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不少人都接觸過中國古代的地圖，不同時期製作方法都不一樣。我們也感受到不一樣的感覺。其實，中國古代並沒有嚴格的「地圖」概念，而僅以「圖」或「志」的形式來描繪所觀察到的客觀地理面貌。直至明朝西方傳教士帶入較為先進的地圖繪製技術，中國才開始有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地圖」。
古代地圖其實只是簡單的示意圖（網上圖片）
中國古代的「圖」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天下輿地圖」，以魏晉時裴秀奠定的「製圖六體」原則為基礎；另一種是「方誌附圖」，用於展現一個地區小範圍內的人文和自然地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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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不少人都接觸過中國古代的地圖，不同時期製作方法都不一樣。我們也感受到不一樣的感覺。其實，中國古代並沒有嚴格的「地圖」概念，而僅以「圖」或「志」的形式來描繪所觀察到的客觀地理面貌。直至明朝西方傳教士帶入較為先進的地圖繪製技術，中國才開始有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地圖」。
中國古代的「圖」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天下輿地圖」，以魏晉時裴秀奠定的「製圖六體」原則為基礎；另一種是「方誌附圖」，用於展現一個地區小範圍內的人文和自然地理狀況。
繪製「天下輿地圖」的基本原則，是由西晉裴秀在《禹貢地域圖》序中提出的「製圖六體」。所說的六體是分率、準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類似於現代地圖中的比例尺、水平方向、里程距離等概念。「製圖六體」在中國古代地圖史中有重要地位，唐代賈耽就據此研究出「計里畫方」的具體製圖方法，宋代沈括亦研究出「二十四方至」和「製圖七法」。
「計里畫方」即以地圖上的一寸代表固定里數，畫成方格，然後在方格中根據測量資料和方位繪製，並用特定符號標識不同的地理事物。限於古代的科技和資源，「計里畫方」的地圖數量十分稀少，大多數的地圖還是「方誌附圖」。
不過歷史上亦有不少方誌附圖是經過實地觀測才繪製出來的，如古代的城防圖、水利圖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鄭和航海圖》，鄭和被派遣出航期間，依據觀測的內容繪編航海圖，對中國古代航海史有重要意義。
西晉裴秀的「製圖六體」方法，與現代地圖學相似，有基本的繪製原則，又需要實地測量，然後換算成可以用來繪製的數據資料，但中國古人還沒有認識到大地是球形的，也不知道什麼是投影技術，所以以前的「天下輿地圖」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地圖」，無法還原真實的地理狀況。
「天下輿地圖」因為有一定的地理測量原則為基礎，所以一直傳承至清末光緒年間。而「方誌附圖」由於分支繁多，所以沒有明確的版本傳承，但出現《鄭和航海圖》等重要的古代地圖資料。
明代《揚州府志》中的揚州城圖（網上圖片）
繪製「天下輿地圖」的基本原則，是由西晉裴秀在《禹貢地域圖》序中提出的「製圖六體」。所說的六體是分率、準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類似於現代地圖中的比例尺、水平方向、里程距離等概念。「製圖六體」在中國古代地圖史中有重要地位，唐代賈耽就據此研究出「計里畫方」的具體製圖方法，宋代沈括亦研究出「二十四方至」和「製圖七法」。
北宋《禹跡圖》（拓片）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計里畫方地圖（網上圖片）
「計里畫方」即以地圖上的一寸代表固定里數，畫成方格，然後在方格中根據測量資料和方位繪製，並用特定符號標識不同的地理事物。限於古代的科技和資源，「計里畫方」的地圖數量十分稀少，大多數的地圖還是「方誌附圖」。
「方誌附圖」屬於示意圖，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地圖，類似現在旅遊景點的簡易地圖。由於它們借鑒了古代山水畫技巧，所以當中的重要建築、地點、景觀、道路等，都沒有詳細距離數據和準確方位。而且方誌附圖多數是根據歷代積累的文字材料來畫圖，欠缺實地考察的地形資料。
明代《九邊圖》沿用了元代的山水畫法（網上圖片）
不過歷史上亦有不少方誌附圖是經過實地觀測才繪製出來的，如古代的城防圖、水利圖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鄭和航海圖》，鄭和被派遣出航期間，依據觀測的內容繪編航海圖，對中國古代航海史有重要意義。
《鄭和航海圖》局部（網上圖片）
西晉裴秀的「製圖六體」方法，與現代地圖學相似，有基本的繪製原則，又需要實地測量，然後換算成可以用來繪製的數據資料，但中國古人還沒有認識到大地是球形的，也不知道什麼是投影技術，所以以前的「天下輿地圖」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地圖」，無法還原真實的地理狀況。
直到明朝晚期，傳教士將西方先進的測量技術和繪圖技術帶到中國，中國才出現較為標準的現代地圖。晚明之後歷朝歷代都有主持全國性的實地測量和地圖繪製工作，巔峰之作便是清朝康雍乾三代時期繪製的《皇輿圖》。
康熙《皇輿圖》（網上圖片）
當時康熙下令讓西方傳教士負責《皇輿全覽圖》的實地測量和繪製，此後雍正、乾隆兩朝分別完善了西藏、新疆地區的內容，令歷史上真正出現「中國地圖」。後來西方傳教士亦根據這種方法，繪製出東亞地區的地圖，將它們帶回西方，補充世界地理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