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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奇帆判斷:中國未來經濟運行將有5個新特徵 除了內循環 還有「更加安全的工業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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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奇帆判斷:中國未來經濟運行將有5個新特徵 除了內循環 還有「更加安全的工業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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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奇帆判斷:中國未來經濟運行將有5個新特徵 除了內循環 還有「更加安全的工業體系」

2021年12月05日 10:11 最後更新:10:19

12月4日,國際金融論壇(IFF)第18屆全球年會在廣州南沙開幕。前重慶市市長、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黃奇帆通過視頻進行了演講。

黃奇帆表示,中國未來新發展格局以內循環為主,至少意味著未來經濟運行將會有5個新的特徵:1. 我國將形成更具韌性、更有質量效益和更加安全的工業體系;2. 我國經濟將從高度依賴外循環國際市場轉向更多依賴內循環國內市場、依賴國內經濟循環體系;3. 由追求產品市場高效流通為主轉向追求要素市場更高效率配置轉變;4. 科技自立自強,從基礎研究到技術開發,再到產業化的創新鏈條將更加順暢;5. 人均可支配收入對GDP的佔比將有較大幅度的提升。

黃奇帆。

黃奇帆。

從黃奇帆講話可以分析到,在中美關係惡化的大環境下,中國要留一手,要搞大內循環,以應對可能出現的不確定情況。當中安全是一個重要考慮,安全工業體系、產業化的創新鏈條、更多依賴國內市場、科技自立自強,莫不與此有關。

黃奇帆出席國際金融論壇(IFF)第18屆全球年會。

黃奇帆出席國際金融論壇(IFF)第18屆全球年會。

以下為黃奇帆演講全文:

很高興參加國際金融論壇第十八屆全球年會,結合今天報告會的主題,我想就「新階段、新理念、新格局下我國經濟內外循環發展的新特徵」談一談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參考。

黨中央提出我國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我理解這個新發展格局中以內循環為主,至少意味著未來經濟運行將會有五個新的特徵:

(一)我國將形成更具韌性、更有質量效益和更加安全的工業體系

看上去我國現有的工業體系門類齊全,是全要素、全品種的工業體系,但實際上存在著幾個問題:1、好多的產品處於低端低質、高端高質的交錯,關鍵技術和零部件被人「卡脖子」;2、同質化競爭嚴重,產業內分工不足,對細分市場的開放嚴重不足;3、能源資源部分糧食產品進口依賴度過高,總體成本居高不下,我們買什麼,國際市場什麼就貴,能源安全、糧食安全存在隱患。在內循環條件下這些短板都會被一一彌補。

通過擴鏈、補鏈、強鏈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鏈集群,在那些條件相對較好的地區如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長三角和成渝雙城經濟圈,將形成一批空間下高度集聚、上下游緊密協同、供應鏈節約高效、規模達萬億級的具有全球經濟力的產業鏈集群。在這個過程中處於頭部的企業不僅要佔據產業鏈供應鏈的關鍵環節,還要在全球價值鏈中佔據更加有利的位置。與此同時,廣大中小企業會致力於專精特新,努力成為嵌入到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隱形冠軍。

(二)我國經濟將從高度依賴外循環國際市場轉向更多依賴內循環國內市場、依賴國內經濟循環體系

加入世貿組織以後,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在2006年時達到了一個最新的高度,達到了64%,進入黨的十八大以後,通過調整慢慢地降下來,到2019年我國進出口貿易佔GDP總量的比重是32%,2020年進一步降低到31.5%。

未來隨著中等收入人群進一步增加,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將進一步凸顯。過去靠國際市場外循環來拉動中國經濟的格局將逐步轉變為由我國自身超大規模市場的多層次、多樣性的消費牽引內循環、促進雙循環的新格局,外貿依存度將逐步降到25%左右,經濟運行將更多的依賴內循環和國內市場,國民經濟將更加健康高效。

(三)由追求產品市場高效流通為主轉向追求要素市場更高效率配置轉變

外循環拉動下,經濟增長較為粗放,靠的是勞動力和資本的大量投入,但由於重生產、輕消費,訂單為王,重商主義,經濟長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轉向內循環為主,不僅意味著要進一步打通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各環節的梗阻,形成更加暢通的經濟循環,還要通過推進勞動力、資金、土地、技術和數據等要素市場化配置,為著力點提升全要素生產力。說簡單一點,外循環拉動下拼的是要素的投入程度,比如說勞動力和土地等足夠便宜,外資就來了,內循環驅動下拼的是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有深層次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四)科技自立自強,從基礎研究到技術開發,再到產業化的創新鏈條將更加順暢

