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彥霖死因研訊經過11天研訊，先後共傳召32名證人，陪審團最後一致裁定陳彥霖「死因存疑」。
金牙大狀話陳彥霖「死因存疑」，並不是說死因有可疑，而是不能確定其死因。
其實有這個結果，死因裁判官高偉雄今早會總結證供並引導5名陪審員時，已露端倪。
女死者陳彥霖。 資料圖片
死因裁判官高偉雄表示，死因裁決一共有12個選項，而死因裁決官需判斷相關選項是否有足夠證供支持，將相關選項穩妥地交予陪審團考慮。
在本案中，高偉雄法官主要考慮了數個選項，包括1. 非法被殺、2. 自殺、3. 意外致死或4. 死因存疑。
但高偉雄法官排除了非法被殺和自殺兩個死因。他認為若要判定「非法被殺」，必需考慮裁決是否能達致毫無合理疑點，惟所有證據均沒有顯示彥霖被襲擊、與人有仇口、曾服食藥毒物、參與活動令其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雖然上述情況可能被屍體腐化所影響，但這些僅為猜測，在沒有「非法被殺」的證據時，故排除非法被殺的可能性。
高偉雄法官同時排除了「自殺」的死因。高官指英國上訴法院一直認為，要判斷死者自殺必需達致毫無合理疑點，惟去年一宗相關案件挑戰此一高標準，認為改以相對可能性作裁決亦未嘗不可。鑑於該宗案件仍處於上訴階段，故高官選用沿用舊有標準，即「必需達致毫無合理疑點」。女死者陳彥霖先後被診斷患上對立反抗症及急性壓力反應，有可能會增加其自殺風險，惟與其死前一個月的情況並不相符，故亦可排除自殺的可能。
高官最終只給予陪審團「意外致死」及「死因存疑」兩個選項，裁定「意外致死」須衡量相對可能性，即推論彥霖是如何入水，以及在水中發生了什麼事。如果陪審團認為彥霖死前被其他因素影響，致其自行走入水中，最終溺斃的話，便可推斷她是死於意外。
然而，若陪審團僅可推論出彥霖死亡時間及地點，未能推斷出彥霖死亡環境情況的話，便必須裁定為「死因存疑」。高官坦言，法庭不希望達致此結論，但亦特意製作問卷予陪審團討論，當中每條答案最少須達致3比2的大比數裁斷。
金牙大狀話，高偉雄法官一早否定了的兩個選項: 非法被殺和自殺，「黃絲」希望判定陳彥霖非法被殺，因為他們以為是警察殺人。而「藍絲」則希望判定陳彥霖自殺，證明「警察殺人」只是謠言。但他們皆失望，因為這兩個較清楚的選項一早被否決。
金牙大狀話，其實以死因裁決去判定死因，本來是為了厘清民事或刑事責任。若裁定「死於意外」，要看什麼因素導致意外，而相關人士有疏忽等民事責任。
如今陪審團裁定陳彥霖「死因存疑」，陪審團於去年9月19日至20日期間受傷並死亡，惟死前情況、地點及時間不詳，並因屍體腐化而不能確定其死因，最終一致裁定其死因存疑。這個裁決令事件成為無頭公案，無人需要負責。
最後陪審團就本案作出兩項建議，因未能確定彥霖是否出現思覺失調而直接或間接導致死亡，建議醫管局檢討青少年精神科會診跟進機制。
其實陳彥霖的確有眾多精神病癥狀，陪審團的建議亦指向公家醫生對青少年的精神病問題注意不足。或許就是慘劇出現的真正原因。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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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覺得好痛心！香港的司法機構爛得如此嚴重！」退休裁判官、大律師黃汝榮，接受《堅雜誌》專訪時說，香港的法官大都恐共、反共，又自視過高，85%都是黃色立場。更甚者，有法官用他們的創意，為被告創造出答辯理由，找個藉口釋放被告。
