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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賭中國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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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賭中國失敗

2018年01月17日 19:42 最後更新:19:55

學民思潮黃之鋒等人因為佔中時拒絕服從法庭命令而被判刑。他們的下場,令人為這些激進的青年前途擔心。記得佔中時黃之鋒曾說,他還是十幾歲,未來的世界是屬於他們的。當時很多人聽到這些說話,覺得有些道理,相信20年後,這批人將是30、40歲,也該由他們「揸莊話事」了,時間優勢在他們一方。

然而,個人的發展相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而言,其實只是流星一瞬、滄海一粟。我最近提到大馬糖王郭鶴年的二哥郭鶴齡的命運,是想從這些歷史故事,對比參照年青人的發展歷程。

年青人搞革命就是豪賭一鋪,賭自己贏還是對手贏。郭鶴齡當年參加大馬共產黨,與英國殖民地政府鬥爭。本來是一個兩方博弈的局面,不過,英國在1945年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後,國力急速減退,戰後殖民地獨立呼聲高漲,英國開始部署了要離開大馬,但也不想將政權交予共產主義者手中。

當年英國殖民地非殖化的時候,除了共產黨之外,還有另外兩批人出來搶奪權力,一批是傳統親英人士,另一批是民族主義者,或者這兩者混合體,他們或許與前朝政府有著微妙的關係,但還是打著民族獨立旗號,大馬的民族主義者最終打贏了共產黨,包括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整個馬來半島,都落入他們手中。馬共的第一個對手殖民地政府急速敗走,後來冒起的民族主義新政府快速生根,結果馬共要與新政府長期對抗。在這次豪賭之中,馬共最終一敗塗地,幾十年之後,他們的領袖陳平從森林走出來,在曼谷孤獨終老。歷史就是這樣,成者為王,敗者為寇。賭輸了的人的聲音,煙沒無聞。

香港的年青激進分子,表面上與本地政府對抗,實際上是與中共政權鬥爭。中共於1949年成功建立新中國,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只有69年歷史,其實相當年青。香港的激進青年要與中共鬥爭,若用一個簡單「鬥長命」的邏輯,很容易跌落一個謬誤裏面,以為自己年青必勝。然而,個人與一個國家相比,20、30年匆匆流過,對一國家而言,這只是跨過一個發展階段而矣,前路還長著呢。

中共去年在十九大中定出新時代發展計劃,到2 0 3 5 年和2 0 50年分兩個15年,建設中國社會主義新強國。17年後先走完第一階段是2035年,32年之後到第二階段結束是2050年。到2035年,香港這班年青人已經走步入壯年,到2050年,他們將進入中年退休之時。究竟屆時中國已經沒落,還是進一步崛興成為世界新強國呢?

最近讀到兩篇文章,一篇是反對派報紙刊登的文章,題為《「中國模式」定必泡滅》,內容引述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明的講法,把中國比作前蘇聯,指中國經濟是靠人海戰術低成本和大燒銀紙投資工業建設,當這兩招出用盡時,將會泡滅。 

另一篇是星期一《人民日報》頭版刊登的文章,題為《緊緊抓住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文章提到當今世界,「民主赤字」、「治理赤字」、「發展陷阱」此起彼伏,西方國家正面臨政治及經濟危機,發出「哈姆雷特之問」: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而中國模式就成為了替代方案。

兩篇文章看法相反,其實就是賭中國的前景的相反賭注。我比較中國和美國的現況,會賭中國發展會比美國好,中國發展或有轉折,但美國大花筒式經濟泡滅機會比中國大。我奉勸香港年青人,即使不想中國贏,也不要賭中國輸。否則人生一晃眼20、30年過去,如果中國真的達成其15年和30年目標,自己的人生便白白浪費掉了。1989年六四之後、2008年金融海嘯之時,很多人都賭中國不行,結果連番敗北。既然往績在前,又何必再賭中國失敗呢?

看雙學三子案件的上訴,想起大馬糖王郭鶴年家族的經歷,令我思考到很多人生的問題。

年青往往是激情歲月,但要看激情過後,會留下什麼。郭鶴年的二哥郭鶴齡是理想主義者,加入馬來西亞共產黨,最後被英軍追捕,他在逃入深山前夕,與郭鶴年提起逃亡的事,郭鶴年建議他不要逃到山中。

印尼總統蘇哈托(中),林燕志(右),郭鶴年(左)。(郭鶴年自傳圖片)

印尼總統蘇哈托(中),林燕志(右),郭鶴年(左)。(郭鶴年自傳圖片)

郭鶴年當時話:「鶴齡,為什麼非走不可呢? 讓他們逮捕你好了,然後驅逐到中國,到有一天我們可以請求未來的馬來亞政府把你送回來,讓你重回你的出生地。」郭鶴年當時已認定,馬來亞獨立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

郭鶴年再對哥哥講,「鶴齡,你知道英國人會怎樣對待你嗎,如果他們在戰場上節節敗退,他們最終可能用原子彈轟炸彭亨州的森林,把你們全部炸死,他們才不在乎炸死幾千個無辜土著或珍稀的野生虎,他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把你們全部剷除消滅,你能活下來的機會實在太渺茫了。」

郭鶴年的分析相當現實,郭鶴齡投降和被送走是理性選擇。但他不能說服他二哥接受此一選擇。估計郭鶴齡作為一個年青共產黨員,充滿理想與激情,當然不想丟下同志,向殖民地政府投降。結果郭鶴齡遁入深山之後,最後就給英軍狙擊手殲滅。

後來郭鶴年從二哥的朋友口中得知郭鶴齡死訊,那朋友還給他一張相片,見到二哥倒卧地上,身上蓋著樹葉,他將這個噩耗告訴母親,母親就因極度憂心而暈倒。一個如此有理想的青年,在30歲精壯之年就此犧牲。

馬共最終都沒有成功執政,一直在山中打遊擊,力量愈來愈薄弱。41年後,到1989年,馬共領袖陳平放棄武裝,從森林走出來,向政府軍投降,定居於泰國。後來在2003年以英文寫成自傳《My Side of History》(《我方的歷史》),10年後89歲時在曼谷過身。即使郭鶴齡當日沒有被英軍擊斃,下場也不會比陳平好。

即使退一萬步說,假設馬共當日成功將馬來西亞赤化,馬共政府執政至今,又會否好似越南共產黨一樣,最後都是跟隨中國搞改革開放? 由革命到發展,一個革命政府為了人民生活,最後也是做著郭鶴年所做的事──全力發展經濟。

郭鶴年跟他哥哥兩人的經歷,似乎是激進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的對照。年青激進理想主義者雖然有完美的人格,卻未必懂得跟現實妥協,甚至未必懂得找到實踐自己理想的道路,這些經驗是否都值我們的年青人借鏡呢?

相反地一個現實主義者,無論做生意也好,從政也好,其人生必定充滿妥協,在矛盾的夾縫中,找出生存之道。例如郭鶴年和印尼富商林燕志做生意,因為林燕志和印尼總統蘇哈托有良好關係,但郭鶴年覺得林燕志食水太深,甚至因為有政府的關係,將面粉和糖等生活必須品賣得太貴,但他還是和林燕志做了一段生意,直至不能做為止。生意就是充滿妥協,若你是完美主義者,一單生意也做不成。

政治有如生意,要雙方妥協,才能成局,各走極端,沒有好的下場。郭鶴年家族的故事,教曉我們太多的事情。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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