目前,全社會對科技創新的熱情高漲,2020年,我國基礎研究投入佔全社會研發總經費的比重首次超過6%,這一比例此前十幾年徘徊在5%左右,而在世界上的主要發達國家這一指標平均為20%左右。「十四五」期間規劃綱要提出將這一指標逐步提高到8%以上,相信未來還會進一步提高,到2030年這一指標會達到15%,2035年達到20%,這樣就使我們國家在基礎開發環節,在核心的高科技的基本面的技術開發上投入佔全社會研發投入20%左右。

在不斷增加0到1的投入,並提高1到100的轉化力,催生100到100萬的生產力釋放的基礎上,隨著一批新型研發機構的加快培育,單方面被人「卡脖子」的情況會有較大改變,同時從基礎研究到技術開發再到產業化的創新鏈條也將加速形成。

(五)人均可支配收入對GDP的佔比將有較大幅度的提升

目前,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為42%左右,這個比例是比較低的,未來要形成以消費為主體的需求格局,必須調整收入分配格局。通過40多年改革開放外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條件下,以勞動力成本為比較優勢,努力擴大出口佔領國際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收益向外資出口傾斜,壓低了勞動力的收入比重。所以在改革開放40年中,最初的30多年我們這個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是逐漸下降的,198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是58%,到2012年降到了40%,所以有30多年這個比重不斷下降,十八大以後最近這些年這個比重有所回升,下降的比重趨勢得到了遏制,而開始有了回升,到去年回升到了42%。

在今後內循環為主、共同富裕的政策推動下,勞動力收入佔GDP的比重會進一步的提升,到2030年預計這個比重可能上升到50%,2035年以後達到52%,在這個過程中隨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預計到2035年現在4億中等收入群體會增加到8億,6億的低收入群體會減半,內需消費的能力將大大提高,內循環的第一動力將更加強勁,促進中國經濟更好、更高質量的發展。

同時,以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是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是要形成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新格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對外開放格局也會形成新的各方面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從引進外資為主轉變為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並重。

先看「引進來」,從2001年加入WTO到現在二十年累計實際利用外資接近2萬億美元,近十年累計達1.2萬億美元,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吸引外資投資的第一大國,去年在全球投資大幅下降的背景下,我國引進外資規模達到1493億美元,逆勢增長5.7%。

再看「走出去」,從1980年到2012年,我們國家30多年累計走出去投資5000億美元左右,十八大以後到現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走出去投資已經達到5000億美元。這個背後一方面,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需要更多中國企業走出國門,有貿易相通逐漸帶動中國資本走出去,在當地投資企業滿足當地市場;另一方面,一些新經濟從一誕生就具備全球化的基因,有走出去的需要,比如說數字經濟代表的抖音、騰訊、阿里等,這些企業從一開始就要考慮國際化,不走出去你的競爭力就會天生不足,就等於把市場送給別人,你就會在全球競爭中處下風,這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體量增大,我們對能源資源供給的需求更大,尤其在新發展格局下,需要有更加穩定的產業鏈、供應鏈,需要吸收全球的養料,更需要我們的企業走出去,實際上是將內循環與外循環由過去商品流通的大進大出升級到資本要素跨境的便利流動。

第二個特點,從擴大出口為主轉變為既鼓勵出口又鼓勵增加進口雙向並重的這麼一個特點。

當今世界,出口大國未必是經濟強國,因為出口可能是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來料粗加工產品,而進口大國一般是經濟強國,進口所需的外匯可能來自於技術和服務等貿易順差,也可能來自於人民幣國際化的直接支付。

預計十年以後,中國的GDP會達到160萬億人民幣以上,按現行匯率換算約24萬億美元。同時對世界來說中國也是全球最具潛力的大市場,預計未來十年累計商品進口量有望超過22萬億美元,服務進口總量將達到5萬億美元,兩者加起來超過27萬億美元,這麼龐大的市場需求必將對以後世界經濟復蘇帶來直接而持久的拉動,進而助推世界經濟循環逐漸走向復蘇、走出低迷。

第三個特點,從沿海地區開放為主轉變為沿海沿邊內陸協同開放、整體開放、東中西同步開放。

自2013年設立中國上海自貿試驗區以來,我國已經分六批設立了21個自貿試驗區和海南自由貿易港,實現了東中西和東北地區全覆蓋,特別是中歐班列的帶動下,沿線通道經濟、口岸經濟、樞紐經濟快速發展,為內陸城市對外開放拓展了新空間,這些嘗試因中歐班列物流匯聚功能,帶來更多人流、商流、資金流、信息流的匯集,進而帶動加工貿易、先進製造、保險物流、金融服務等產業興起和集聚,形成一定規模的產業集群。而隨著產業的興旺和人口的集聚,城市經濟加快繁榮,形成了內陸地區新的陸港城市,一些重要樞紐城市如成都、重慶、西安、烏魯木齊、鄭州等由過去的開放末梢變成了開放的前沿。

