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事情，做或者不做，都有機會成本。以香港的方法抗疫，正在付出重大的機會成本。
城大生物醫學團隊開發的數學模型，以社交接觸數據推算第5波疫情，估計有25萬人感染，和香港目前的疫情走勢接近，模型推算2月底或者3月，會達至高峰。
我不知道這個估計是否準確，而政府實施嚴格的限制措施，的確可以減少社交接觸，有助控制疫情擴散。問題是，即使城大生物醫學團隊的估計準確，疫情會在3月到達高峰，但其後究竟會是橫行、回落還是快速減退呢？
以Omicron變種病毒的傳播能力和香港的抗疫手法，我估計長期都不能清零。據過去兩年的經驗，去到夏天，冠狀病毒的活躍度會下降，疫情到5月有機會結束。不過，Omicron的高度傳播力，恐怕都要捱到6、7月，再加一點運氣，疫情才會大幅減退。換言之，我們還要捱5個月的嚴格限聚。
有人說：政府不能夠這樣長期地嚴格限聚，可能推行一段短時間就會放寬。這樣的話，又會出現一個新問題。疫情未清零，一旦放寬，又會再爆。變成「一放就死，一死就收」的災難循環。
香港人只能夠無語問蒼天，又會失去5個月的正常生活，又會失去5個月的生計。究竟人生還有多少個5個月呢？這還未計有些人用一生心血創造的生意，可能在5個月內就化為烏有。但目前香港選擇一個「慢清」的方法，不是這樣，又能怎樣呢？
若香港想要「快清」，按內地的經驗，不外乎兩招。一招是全民檢測，另一招是禁足。以內地的標準，以香港目前的疫情，早已兩招齊出。早前西安累計才驗出2053宗確診，已禁足32天，再加多輪全民檢測清零。香港一日已有1161宗確診，疫情恐怕嚴重西安10倍了。
香港目前只是「半禁足」，而檢測力量提升之後也只是一日做30萬次，只有四份一桶水，只能慢慢捱。若要快，又回到原點，就是馬上進行全民檢測，估計香港在兩星期進行3至4輪全民檢測，就有機會快速清零。
特區政府不進行全民檢測，可以總結出兩個理由：
第一個是理念上的，認為不能強制市民進行檢測。但我想問的是，香港現時強制在私人場所不能有多個兩個住戶聚集，這不是強制嗎？另外，未打疫苗的人，不可以進入商場、食肆等場所，這不是強制嗎？在保障公共衛生這個重大公共利益的考慮下，為何可以強制打疫苗這種入侵性行為(我是贊成的)，而不可以強制市民做檢測呢？
第二是現實問題。A) 有人說即使強制，也逼不到市民百分百參與。其實，不需要百份百的參與，能夠有八成市民，即600萬人參與已經可以，只要這600萬人都能夠病毒清零，進行多次檢測，就可以達到相當大的效果。另一個方法是叫僱主協助確認員工已進行檢測。香港有400萬人要上班，這樣做可以確保有400萬人參與，另外再有多200萬人自願參與做檢測，就可以有八成的港人參與檢測。
抗疫是一門科學，做不到十足，做到八成，已經有效果。若所有人都參與的話，做1、2輪檢測已可清零，若有八成的人參與，做多一點做3、4輪檢測，也可清零。
另一個現實問題是香港根本沒有足夠做全民檢測的能力，除了後台的化驗人力，亦包括檢測站的檢測人員和相關的工作人員。香港沒有這種能力，但可以請求中央的協助提供化驗人員、檢測人員，另外也要動員本地義工幫忙設立檢測站。阿爺有這樣的能力，只是香港沒有決心去做而矣。
香港特區政府的心魔，應該是這樣形成的：西方政府強制實行疫苗通行證，強制推行限聚，香港就夠膽做類似的強制措施; 西方沒有強制進行全面檢測，香港就不敢做。這完全是一崇洋「壞腦」思維，並不科學。順帶一提，部份西方政府也曾想做全民檢測，只是沒有能力做到而矣。
香港人要作出選擇，若繼續在糊裏糊塗的情況下，以緩慢清零的路徑去嘗試抗疫的話，香港人就要嚴格限聚多5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如果願意進行全民強制檢測，就可能在1個月內清零，生活快速復常。孰優孰劣，不言而喻。
盧永雄
在今年美國發動貿易戰聲中，中國經濟保持強大的韌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2月11日調高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測至5%，明年增長調高至4.5%，分別較10月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分別上調0.2個及0.3個百分點。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亦在社交媒體發出帖文，話中國在過去5年即十四五規劃期間，經濟增長強勁，由2020年的14.7萬億美元，增長到今年估計有19.3萬億美元，5年增加4.6萬億美元，這個增量已等如世界第3大經濟體的經濟總量。