退休裁判官黃汝榮。《堅雜誌》圖片
黃汝榮語重深長地說，見到自己曾服務過接近20年的司法機構，爛得這麼嚴重，質素下降得這麼慘烈，目睹司法制度逐漸崩壞，令他非常痛心！
任職法官多年來，黃汝榮發現同事立場85%都是「黃」的，很多時都會因為同情被告的立場，因而釋放被告。他覺得現在的法官完全無公義，無質素，完全被個人立場控制，法官甚至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向被告暗示一個可以釋放的理由，令罪犯有脫罪藉口，這樣的案件多不勝數。
他舉例說，一名因為用腐蝕性液體潑向紀律部隊宿舍的被告，在法庭上認罪，判罰200元。大家都知道違反限聚令都要罰2,000元，這些向紀律部隊挑釁的行為，就簡單判罰200元。怎樣解釋？怎能服眾？
黃汝榮原本是私人執業大律師，1998年轉任裁判官。他才發現原來法官真的可以主持正義，於是決定不做大律師而轉做法官。3年後，他獲司法部正式聘任，便一直做法官到退休。黃汝榮說，儘管表面是透過遴選程序入職，但其實結果早已內定，那時法官的遴選程序就是這樣。
黃汝榮形容自己的性格喜歡維持正義，放棄做律師也是這個初心使然。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這段時期執業律師的收入，遠遠超過法官，所以當年很多法官，都是真心為了公義而從事這份職業。
但他慨嘆，過去10年情況已完全反轉，因市場上缺少生意，律師和大律師收入並不豐厚，當有機會時他們就寧願去做法官，甚至主動打電話給司法部，詢問是否有法官空位可以試工，如果成功獲得聘用，就有一份穩定收入，不同於過往，肯做法官的都是為了主持正義。於是，這造成了一個怪現象，很多現任法官根本資歷不夠，他們當律師時，真正親手處理過的案件其實不超過10宗，難怪司法質素每況愈下。
退休裁判官黃汝榮。《堅雜誌》圖片
香港人常常很驕傲，認為法治是香港社會賴以成功的基石。黃汝榮說包括自己在內，都曾經對香港的司法、法治極具信心。然而，現實卻非常殘酷，特別是去年反修例風波以來，一宗宗的判案，不少令人感到無語、無奈，令市民對司法的信心越來越低。黃汝榮分析，造成這種現象，除了是近年法官遴選制度不嚴格；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司法界的「馬房文化」非常嚴重。
黃汝榮慨嘆「馬房文化」影響深遠。他解釋，在90年代至2000年代初，當時司法界內就有澳洲幫、英國幫、本地幫等幾個幫派，幫派間親疏有別，幫派內則互相取暖。由於當時外藉法官當道，本地幫只可說是一盤散沙。
這種「馬房文化」在司法部中一直存在，但發展到現在，由於大部分裁判官都由年輕華人法官擔任，「馬房文化」也演變成現在的網球幫、高爾夫球幫、教堂幫，如果能進入到這「三幫」，識「埋堆」，幾乎就可以扶搖直上。
黃汝榮說，現在聘任法官最重要是聽話，不要與司法部有不同聲音，否則，已經受聘的雖然不會開除（因為開除一個法官很難），但會受到很多壓力，面臨多方打壓，上級法官更會在適當時候暗示你要聽話。
其實香港以往聘用法官有很多要求，一般是律師經常到法庭打官司，曝光率高，法官經常見到這些律師，令法官熟悉這些面孔，而最重要是律師打官司時手段正當，辦事有層次、有能力（Competence），也表現出良好品格，假以時日，這些律師自然就有法官賞識，便會獲推薦進入司法機構。黃汝榮說，他自己當年就是這樣入行當法官。
在終審法院正義女神的雕像下，退休法官黃汝榮。《堅雜誌》圖片
另外，香港司法部曾經實行的「三級制」，黃汝榮認這亦是導致很多下級法官越來越不敢判被告有罪，越來越輕判被告的原因。