第四個特點,從關貿總協定和WTO框架下的貨物貿易為主轉變為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共同發展。

根據WTO統計,從2012年到2019年,全球跨境服務貿易出口佔全球貿易出口的比重已經從19.5%提升到24.5%,預計2040年服務貿易在全球貿易中的佔比有望提高到30%以上,特別是隨著國際分工的深化,中間品貿易的比重現在已經達到70%以上,而中間品貿易背後需要大量國際物流、保險、金融結算、工業設計等等。儘管我國已經是貨物貿易第一大國、服務貿易第二大國,但是我國的服務貿易結構中存在著逆差大、附加值低、勞動密集型比重高,資本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比重較低的問題。在外貿結構中我們服務貿易佔比從2012年的11.1%提高到2020年的12.44%,這8年裡面才提高了一個多點。

為此,黨中央高度重視,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勵支持發展服務貿易,同時決定每年召開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全球服務貿易峰會,可以預見未來我國服務貿易的比重將會逐步提升,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將共同支撐中國貿易高質量發展。

第五個特點,從融入和適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為主轉變為積極參與甚至引領國際投資與貿易規則的制定修訂。

中國加入WTO二十多年,全面履行加入承諾,大幅開放市場,接受、適應、融入以WTO為核心的國際經貿規則體系。進入新發展階段,針對國際國內新形勢變化,黨中央提出實施貿易自由區提升戰略,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這是主動應對規則、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治理的重大舉措,這也是更深層次開放,從過去幾十年推動要素流動型開放的基礎上向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轉變,實則是要全面對接國際貿易新規則,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實現國內國際營商環境趨同化。

目前,RCEP已經簽署生效,中歐CAI已經達到,中國已經申請加入CPTPP,中國正以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高水平經貿規則的談判和制定,推動國際貿易持續朝著更加包容有序、互利共贏的方向演進。

總之,在「三新」背景下,國家經濟發展了新的五個基本特徵和對外開放的五個新特點,跟我們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發展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這些新特徵、新特點,將牽引新的發展路徑戰略,它將不僅影響我國每年的經濟形勢和發展規劃,也會成為今後5-15年直到2050年幾十年的發展特徵和路徑。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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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以視頻方式出席在台北舉行的「影響力論壇」,鬧出不小的動靜。

安倍晉三狂言「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AP圖片

安倍晉三狂言「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AP圖片

發言中,安倍稱日本「無法容許台灣遭武力侵犯」「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也等同於日美同盟有事」,還聲稱「我們必須超前部署,防範中國從空中、海上、海底不斷進行各種軍事挑釁」,威脅中國如採取「軍事冒險行動」,無異於走向「經濟自殺道路」。

外交部就安倍晉三涉華錯誤言論提出嚴正交涉。

外交部就安倍晉三涉華錯誤言論提出嚴正交涉。

安倍的狂妄言論立馬引發中方強烈抗議。昨晚,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華春瑩緊急約見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就安倍發表涉華錯誤言論提出嚴正交涉。

安倍已經落台,為甚麼又跳出來充當反華馬前卒?

《人民日報》旗下自媒體「俠客島」昨晚發文,直指安倍的發言看上去是給「台獨」勢力撐腰,其實還是借「大陸軍事威脅」為日本擴張軍備張目,與接連挑動台海話題的美國勾聯,提升日本在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

文章分析,日本的新保守主義組織結構已形成並日益強化。安倍的涉台言論看似狂妄出格,實際上,背後是日本右翼勢力不斷鼓吹中國威脅,煽動民眾不安全感。「這些舉動怎麼看都似曾相識,我們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全文如下:

安倍是日本戰後任職時間最長的首相,去年由於「身體原因」卸任,近期又擔任了自民黨內最大派閥的會長。在任期間,安倍曾去靖國神社拜鬼,當時日本駐華大使也被中方深夜召見。不過,2020年卸任首相前,安倍貌似沒啥挑釁動作,中日關係保持了相對平穩,甚至小幅回暖。

此次發言中,安倍專門提及自己在任時日本的「軍事成果」:因為每年增加防衛預算,如今日本已擁有147架最先進的F-35隱形戰鬥機,日本還引進及自我研發新型巡航導彈,在與那國島及宮古島派駐陸上自衛隊,去年與美國舉行49次聯合軍演,等等。安倍還不忘踩中國,稱近30年來,中國軍費增長42倍,比日本高出4倍。言下之意,日本擴張軍力合情合理。

