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代畜」有損人的尊嚴 北宋士大夫拒絕坐轎子

現代社會交通發達，出門便捷，走出家門，在路邊揮揮手，就可截到的士；又或者以電話或網絡提出「要車」要求，就有出租車開到你面前，以車代步，輕輕鬆鬆出門。

在古代出行，要代步也可以租馬或馬車。北宋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記載：「尋常出街市幹事，稍似路遠倦行，逐坊巷橋市，自有假賃鞍馬者，不過百錢。」可見，當時都城開封，民眾出門，都習慣租馬代步。反映北宋大都市資源豐富，有多繁榮。

《清明上河圖》中的騎馬者。(網上圖片)

北宋魏泰的《東軒筆錄》也有記載租馬代步的詳情：「京師人多賃馬出入。馭者先許其直，必問曰：『一去耶？卻來耶？』苟乘以往來，則其價倍於一去也。良孺以貧，不養馬，每出，必賃之。」要租馬時，「馭者」（相當於今日的士司機）會先跟你說好價錢，究竟是單程還是來回，而包來回則收雙倍價錢。

那麼，當時租一匹馬需要多少錢？日本高僧成尋著有《參天台五台山記》有載：「今日借馬九匹，與錢一貫五百文了。」計上來，租一匹馬一天大約56文，與《東京夢華錄》「不過百錢」記錄相符。一旦按里程計算，每里路大概三四文錢。

《清明上河圖》中以牛拉車。(網上圖片)

代步除了馬與馬車，還可以租用牛車。《東京夢華錄》指，「命婦王宮士庶通乘坐車子，如檐子樣制，亦可容六人，前後有小勾欄，底下軸貫兩挾朱輪，前出長轅約七八尺，獨牛駕之，亦可假賃。」當時，東京還有一種專供女眷乘坐的牛車：「宅眷坐車子，與平頭車大抵相似，但棕作蓋，及前後有構欄門，垂簾。」

南宋詩人陸游著作《老學庵筆記》，亦記錄了成都女子出行，也是乘坐牛拉專車：「成都諸名族婦女，出入皆乘犢車。惟城北郭氏車最鮮華，為一城之冠，謂之『郭家車子』」、「江瀆廟西廂有壁畫犢車，廟祝指以示予曰：『此郭家車子也。』」可見牛車馬車，也可以很豪華，成為身份象徵。

《清明上河圖》中騎驢的馱人。(網上圖片)

在宋代，租驢也很常見的。宋人王得臣《麈史》說：「京師賃驢，途之人相逢無非驢也。熙寧以來，皆乘馬也。」這裡記載指，原先租驢的人多，不過宋神宗熙寧年間之後，租馬的人多起來了。事實上，在宋代，驢的數量比馬多，後人在《清明上河圖》逐個數，指出《清》畫了46頭驢和騾子，馬只有20匹。這也許能反映宋代實況。由於租驢的價錢也比租馬便宜，看來，租驢的收費應該比租馬更低廉。

由於騾氣力較大，載重貨通常會用騾拉車。圖為《清明上河圖》。(網上圖片)

至於用上人力的轎又怎樣呢？據了解，北宋的士大夫都不太喜歡坐轎，南宋文人黎靖德的《朱子語類》記載指：「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轎，如王安石、程頤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令乘轎，猶力辭後受。自南渡後至今，則無人不乘轎矣。」

乘轎出門是富貴人家常見的事，但北宋精英男子卻以拒絕乘轎，以表達對體力勞動者的尊重。(網上圖片)

當時，士大夫們不願意用轎，皆因他們認為「以人代畜」有損人的尊嚴，不應該將他人當成牲口來「使用」。由此可見，北宋人極富人道主義精神。這些北宋精英有意識地拒絕乘轎，來展示他們對體力勞動者的尊重。當時的皇帝亦推崇這種高尚的做法，遂決定只有元老重臣們才享有乘轎的特權，或者那些患病無力騎馬之人才可以乘轎子。

