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發表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論述,特別提出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尊重中央的主導權,多措並舉、綜合施策,抓緊完善有關選舉制度,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
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提交給三月人大會議議程,其中有為港區國家安全法完善相關制度一項。
概括而言:人是管治的核心,制度是管治的關鍵。
有反對派人士聞之不滿,指責中央是擔心反對派佔據立法會“35+”,將單方面通過修例、DQ、換人“三管齊下”,確保建制派議席萬無一失。
此話只講對一半,忽略了關鍵的另一半。
任何一個政府或執政者,都不會幼稚到以為用感召力,可以解決重大社會政治問題。設立與執政者的理念相適應的政制,不是中國政府的一大發明,回歸前的港英當局,從來就是依靠政制的設計和運用,以鞏固其不正當的管治權和影響力。
不妨簡單提及一下,早在港英管治時期,英方想延續其影響力,也是在政制方面幾番動作。
1981年6月,港英政府發表《地方行政白皮書》,將香港地方行政體系分為三級,分別為行政局和立法局、市區和新界地區各設立一個行政機構以及區議會和地區管理委員會,香港島、九龍和新界共18個行政區內設立區議會。
1982年,區議會組成開始改變,其中包括官守議員(由政府官員出任)、政府委任的非官守議員、當然議員和少部分民選議員。最初的490個區議會議席中,132席為民選議員。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香港進入回歸前的過渡期,港英政府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代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提出政制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循序漸進的民選政府機關。
1985年香港立法局首次間接選舉,正式開始了香港的代議政制。在立法局全部56名成員中,經由選舉團和功能組別間接選舉的成員共24人,其餘為由港督委任的非官守議員和官守議員。
1989年英國政府改變了對華政策,大幅提高了普選的預期,主張1997年第一屆立法會半數議席由直選產生,1999年第二屆立法會直選議席增至60個,到2003年第三屆立法會時,實現立法會全部議席由普選產生,而行政長官則最遲於2003年由普選產生。
1992年彭定康上任即公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香港基本法、違反中英已達成共識的七份外交文件,俗稱“三違反”。單方面公佈了一套政改方案,徹底放棄一直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原則,成立政府和立法局相互對應的事務委員會,政府向立法局負責;將新增功能組別變相為直接選舉等。
李柱銘稱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令人鼓舞”,“完全超出了民主派想像”。正是彭定康掌握政制主導權,使原來立法局可以“直通車”方式,過渡到香港回歸後的安排被迫終止。
香港回歸前的政制主導權掌握在英國的手中,當年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聲稱,“我們必須發展香港的民主架構,使她能在短時間內達成獨立或自治”。
可見,誰執政誰就要主導政制發展,這裡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香港回歸後相當長的時間,中央政府很珍惜香港,只要是香港需要的,中央都會無條件地支援,在政制設計方面釋出最大善意,甚至把何時啟動、如何啟動的主動權留給香港,也就是大家所講的“五步曲”。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的解釋,修改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的程式,有所謂“政改五部曲”,分別為:
(1)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兩個選舉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
(2)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否需要修改;
(3)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議案,並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4)行政長官同意經立法會通過的議案;
(5)行政長官將有關法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予以通過或備案。
雖然有了“五步曲”,但啟動政制循序漸進的幾次回合,反對派全面抵制,連“食住先”都不啃,公然與中央全盤翻臉,氣焰何其囂張。
客觀上,反對派的行徑也反證了一個基本道理,主導權必須在中央,只有中央依據基本法把政制鐵籠紮緊扎實,反對派才無縫可鑽。
夏寶龍強調“權在中央”,這絕不是一句隨便說說而已,當中最重要的資訊是,“五步曲”走不通,就要按基本法的規定,重新設計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選舉制度。
選舉制度與參選人、參選資格、參選程式等,是完整的一套選舉體系。
夏寶龍在界定何謂“愛國者”時,列出了“非愛國者”的負面清單,其中有“攬炒”、“港獨”、“黑暴”、“歇斯底里地攻擊中央政府”、“在國際上‘唱衰’國家和香港”、“乞求外國對華對港制裁施壓”等,都應排除之。
有人猜測,今後會有更多的DQ,我想這恐怕是低估了“完善相關制度”的一切可行性。DQ只是事後補鍋,而事前的一切堵漏,將會更加嚴格和有力。
今年各項選舉隨之而來,由完善選舉辦法開始,通過對參選人的資格核實,嚴格執行效忠國家和特區政府的宣誓,讓香港愛國民眾和團體在選舉中有更充分和全面的代表,以確保選舉產生的人士都是愛國者,並自覺按照基本法規定履行職務,立法會不再成為小丑的打鬧場。
中央下這麼大的決心撥亂反正,出發點無非是香港的問題始於政治,但終局是要解決香港經濟民生,令市民在“一國兩制”下有幸福感和獲得感。
可以預示,當中央主導了政制發展權,香港的政治格局必定開啟新的篇章。
簡思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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