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辭職未獲中央批准，有報道指北京派要員和曾俊華秘密接觸，游說他不要參選特首， 提出條件交換，最主要的是舉薦曾俊華出任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副行長，但曾俊華拒絕接受。
報道指有一個「特使」代表中央勸說曾俊華別參選特首，可以擔任亞投行副行長、全國政協常委， 以及在中央日後成立的一帶一路國家級機構擔任高級職務。 但曾俊華不為所動，當場拒絕。
但政壇高人指這個說法充滿漏洞，傳出這種消息的人並不熟悉內地及國際組織的制度，亞投行好像亞洲開發銀行一樣，是國際組織，中國雖然是發起國家，但對其組織高層任命並不是說了算，行長和副行是按國家出資比例，在各國之間派人協商出任，現任亞投行行長是中國前財政部副部長金立群，中國不能既當行長，又佔據副行長職位。
高人又指， 亞投行行長金立群特別找了一個新加坡人出任亞投行人力資源總監，表示因為他廉潔，可以抗拒成員國推薦人員入亞投行任高職，中國當然不可以破壞此規則。另外香港現時尚未加入亞投行，更不能派人出任副行長之位， 中國即使想推薦曾俊華出任副行長也辦不到，根本不能(也不會)拿這個職位出來交易。
高人認為，政協常委沒有太大吸引力，所謂一帶一路「高職」 也相當虛，頗有煲水成份。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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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