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鬍鬚曾」周四宣布參選答記者問時，對人大8.31決定(特首普 選需先經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提名)，有個好怪的形容，話「 唔係我哋立場」，昨日立即改口。
先講周四的情況，「鬍鬚曾」在記者會上似乎有意避講8.31決定 ，在參選宣言上沒有提及。提問時有一個記者的幾個問題， 其中一個有問8.31，他也沒答。後來再有記者追問，「鬍鬚曾」 才話，「831唔係我哋立場，而是由內地帶入來。」
但「鬍鬚曾」昨日接受港台訪問時，對8.31立場明顯改變， 話人大8.31決定是推動政改的基礎， 不認為下屆政府一定要重啟政改。但他否認自己說法有變，只是說「 推動政改需聽取不同政黨和市民意見，亦要向北京爭取， 如果氛圍不改變，繼續推出政改，只會帶出爭議，帶唔出結果。」
政壇八卦友話，「鬍鬚曾」周四口口快話8.31係由內地來的， 明顯有抗拒8.31之意，泛民啱聽，但反對人大決定， 但當選咗阿爺隨時唔任命。昨日改口，回歸政府高層的一貫立場， 但泛民又收唔收貨呢?
林鄭亦對政改態度軟化，去年7月她曾表示熱切希望下屆政府重啟政 改。但昨日就指重啟政改需「審時度勢，睇吓有冇足夠條件、環境、 氣氛」，又指政改為社會帶來紛爭。
政壇八卦友話話，誰人一想做特首，都好難對政改輕言承諾了。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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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