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吹起一片大和解之風，建議特首運用權力特赦佔中的所有參與者，同時赦免七警及退休警司朱經緯。他想叫新一屆政府用特赦來減少政治的敵對，甚至是社會撕裂。
我們的法制傳統上跟英國，特赦(pardon)在當地歷史上是皇權的體現，特別是法庭未有法定的上訴制度之前，就由皇帝以寬恕之心，特別去赦免一些被視為「錯誤定罪」或「判刑過重」的犯人，簡而言之是矯正冤案。後來這種權力慢慢由皇帝轉移到政府手上。
歷史上英國政府處理過很多冤案，例如很有名的伯明翰六人炸彈案(Birmingham Six case)，事發在1974年，伯明翰有兩間酒吧被放炸彈，導致21人死亡。事後6個和愛爾蘭共和軍有聯系的人被捕，他們在當日黃昏炸彈爆炸前一點時間，在新街火車站坐火車離開伯明翰，去貝爾法斯特出席另一名共和軍成員的喪禮。
六人後來被捕及判定有罪，主要基於他們自己在警局的認罪聲明，和一些科學鑑證證據。但事後卻證實，他們是因受虐而認罪，那些科學鑑證證據也不牢固。後來內政大臣Douglas Hurd以新證據向法庭申請重審此案，並詳細解釋政府會十分克制去使用特赦，認為即使政府介入法庭已判決的案件，也希望司法不公由法庭去矯正，所以發現新證據為由，請上訴庭重新審理案件。
不輕言特赦，是英國憲制的傳統，主要想保護法治。回頭看香港的特赦例子，港督在70年代中至90年代香港廢除死刑前，特赦死刑犯，全部改判終身監禁，這是香港最主要的特赦。除此之外，最轟動的事件是在1977年在逾2000名警察及家屬到廉署抗議後，出現重大警廉衝突危機，港督麥理浩其後緊急頒布局部特赦令，宣布不追究1977年1月前發生的貪污案，平息警廉衝突。
表面看「大和解」是好事，問題是大批特赦佔中人士，要政府行使如此不輕言行使的權力，值得付出這樣重大的代價嗎？以香港的往例，審視如今情況，既沒有警廉衝突這樣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事故，也沒有英國已廢除死刑，但香港仍進行死刑這種關乎人命的狀況，很難輕言特赦。
說得難聽一點，提出特赦建議，只是部份泛民人士一廂情願。或許他們想和新政府和解，又怕未來在選舉要付出代價，所以更想為泛民支持者爭取更大的利益，故要求新政府特赦佔中人士。這只是短線的政治交易思維，卻要社會付上沉重的代價。
第一是催毀法治。法治概念在中國人社會本來已經難以生根，法庭判了案，新特首一句特赦推翻，由法治變成人治。
第二是影響對下一代的教育。最近有一名技術員因為在旺角暴動中燒車，被判囚4年9個月。法官郭啟安在判刑時表示，是要告誡激進青年，要牢記不能夠以身試法，一經定罪，要付出沉重代價。郭官這說法，對佔中的組織者或使用暴力者亦適用。法官言猶在耳，若然一句特赦就推翻法庭判決，往後家長也好，老師也好，怎可以叫孩子不去參加違法的暴力示威，他一句「法庭判咗都會特赦啦！」又可以如何回應呢？
走筆至此，傳來胡志偉收回建議的消息，但我認為這篇文還是要出街。特赦的概念，想也不要想了。政黨還是不要干預已提交法庭的案件，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吧。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