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人生有三大恨事，自當因人而異，但也不應忽略時代因素。張愛玲在《紅樓夢魘》一書中，提到她的人生三大恨事是，一是恨鰣魚多刺，二是恨海棠無香，三是恨紅樓未完，這是受個人因素影響較多。若然回到唐代，人生三大恨事可能會完全不同，且看薛元超的故事。
唐代初期士族勢力一度十分強大，有名的要員大都出身於士族世家，這跟後世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以科舉取仕不同。薛元超是唐高宗時期的重要人物，他深受高宗賞識和眷顧，官職一直做到中書令，位居百官之首。他死後朝廷在諡文中推祟他說︰「薛元超以王佐之才，逢太平之智，撫綏萬國，康濟兆人，力牧輔軒皇末為盡善，皋陶佐大禹猶有慚德，名遂身退，生榮死哀……」可謂是位極人臣，榮耀當世。但是在臨終前他卻對親人說，為人在世他還有三大遺憾。原話是︰「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恨，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為甚麼這三件事竟讓這位已經備具榮耀的人還深感不足呢？
薛元超 (網上圖片)
首先，在唐朝初期，科舉處於發展的關鍵時期。儘管它還不是占據選官途徑的主流，但代表著歷史發展的趨勢。當時朝廷把它放在極其重要的地位，百姓對其也極為看好。特別是進士科，由於其考試難度、及第待遇、以後仕途都遠遠超過其他科目，人們百倍豔羨及第的進士，稱其物價之變猶如鯉魚化龍，青雲直上。每當科考公佈之後，新進士們要身著盛裝，沿街誇耀，還要在皇帝特許下雁塔題名，萬人園觀中杏林盛宴，其榮耀堪稱曠絕當世。正因如此，薛元超儘管薦舉了如何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等許多寒俊人士，但因為自己無緣由進士科出身而感到無比遺憾。
自唐代開始，以出身進士科最為顯貴。(資料圖片)
在第二事方面。唐初繼承魏晉遺風，在是一個非常重視門第的時代。作為士族制度的遺緒攀比門第之風盛行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在南朝時代，梁武帝蕭衍曾對侯景說，「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即表明高門氏族門第太高不可攀，最終梁武帝將皇族蘭陵蕭氏的女兒嫁給了侯景了事。為了降低士族制度的影響力，唐代皇帝曾命人編《氏族志》。另一方面，雖然李家貴為皇室，自列「隴西李氏」，但並不是門第最高的家族。當時有山東豪門崔、盧、李、鄭、河東豪門王姓，號稱「五姓」，都是早從北魏孝文帝時期就被推為天下第一的高門，以後歷史占據要位，講究禮儀經學，文化底蘊深厚，其聲望遠比身為皇姓的李家顯貴得多。因而天下人最為看重「五姓」門第，以攀婚「五姓」為最大榮耀。皇家公主比不上五姓女，幾乎在整個唐朝都如此，一直到唐中晚期皇帝還在感慨此事。
從《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禮佛圖》可見「王」姓女之顯貴 (網上圖片)
說到攀婚「五姓」之事，我們所熟知的唐初名臣，如房玄齡、魏征、李勣等都是與山東士族聯姻的積極參與者，甚至連皇室也將士族之家列為聯姻首選，整個大唐社會上也形成了以門第作為娶妻第一選擇的風向標。「五姓」女之強勢，可從房玄齡因為怕太太盧氏不高興，不敢納妾，最終演變出「吃醋」故事。至於薛元超本人，最終僅娶李元吉之女和靜縣主為妻了事。
最後的修國史一事。中國自古重視修史，視之為頭等大事。唐朝初期也是中國史學成果輝煌的時期。不但確立了完善的史館制度，而且數十年間完成了中國正史「二十四史」中的八部史著，可謂是鼎盛一時。皇帝為表重視，把史館放在宮禁之中，自己身邊，隨時光顧；對修史人員也備加親信，隨時請教。如要監修國史，必須是有資歷、有身分、有學問、有德行的朝中重臣，宰相之中又非常傑出者。那麼，即使做了宰相，如果沒有監領或參與修史，就只是高官而已，而非朝中清望貴臣，名氣仍不夠大，名聲仍不夠好。
唐代十分重視修史，朝中重臣以修「國史」為榮。(資料圖片)
薛元超全然具備了一切條件，也許是朝政公務太過於繁忙，來不及去圓「修史」夢，但是他的真誠也為後人留下了千古佳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