下台後仍不忘秀政績,不知日本新首相聽後作何感想。有分析認為,這是安倍在彰顯自己在黨內的存在感,展現權力掌控欲。安倍發言看上去是給「台獨」勢力撐腰,其實還是借「大陸軍事威脅」為日本擴張軍備張目,與接連挑動台海話題的美國勾聯,提升日本在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

有台灣網友一針見血:「日本就是軍國主義復辟,二戰侵略他國至今不反省,還恬不知恥說別國要侵略日本。」

台上有所收斂、在野「放飛自我」,這種做派是不少政客的慣用伎倆。不過,面對安倍這種鐵杆右翼、老牌政治家族的話事人,我們更要看到其背後日本深厚的右翼土壤。

過去數十年間,日本首相雖然換得跟走馬燈一樣,但整個日本社會日漸右翼化卻是大趨勢。這固然有經濟增長、日美同盟等因素的作用,更與戰後日本保守政治壟斷政權、保守勢力穩中見長密不可分。

日本戰敗後,駐日盟軍司令部實行間接統治,完全延續了日本原有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統治體制。在盟軍司令部的庇護下,與軍國主義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保守政治家集團被完整保留。同時,為壓制戰後的社會主義運動,盟軍司令部逐漸解除對軍國主義分子的處罰命令、恢復右傾各團體勢力、提前釋放在押戰犯等,這為今後日本新保守主義的產生儲備了政客群體。

冷戰期間,日本政壇一度出現「保守」與「革新」相互對立與鬥爭的局面。例如上世紀60年代,由於公明党成立和日共勢力擴大,自民黨從未單獨獲得超過2/3的議席,一直無法修改《日本國憲法》。但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範圍內興起「新保守主義」思潮,尤其是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日本政壇發生重大變化,以往「保革對立」的格局不復存在,整個日本政壇集體「右轉」,新保守主義成為主流意識形態。

需要指出的是,源於歐美國家的新保守主義思潮更多反映在經濟領域,包括私有化、小政府、減稅等政策(如里根和撒切爾改革),但在日本,新保守主義突出體現在政治和外交領域,是「意識形態型」的「政治中心主義」,目的是實現日本政治和軍事「大國夢」。

這就是日本政客不斷參拜靖國神社,不斷試圖擴充日本軍事實力、修改和平憲法,以及在東海、台海、南海等問題上作出挑釁舉動的大背景。只要這種深厚的右翼土壤存在,無論內閣怎麼換,日本政府的政策和價值取向就是可預期的,甚至容易滑向危險境地。
難怪新一屆日本內閣上台後,有日媒戲稱,新內閣是「長著岸田面孔的安倍內閣」。因為前任內閣的防衛大臣岸信夫留任、前外務大臣茂木敏充任自民党幹事長,已充分表明安倍和菅義偉時期的安保和外交政策將得到延續。

日本國內有大量根深蒂固、能量充沛的右翼團體。

1997年,保守勢力團體「守護日本會」和「日本國民會議」合併,成立新的保守主義團體「日本會議」。合併前,「守護日本會」主攻宗教界,「日本國民會議」主攻財界和文化界,合併後的「日本會議」就成為橫跨政治、宗教、商業、教育等多領域的龐大右翼團體。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右翼勢力念念不忘殖民台灣的歷史,致力於發展所謂的「日台關係」。

「日本會議」在日本47個都道府縣設有總部,在241個市町村下設支部,觸角延伸至日本列島各角落,成員人數為3.8萬人。目前,隸屬於「超黨派的日本會議國會議員懇談會」的兩院國會議員已有約290人,占國會議員總數的41%。此外,「制定美麗日本憲法的國民會」「保護皇室傳統的國民會」「一起參拜靖國神社的國民會」等右翼團體,也是「日本會議」的親密夥伴。

從組織架構看,無論是新成立的岸田內閣還是此前的安倍、菅義偉內閣,「日本會議」的成員占比始終保持在7成左右。岸田本人也是「日本會議」成員,算上他,本屆日本內閣的20人中,有15人是這一組織成員。

「日本會議」等右翼團體長期奉行「只做不說」原則,很少出現在日本媒體上,但他們在推動日本修憲、恢復日本「國格」等問題上尤其活躍,積累了巨大的政治能量。

這些右翼團體採取「草根群眾運動+政治遊說」的「上下並行」機制,逐步推動日本社會右傾化。比如釣魚島問題及東海大陸架問題的升級,就與日本右翼勢力的參與及挑唆以及日本政府對右翼勢力的表面上指責、暗地裡支持合作有密切關聯。

日本的新保守主義組織結構已形成並日益強化。安倍的涉台言論看似狂妄出格,實際上背後是日本右翼勢力不斷鼓吹中國威脅,煽動民眾不安全感。這些舉動怎麼看都似曾相識,我們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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