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我的1919》

最近香港教科書就香港回歸的描述，惹起爭議。教育局要求將「中國收回香港主權」這語句，改成「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表面看，這些要求有點吹毛求疵，甚至有人將此提升到影響香港的言論自由。我對這段歷史，特別是《基本法》中描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97年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實在印象太深了。

當年《基本法》起草的時候，中方相當強調端正描述的字眼，是「恢復行使主權」，而不是「收回主權」。草委會中方委員、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對此有詳細解說。中國一直不承認清朝與英國簽訂的三條「不平等條約」，那些條約把香港「割讓」和「租借」予英國。英國人基於不平等條約，認為九龍界限街以南和港島已「割讓」給英國，而界限街以北和新界土地，亦已租借，租期至1997年6月30日。他們於1979年派了當時的港督麥理浩，赴京見鄧小平，想商談1997年以後續租九龍及新界土地問題。鄧小平一口拒絕，不但界限街以北及新界土地到期不續，界限街以南和港島也一併收回，因為中國不承認不平等條約，所以要對這些「割讓」的土地恢復行使主權。

假若中國承認不平等條約，就沒有理由收回界限街以南及香港島的土地，因為早已「割讓」出去。所以對不平等條約承認與否，是關鍵問題。由於中國不承認不平等條約，因此，描述時也應該說中國在97年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當時草委會一開就是幾天，晚上有有空的時候，記者都會約中方官員飲茶聊天，目的是收收風並了解新聞背景。我在殖民地長大，很奇怪起草過程之中，中方官員經常強調「國家主權」，香港人無此概念。李後相當感嘆，說香港的青年人對中國歷史沒有太強的感覺。他是山東人，於1923年出生，在抗日戰爭時渡過年青歲月。他提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和會」上，同意把原來由戰敗國德國佔領的山東半島，轉讓給日本。李後是山東人，對這段歷史感覺殊深。他說，香港的年青人沒有經歷過國貧家弱的階段，所以沒有國家觀念，對國家獨立自主，在世界站起來，也沒有感覺

在90年代，有一套電影叫《我的1919》，主角是陳道明飾演的中國代表顧維鈞，參加「巴黎和會」。顧維鈞在會上慷慨陳詞，駁斥日方的無理要求，他拒絕在和會上簽字時說，「我很憤怒，你們憑什麼把中國山東省送給日本人。中國人已經做到仁至義盡了，我想問問，這樣一份喪權辱國的合約，誰能接受？所以我們拒絕簽字。你們記住，請你們記住，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這沉痛的一天。」

最後，中國當然阻止不了日本人佔據山東。亦因這事件，激發了中國的「五四運動」，令中國人猛醒：如果不能夠令國家富強，只能夠任人宰割。

最近，前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主任喬曉陽訪港，講到中國的憲法和其他國家的不同，就是把國家的基本任務寫進去，而中國的基本任務就是民族復興。中國今天的國家目標，和1919年「巴黎和會」喪權辱國的歷史，關係密切。

香港教科書當然應該準確地記錄歷史，準確地描述香港的回歸。更加重要的是，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香港雖然實施與國內不同的制度，但要真正尊重國家的發展，明白北京的想法，相互協調，才是兩制的最大保障。

盧永雄

中美貿易戰有略為緩和跡象，美國財長努欽聲稱會到中國訪問，相討兩國貿易問題。其實中美的貿易磨擦的可能性，早已寫起在史冊之上，只是當時的主角是日本而不是中國。

前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早前在《人民日報》撰文說，30多年前美國與日本有貿易磨擦，結果日本被逼簽署了《廣場協議》，逼令日圓在短期內迅速升值，這種劇烈變化對日本產業、市場、經濟各方面造成巨大負面影響，他提醒中國在面對美國時，應吸取日本的慘痛教訓，提高警惕，謹慎行事。

福田康夫的提醒很及時，就以最近發生的中興通訊事件為例，其實日本在40年前都發生過。日本經濟二戰後在美國扶植下崛興，從1960到1990年美日經濟亦出現長達30年鬥爭。

在1981年就爆發東芝事件，美國指控日本東芝旗下的Toshiba Machine向蘇聯出售9軸數控機床，總值35億日圓，事件曝光後，美國國會通過法案，禁止東芝機械公司產品3年內進入美國市場，逼使東芝花了1億多日圓在美國50多家報章刊登全版「悔罪廣告」，公司首腦亦先後辭職。

當時的背景是美方認為美國在半導體技術、光纖技術、智能機械技術等都落後日本，所以要向日本公司開刀。美國通過東芝事件向日本施壓，最後就獲得東芝在軍工方面一些技術，雙方合作開發新型戰鬥機。要注意當時是美俄冷戰時期，美國與日本又是戰略盟友，美日曾簽署對蘇聯集團出口的技術限制協定，並加入了負責管制技術的巴黎統籌委員會。

中國如今情況與日本相比，在通訊技術方面，中國仍遠遠落後美國，而且中美不是戰略盟友，雙方沒有簽署對美國敵對國家的出口技術限制協定，現在亦不是冷戰期，中國公司沒有義務執行美國對伊朗制裁的協議。更加特別的是，美國對中興的7年禁售令，時間直到2025年，剛好跟「中國製造2025」計劃吻合，針對中國技術發展的企圖亦都相當明顯。

不過理由不重要，關鍵是目的。有趣的是美國特朗普政府現在起用的對華貿易悍將，竟然跟八十年代列根所用的人一樣。在1981至1989年，列根政府任命羅伯特.萊特希澤擔任副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在對日貿易中一仗成名，以關稅威脅成功阻壓日本鋼鐵、汽車輸美，之後他離開政府，主要從事反傾銷、反補貼的貿易訴訟律師，到如今69歲高齡，特朗普再任命他當美國貿易代表。美國重用80年代對付日本的方法對付中國，連用人都完全一樣，所以套路亦有跡可尋。

日本當年的發展與中國現在很類似，日本的GNP在1968年超過德國，成為西方世界老二，到1978年GNP超過蘇聯，成為名符其實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經濟愈增長，信心愈爆棚，在80年代大肆收購美國物業，三菱公司就以8.46億美元買下被稱為美國標誌的洛克菲勒中心51%股權，1989年SONY創始人盛田昭夫和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合著了在日本很出名的書《日本可以說「不」》，就是當時日本心態的反映，亦是激怒美國的原因。

美日貿易爭端特點是美國一步一步針對日本產業發展，對威脅美國產業的就大力打擊。早在60年代日本紡織業高速發展，美國就在1971年向日本紡織品出口設置限額；日本電器在1970年代大量侵佔美國市場，美國人搞出打爛日本電器的抗議運動，美國在1977年就逼使日本限制彩色電視出口；後來日本鋼鐵業興起，美國又3次逼日本限制對輸美鋼鐵。到這些貿易手段最後都約束不了日本發展，就在1985年美國發動匯率戰，聯同西方國家逼使日本簽署《廣場協議》，日圓被逼大幅升值，對日本經濟帶來致命一擊，日圓升值令日本出現巨大資產泡沫，日本股票市盈率升到300倍，最後泡沫爆破，日本就衰到如今。

 

看完美日的貿易衝突，你就會知道中美的貿易糾紛是不會停止的，可能在未來一二十年內還會反反覆覆，以各種形式繼續下去。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