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財長耶倫訪華，一輪操作將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吹得震天價響，歐美媒體紛紛跟進。耶倫指中國產能過剩，將低價產品輸向美國，影響了美國的就業。耶倫作為一個經濟學者，說得出這種話來，的確令人嘆為觀止。
耶倫這種講法違反國際貿易的基本理念，貿易的原理就是我將我善於生產的產品，大量生產輸向你的國家；你亦將你善於生產的產品，大量生產輸向我的國家，互通有無。我要出口自然要具備多於我本國能夠使用的產能，套用耶倫的思路，所有國際貿易都源於產能過盛。我的產能連本國需求都滿足不了，何來產品可以出口? 耶倫將本國生產效率低下，產品在競爭中失敗，歸咎於別國產品太便宜，就像小孩子讀書成績差，他媽媽就批評孩子同班的學霸成績太好那樣。
耶倫3月27日訪問佐治亞州太陽能企業蘇尼瓦（Suniva) 時，拋出「中國產能過剩論」。
不過耶倫整個操作，和美國總統選舉有關。她特別挑選3月27日在訪問佐治亞州一間太陽能企業蘇尼瓦（Suniva) 時，發表這個「中國產能過剩論」，聲稱蘇尼瓦公司就是中國低價產品的受害者，但是在美國的《通脹平減法案》補助下重生。而佐治亞州就是其中一個總統選舉的主戰場，2020年總統大選拜登在佐治亞州僅僅贏了12000張選票，而兩位民主黨的參議員候選人，亦都要在第二輪選舉才能險勝，奪取兩個珍貴的參議院席位，令民主黨共得50個參議院議席，控制了參議院。
美國製造業衰敗和工人失業，有其自身產業發展落後和工資高企等核心原因，但美國工人受政治宣傳影響，普遍覺得自己是遭來自中國的公司搶走職位， 所以耶倫此番在佐治亞州發表針對中國的言論，本身就是一種赤裸裸的拉票行為。
不過回看這間蘇尼瓦公司，亦看到美國產業的史詩級潰敗。早就1995年，羅赫茨博士（Ajeet Rohatgi) 是佐治亞理工學院光伏研究項目的創始人，也是美國能源部資助的大學光伏卓越中心的創始主任，在他的支持下，蘇尼瓦公司在2007年成立，先在佐治亞州諾克羅斯建起起第一家太陽能製造工廠，到2014年在密歇根州薩吉諾建立另一間工廠。蘇尼瓦曾經輝煌，在她的16年的發展歷程，曾圍繞太陽能電池獲得過150多個專利，但敵不過中國的太陽能競爭對手，最後在2017年4月宣佈申請破產保護。
蘇尼瓦就申請破產8日後，就對美國政府提出貿易保護訴求，要求對進口的多晶硅太陽能光伏電池和組件進行管控，加徵它們的關稅。蘇尼瓦這個建議當時在美國太陽能業內遭到激烈反對，因為很多業者是從中國等國進口太陽能組件生產產品，蘇尼瓦的建議會讓他們入口的零部件成本大增，他們甚至聲言這樣會摧毀美國的屋頂太陽能行業。最終，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仍然作出一致裁決，認為進口太陽能電池板損害了美國國內製造商的利益。
當時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正醞釀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所以就率先找太陽能入口產品開刀。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對進口太陽能電池板開徵30%的關稅，這個關稅延續了一年，然後在2019年降至25%，2020年降至20%，2021年降至15%，並於2022年到期。
美國打壓對手對沒有讓蘇尼瓦重生，相反中國、歐洲、印度、韓國等國的光伏產業大幅興起。單是看蘇尼瓦自己的介紹，就知其在產品上早已落後。蘇尼瓦聲稱其批量生產的單晶太陽能電池效率超過23%，極具成本競爭力。但是中國的單晶硅太陽能電池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光電轉換率而提升至26.8%，接近理論極限的29.4%，而且製造成本大幅下降，令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太陽能都做到平價上網。
蘇尼瓦的產品根本缺乏競爭力，但在美國的《通脹平減法案》下，得到大量補貼，將休眠6年的佐治亞州工廠重開，今年第一季目標是將產能提高至1吉瓦（GW）。
問題是蘇尼瓦本身是一個不具競爭力的企業，就如殭屍那樣，被政府輸血復活了，但她的產品和中國製造的太陽能電池不可比，只能夠在一個政府補貼的環境下，特別是在美國國內市場銷售。拜登政府的操作，或許有助選舉，但把問題轉介到他人身上，真的能解決到美國太陽能光伏行業的問題嗎？殭屍輸血後仍然是殭屍，她是不會重獲新生的。
盧永雄
過去幾年香港有很多人移民。一般移民朋友，如果要在當地找工作，十個有九都不能做回原來的工種，過程有些淒苦。最近看到一個研究，收集了客觀數據，證實了這個感覺。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潘樂輝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指導學生，做了一個移英港人的研究，他們在《明報》撰文，講述研究結果。研究在去年7月至12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加當地實體推廣方式形式進行，得到1237名移英港人回應，主要有幾方面的結果。
