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爭論陷入膠著狀態，泛民大力否定對政改方案要「袋住先」， 泛民學者為支持它們反對的「袋住先」立場，近日發表「 中國崩潰論」。聞說這種論調已惹起特首CY關注， 私底下對之大力批判。
今年1月18日、公民黨立法會議員、 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與另一作者的對談時， 提到要求學生要有被感召的勇氣：「我時時在班上挑戰我的學生， 問他們有無想過有天早上醒來，五星紅旗升不起， 有無想像過歷史重擔要忽然落在他們身上。」五星旗升不起， 這就等如說政權倒台了。
而佔中發起人之一、中大社會系教授陳健民今年3月4日在《明報》 表示，香港沒有革命的條件，但仍然堅持不應接受中央「8‧31」 決定的憲政框架下的政改方案， 背後的理念是中國共產政權會隨時垮台。他說：「 中國現時的發展模式是不能持續的，10年間必有大變， 屆時會為香港提供政改的機遇。」因此他認為：「要我袋住先， 除非我已放棄希望。」
聞說特首CY關注泛民學者以這種「中國崩潰論」教導學生， 亦認為他們對中國的發展嚴重錯判。
中央政策組顧問、中大社工系教授王卓祺就在《明報》 撰文力批泛民學者這種看法，他發表「民主寄託於虛無縹緲的希望— —中國崩潰論」，認為中國崩潰論理論薄弱， 但在某個圈子內起到蠱惑人心的作用，以「五星紅旗升不起」 為希望，依託它對民主作出抉擇，是對文化歷史缺乏智慧。
看來這場爭論，還會有下文。不過Ariel估計， 泛民政黨未必敢公然提此主張，因為若一個政黨以「中國崩潰論」 為核心理念，預言中國政府將會倒台，恐怕都無人會覺得它符合「 愛國愛港」標準啦啩，如此這般，就一定唔使諗做特首啦。 過去民主黨和公民黨的核心對這些問題一直小心表態， 今次又睇睇佢地會唔會預言「中國崩潰」。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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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