如今世界第3大經濟體是德國，即是中國5年就生一個德國經濟出來。中國這種發展速度，的確驚人。
在駐美大使館帖文之下，美國網友的評論也很有意思，有網友話，「章家敦說中國會在明年崩潰，不過他在超過一個世紀前已作出此預測，他在那本《中國即將崩潰》的名著中，預測中國在2011年崩潰。在此之後，章家敦每次都講他只是估早了一兩年。所以最好把中國大使館這幅圖傳給他。」
講起「中國崩潰論」崩潰，最近又看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紐約大學上海分校特聘教授郭怡廣 (Kaiser Kuo)在英文通訊平台《意念快訊》(The ideas letter)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題為:《大清算：西方應該從中國學到什麼》。郭怡廣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面鼓吹「中國崩潰論」，一面又大肆宣傳「中國威脅論」，這樣的矛盾體現了西方政客和知識份子的複雜心態：他們既無法接受又無法忽視中國在西方道路之外，獲得如此空前的發展與成就。
郭怡廣話，中國難以理解的驚人成就，包括減貧、發展、能源轉型等等。中國這些成就表明，無論西方對中國政治體制看法如何，當中國在許多方面取得非凡成功，當中國這個曾被認定落後的大國在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基礎設施等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時，這樣對西方思想構成巨大挑戰。
美國曾相信「美國例外論」，認為國家之間有固有等級觀念。「美國例外論」意指美利堅合眾國地位獨特，獨一無二地以自由、個人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等思想為建國基礎；國家穩定強盛，人民富裕幸福，外國無可比擬，在世界上引領捍衛自由潮流。
郭怡廣話，中國的成就系統性地動搖了「美國例外論」的根基，挑戰了各國要以西方作為規範、其他文明由此派生的國家等級觀念。它打破了多個曾經被深信不疑的教條，大家看到的新現實是：市場經濟未必需要自由民主；創新未必需要完全的政治自由；社交媒體未必能解放威權國家。
氣候變化問題清晰地映照出這場思想的大清算。面對氣候危機，人類的反應常常是否認和拖延；但中國不是這樣，中國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她本來是最大碳排放國，但如今偏偏變成最大可再生能源建設者。這揭示了一個深刻啟示：本世紀的政治合法性可能更取決於「雜亂而緊逼情勢中的執行能力」，而非意識形態的純粹性。
郭怡廣話，中國展現這種績效式的合法性體現在多個維度：創造繁榮能力、大規模建設能力、壓力下的創新韌性、承受經濟脅逼的能力以及為全球挑戰調動資源的能力。在這些方面，中美之間的差異對比正越發難以忽視。這逼使我們思考：政治合法性是否必須兼具程式民主與治理效能？
郭怡廣話，美國當前的困境根源在於自身：戰爭泥潭、金融危機、政治極化、社會撕裂。美西方要停止坐待崩潰，必須認識到中國體系運行有效、成就顯著。等待中國失敗不是戰略，而是逃避現實。要擁抱多元的現代性，明白現代性不再是西方專屬。
既然西方學者都有反思，香港亦應反思。
我們在2021年開始完善政制，2022年新制度開始逐步運行，如今只過了3年，只是開始而非終結。在新制度剛剛運作之時，自然未夠暢順，自然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這並非新制度的問題，這反而是舊制度殘留的問題，例如執行官員避事，就是這過去過份政治化的壓力，逼出公務員的「少做少錯」思想，最好「你睇我唔到」。這不是新制度缺乏監督的問題，這反而是舊制度過度監督的問題。
郭怡廣提到，政治合法性必須兼具程式民主與治理效能。
過去香港反對派單方面追求極致的程式民主，他們只是「美國例外論」的死忠信徒而已。如何在一定程度的程式民主基礎上，提高政府的治理效能，才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想重新提高程式民主，似乎解錯題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