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晚10點50分，來自北京的童朝暉剛教授結束在武漢金銀潭醫院的救治工作，回到臨時住所，他的聲音透露著疲憊。
童朝暉是在北京的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副院長、呼吸危重症專家。2003年沙士（SARS）期間，他臨危受命成為北京朝陽區婦幼保健院SARS病房主任，患者平均21天治癒出院，收治的近百名病人無一人死亡，醫務人員無一人被感染，這一病區被國內外專家譽為「中國頂級SARS病房」。
醫護人員在武漢金銀潭醫院，左三為童朝暉。《中國新聞週刊》圖片
1月18日，童朝暉與北京協和醫院內科重症監護室主任杜斌、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邱海波一同到達武漢，參與救治工作。「現在醫護人員短缺的情況有所好轉，武漢市定點醫院有全國各地的省市醫療隊專家，我們（三人）來這裡重點關注重症、危重症患者。」童朝暉接受《中國新聞週刊》訪問時說。
《中國新聞週刊》：武漢金銀潭醫院能否滿足治療需求？
童朝暉：我們三個人在武漢金銀潭醫院，這裡相當於北京地壇醫院，是（武漢市中心城區）收治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患者的定點醫院，都是從各醫院確診陽性後轉來的，重症、危重症患者較多。醫院病房的五、六、七三個樓層收治這部分患者，七層是ICU，主要是危重症患者，五、六層收治重症患者，也有部分危重症。
我們到這裡後，發現醫務人員比較緊缺，不夠用，特別是做危重症醫生、護士，更不夠。後來從北京、上海、廣州的五家醫院調來幾位40歲左右的骨幹醫生，加強救援力量。這家醫院的七層由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同濟醫院支持，五層、六層分別包給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協和醫院、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相當於一個醫院包一個重症病區。
其實這幾家醫院自己的醫生護士也很忙，自己也有病人，人手也不夠用。在這個基礎上，我和杜斌教授、邱海波教授每天過來一起看。五六七層是隔離病區，按照要求嚴格隔離，都是醫護人員在裡面管理，不存在家屬陪護。
左二為童朝暉。 《中國新聞週刊》圖片
《中國新聞週刊》：目前金銀潭有治癒的患者嗎，有從ICU轉出來的患者嗎？
童朝暉：七層ICU目前沒有，但五、六層有好轉的。
《中國新聞週刊》：您接觸的重症患者有哪些共性？
童朝暉：患者年紀普遍較大，基本在5、60歲以上，也有80多歲的，且有基礎病，比如說腦血管病、心血管病、糖尿病。
對於這些老人來說，就算沒有碰到冠狀病毒這個新病毒，他們即使患上普通肺炎也容易誘發多臟器衰竭，65歲以上老年人得肺炎的病死率有70、80%，這些人如果基礎疾病多，就更難治了。
重症患者確實是這次治療的一個難點，2003年沙士時期，患者很多是青壯年，插管率(即插喉比率)沒有這麼高，多臟器器官衰竭的也沒那麼多，我覺得此次重症患者的救治難度比沙士大。
《中國新聞週刊》：目前重症、危重症患者治療情況如何？治療的難點是什麼？
童朝暉：目前重症患者以無創通氣治療為主(即不開喉)，就是呼吸機通過口或鼻面罩與患者相連進行的正壓通氣。有創通氣(即開喉)的患者也不少，就是插管、建立人工氣道，這樣的患者不到一半，具體資料沒統計過。重症患者比例也沒法計算，我在臨床，不清楚這個資料有多大。
到了重症或危重症這個階段，除了相應的藥物治療之外，主要還是靠呼吸支持，不缺氧，把臟器保護起來，這些最重要。
插管病人的呼吸道是迴圈密閉的，無創患者的呼吸道則與外界相通。當年SARS時，香港醫生提出無創風險高，怕有暴露風險、傳染風險，不做無創，而我們的觀點是，早期患者做無創，同時不要等到病人病情很重的時候再做插管，所以最終我們的成功率比他們高。
《中國新聞週刊》：目前物資是否夠用？
童朝暉：試劑盒的問題現在解決了，都能及時檢測。試劑盒、防護服、口罩這些，定點醫院都還能保障，ICU不缺物資，醫務人員狀態也比較穩定。非定點醫院也許有些問題，因為物資短缺、患者多，醫護人員壓力大，會出現崩潰的情況。
我今天早上9點多到金銀潭醫院開始工作，到中午大概12點到1點之間，有人把飯菜送到醫生辦公室。我們還好，能吃到熱乎飯，有葷有素，我也看到網上發的有醫護人員吃泡面的情況，確實很辛苦，可能是年三十晚上，大家都回家過年了，沒人去送飯。據我瞭解（物資）應該還不至於（如此短缺）。
今天上下午分別去了兩個病區，換了兩套防護服，進到病區就喝不了水了，也不能上廁所，所以要在進去之前把問題都解決好。有的一線醫護人員要守在病人旁邊觀察病情，工作時間比我們還長，非常辛苦，但這個季節還好，至少不是很熱，出汗不是很多，2003年SARS在北京持續到四、五月份，穿上防護服一進病區就是一身汗，全身濕透。
總的來說，現在條件比SARS改善多了。早期SARS時，我們就穿一件白大褂，一件布的隔離服，帶一個棉口罩，就進隔離區了。其實現在的防護服、手套、N95口罩等裝備，肯定比當年要強，畢竟17年過去了，社會都發展了，各項技術都在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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