閥閱」的婚姻觀轉變下，宋仁宗面對士商間頻繁的婚姻交易也束手無策。雖然多次發佈詔令，以「御史台街司察舉之」打擊重財婚姻，可是大多淪為一紙空文。就在朝廷慢慢放寬限制的同時，社會對再嫁寡婦的包容也漸漸增加。
不過在宋代寡婦擁有一定的自主權時，伴隨而來卻是一道道無形的枷鎖。本應趙鼎臣堂姐堅要對亡夫從一而終應是值得讚許之事，卻沒想到因不聽父母言，而遭到四周鄰里「不孝、不義、不智、不仁」的批評。由此可見，在宋代重孝的思想下，寡婦在再嫁、守節之事未得以實踐個人意願。除了對父母唯唯諾諾之餘，更可能被「奪志而嫁之」。與其說宋朝給予婦女改嫁及離婚權，不如說這些權益甚少落在寡婦自身身上。
哪怕權益落在其身上，很多時候都並不完整，或是要付出相應的代價。無子寡婦能夠繼承亡夫財產，但只是一種「代承」，即是在沒有子嗣的情況下，極其量擔當代理人一職，這與兒子的直接承繼有所不同。與兒子相比，寡婦的繼承權既不絕對，也不完整，卻需要以恪守貞節為前提才能獲得。巡檢之妻如阿常因再嫁，而被法官胡石壁除了指責她「背夫絕義」，貶稱她對亡夫之業有「染指之意」。由此可知，寡婦一旦再嫁，則等同失去夫家物業、屋業、財產的承繼權。換言之，寡婦的生存權想得到夫家的保障，自己就先得以整個夫宗及家族的利益為先。
在婚姻論財的風氣下，富孀當然同樣會面對到上述情況。只不過富孀在豐厚的隨嫁資產下，受的影響更小，甚至所面對的情況與普通寡婦相反。她們極有可能因為攜妝奩田再嫁，而令夫家陷入了經濟窘態。在這個時候，富孀因雄厚的嫁妝，享有更大的決定權與地位。不僅沒有了「夫族要確保其財產於夫家」的壓力外，甚至在決定再嫁時備受挽留。
此外，有富孀想為亡夫管理家業，或是擁有前夫莊田的管理使用權，更可以招贅。宋代的贅婚極為普遍，「布袋」或者「補代」這些贅婚指代詞便是始於宋代民間，可見贅婚在宋間民間社會都有一定的普遍性與認可性。接受「接腳贅婚」的男子被稱為「接腳夫」，且多為貧窮男子。比如在《絡陽縉紳舊聞記》中，窮小子焦生因突如其來的招贅，欣喜若狂。與傳統婚姻相反，男性不再是婚姻的主導與支配者。贅婿居於妻宗，並不能肆意妄為。一旦他久出不歸或離婚歸宗，就可能喪失財產承繼權。不過這份承繼權很大程度被女性所制約，他們除了要受妻子的監督，亦有可能隨時被休掉，所以女性在接腳贅婚當中有更大的主動權與更高的法律地位。
雖然普通寡婦地位並不會因再嫁而有所影響，但她們卻無法體驗富孀在招贅婿的過程得到的自主管理權與離婚權。加上，富孀在「婚姻論財」的風氣下的再嫁門路本就比普通寡婦多，可見富孀的婚姻自主權較為大。
宋代「招腳贅婚」（網上圖片）
兩宋因經濟結構轉型及前朝遺風所影響，婦女地位已經大大提升。無論寡女選擇守寡或是再嫁，都總要面對方方面面的問題。前者要對現實及父母意見進行考量，後者看似是擁有更多的權益，卻同時有不少無形的束縛。雖不能把普通寡婦與富孀視為一個群體，始終後者享有較大的權利與較高的地位，但不能否認，宋代「婚姻論財」這個婚嫁歪風，無形提高了百姓對再婚的接受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