所謂「三級制」，就是每逢有被告對下級法官的裁決提出上訴，上訴庭就會評核這份判詞，期間如果理據不獲上級法庭接納，上級法庭就會作出三級評語，分別是優、良及劣。顧名思義，判詞優劣當然是着重質素，但實際上卻是取決於上下級法庭法官的關係是否和諧。假如關係不好，上級法庭就會公開下級法官姓名，公開指出這個裁決出了甚麼錯。
黃汝榮說，要找出判詞的錯處其實很容易，因為法律不是1+1=2，很多時是觀點與角度不同，在此情況下，下級法官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每宗案件都把被告釋放，這樣就無人上訴，就可以避開上級法庭的批評。
或許有人會問，被告不上訴，但律政司可以上訴。不過黃汝榮指出，回顧這麼多年，律政司提出上訴的情況不多，比率低於1%，所以下級法官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把被告釋放，找個理由釋放被告非常容易。判刑亦是同一道理，被告被判得輕就不會上訴。所以「三級制」導致很多下級法官越來越不敢判被告有罪，越來越輕判被告。這導致法庭風氣大改，市民對判刑及裁決感到莫名其妙，並逐漸對司法失去信心。
自己在任時，黃汝榮曾基於強烈的公義感，以書面向上級反映「三級制」弊端，上級當然不高興，越不高興就越被針對。他一再強調自己是真心愛香港、愛國家，更愛司法部，因此非常希望司法部可以保持住過往多年樹立起來的聲譽及質素。
黃汝榮憶述，在沒有「三級制」時，法官之間會守望相助。比如說，原本安排好的案件，被告來到法庭之後選擇認罪，於是法官與法庭就有整天的時間騰空出來。法官遇這種情況，就會寫一張字條給其他法官，詢問是否有其他等待處理的案件，可以幫忙審訊。這是一種良好的風氣，當年每個法官都會這麼做。
「三級制」實施後，法官之間守望相助的風氣就蕩然無存。舉例說，一名被告認罪，主審法官聽完他求情之後，就會說需要時間考慮，將案件由早上10點壓後到下午3點才給出裁決。這段時間法官可以去上網、吃飯、喝茶，目的不是偷懶，而是避開處理另一宗案件，實行少做少錯。
為避免給上級法庭找麻煩，法官想找個理由縱放被告，實在非常容易。黃汝榮舉例，比如警察拘捕了一名疑犯，到法庭上作供，明明講的很好，主審法官就可以說有疑點，疑點利益歸於被告；更可以隨便指摘警察記憶力不好、警察不誠實，於是就可以釋放被告。
他再舉例說，有市民打架 ，被大律師嚴厲盤問幾次之後，有時混亂一些也可以理解，普通人去到法庭都會有些畏懼，緊張情況下講錯絕對情有可原，只要不是搞錯核心問題就無所謂。但現在的法官，證人只要講錯一點，縱使不是核心問題，法官也可以藉口釋放被告，這樣就可以避開 「三級制」的批評。
「三級制」嚴重影響了司法運作，當弊端逐漸浮現之後，2013年左右，司法部內部口頭廢除相關制度。但黃汝榮強調，口頭上這樣說，但遇到上級法庭不高興，認為判詞寫得不好時，又會用「三級制」的方法來處理，要求與下級法官見面。他們最喜歡說：「你呀，害群之馬！」，「害群之馬」這四個字，就是上級法庭用來批評下級法官最普遍的字眼。
黃汝榮強調，基於法官的專業素養，判詞無可能寫得差，但上級法庭總是強調，判詞不能寫得太煽情，否則就給人一種偏幫某一方的觀感。但黃汝榮認為，如果被告犯案的理由及動機值得同情；又或者相反，犯案理由及動機極度醜惡，案件做出來的裁決或判刑，是基於整體環境及案情因素而決定。如果案中有人值得同情，不寫得煽情些，不反映出判刑理由，上級法庭在看判詞時，就沒有了精粹及靈魂。因此，法官當然要寫出同情被告或受害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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