第一，收入下降。這些移英港人離港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達到4.65萬港元，較香港收入中位數3萬港元高出不少，但移英之後每月平均收入下跌至3.3萬港元，驟跌29%，英國全國月入中位數約為2.67萬港元，雖然他們的平均仍較英國人平均收入為高，但仍然是由高收入類別，跌至中等收入水平。
研究指收入劇減有各種原因，例如在當地不能聘請外傭，夫婦其中一人要放棄工作，留守家中，或者只是做一些兼職工作，工作種類和行業劇變。考慮到英國的高稅收和外出消費物價亦高的情況，移英港人生活變得刻苦。
第二，職業錯配，白領變藍領。長年研究社會流動的Harry Ganzeboom等學者，建立了「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ISEI)，量化評估各個工種的專業性以作比較，將不同行業變成0至100的指數分析，例如專業性較高的經理為65分，專業性較低的勞動工人為24分。根據上述問卷數據，移英港人由原來在港時的「國際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41.2，赴英之後下跌至24.2。
這種由高轉低代表多重意義，首先，移英港人由過去主要從事文職或專業工作，變成勞動工人，反映職業錯配問題，其專業技能在英國無法覓得相關工作。其次，每個工種有其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由專業工作轉做勞動工人，轉職者要接受自己「半途出家」的感覺，家人亦要調整收入和生活開支的變化，個人難以適應，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抑鬱情緒。
這個職業降級的情況，我直接或間接都有接觸到很多例子。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是一間中型廣告公司的負責人，移居外地之後「馬死落地行」，要去傳媒的廣告部做最低級的送稿員。亦都有朋友的朋友，本來兩夫婦在香港是中產，移英之後一個變成倉務員，要早上四點上班，因為這些「豬頭骨」的上班時間，當地人不願做，他才能找到這工作，而伴侶就揸Uber，這亦是在英國最容易找到的其中一種工作，但收入當然不很理想。
文章作者潘樂輝亦提到一位與他一同攻讀博士的學友，移英之後放棄講師的工作，在當地超市擔任倉務員。這其實和上世紀70年代大量大陸新移民湧到香港的情況相類似，他們在內地可能是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但到香港後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做看更或地盤工人。我都認識過一些內地朋友，初來港時感覺良好，因為香港物質條件豐富，但之後就為柴米油鹽奔波，嗟嘆生活艱難。
第三，移英的原因。中大的學者未有提到受訪者移居的原因。就經驗所得，移英者主要分成兩大類。第一，比較多的是政治原因而移居；第二是因為英國有「5+1」的居英權移居計劃，移民變得很容易，少部分人是抱著「唔好執輸」的心態，亦都覺得子女可以在當地受更好的教育，過去送子女赴英讀書，一年都要花50萬元，如今移居當地，子女在英國讀書交本地學費好著數。
政治原因各個人感受不同，但如果只為子女教育，移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看看今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要求的學生有1.7萬人，聯招學額有1.3萬個，平均1.4人爭一個學位，入大學比率極高，而符合入大學基本要求亦不困難，即使個別因為中文科不合格，但如果其他成績標青，大學都會破格收錄。所以除非你是到英國可以讀到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否則只在普通大學讀一個普通學系，留在香港升學，其實機會挺多。
中大學者的調查亦顯示，移居者留英的意向。在調查中，有53%的受訪者堅持認為不會回港，24.9%不確定回不回港，21.1%打算回港。這亦顯示有相當數量的移英港人有回流的打算。
移民是個人選擇，但是移居外地就要準備身份降級，由白領變藍領。記得許冠傑有一首歌《同舟共濟》其中一句歌詞相當深入民心：「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由此可見移居外地，的確不容易。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