後來，宋室南渡，可能獸力資源有限，尤其是馬匹數量少了，乘轎之風才漸漸盛行。

眾所周知，在鴉片戰爭前清政府對於洋商限制多多，如不允許攜眷(洋婦)進入廣州城，曾使洋商大為不滿。在1830年，英國商人盼師(Willian Baynes)公然違反禁令，試圖測試中方的反應，曾一度使雙方劍拔弩張，幾乎使鴉片戰爭提前爆發。

番婦被逐回澳門示意圖 (資料圖片)

在清中葉以前，「洋婦」也稱「番婦」是禁止進入中國的，僅可停留在澳門。當然洋商也是設法無視禁令。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荷蘭商人亞畢時乘坐舢板攜帶一名「番婦」及兩名「番女」試圖進入廣州瑞豐洋行居住，結果被罰驅逐出境。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更頒佈《防範夷條例》(即使稱防夷五事)，明令嚴禁外國婦女來華、嚴禁外商在廣州過冬。

1840年澳門南灣外港洋面。按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防夷五事規定，貿易季結束後，外國商人得駕船回國，或在澳門就地過冬。(資料圖片)

雖然朝廷有明文禁止「洋婦」入城，但洋商私帶婦女入境時有發生。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英商菲臣私帶婦女進入廣州，被當局發現，當即「將該番婦押往澳門，出示嚴禁」，並對有牽連的中國行商、通事、和政府衙役進行嚴懲。在1830年初，英商懷特曼J.C.Whiteman攜妻進入廣州商館，最終在中方抗議下，夫婦二人被迫遷往澳門。不過隨著來華外商人數逐漸增多，雙方的衝突更為頻繁，終於有了1830年的「盼師案」，使雙方一度迫近戰爭邊緣。

沃森Wathen (畫)；克拉克Clark(刻印)19世紀《廣州外商洋行區靖遠街道》。圖中可見洋商並未攜同洋婦進城。(資料圖片)

愛德華‧阿什沃思Edward Ashworth(1814-1896)(畫)；戴氏Day & Son(印)1851年《廣州商館區之中國街道建築》。畫中可見洋人及洋婦在街上活動。(資料圖片)

盼師Willian Baynes是誰人？他是時任英國東印度公司駐華「管貨人委員會」主席，即中國人慣稱的「大班」。不過更重要的，是他一向主張對華採取強硬政策，這事件也是他處心積慮，有預謀的公然挑釁。1830年10月4日，盼師公開帶著妻子和葡萄牙籍婢女從澳門進入廣州，沿途招搖過市，並違反規定乘坐轎子。這事無疑觸及中方的紅線。11日即一周過後，兩廣總督李鴻賓命令廣州知府轉飭總行商伍受昌令其退回澳門，「並飭嗣後夷商進館，不許乘坐肩輿」。

1859年4月30日《倫敦畫報》上一間香港畫室工作的情況。圖中中國畫師正忙於按手中照片繪製洋婦的畫像。(資料圖片)

上如前文所說，這是一次有預謀的公然挑釁。因此不僅盼師拒絕執行命令，英國商人也紛紛提出抗議。10月20日，李鴻賓再次通過行商向盼師下達嚴令，如果三天之內不將「番婦」遣回，將派兵入館驅逐。盼師眼見機會來了！立即通過海軍司令調來一百多個士兵，全副武裝進入商館。一時間，雙方劍拔弩張，形勢隨時可能失控。

清末《青花西洋花園圖盤》。內繪西式花園、西洋男女人物圖案。(資料圖片)

事實上，當時清廷是害怕引起中外戰爭的，因為剛花了好多錢鎮壓了一次邊疆叛亂，實在打不起另一場仗，這也是為什麼後來道光派林則徐到廣州禁煙時，反復叮囑「切莫開啟釁端」的原因所在。所以，李鴻賓所謂出兵驅逐，不過是虛張聲勢罷了。後來，行商伍受昌出面調停(編按︰清廷規定，外國商人不得直接與天朝官員接觸，所以，命令是由行商轉達)。以盼師身體有恙需要人照顧為名，讓兩位女性暫留廣州，待病好後再行離去。最終，「番婦」在廣州共居住50天後，即退回澳門。清廷為了顯示天朝威嚴，將一個向盼師提供轎子的行商謝五革職，並發配新疆。

由於中西方文化上的異差，使當時的中國人對於洋婦的衣著打扮曾經非常反感。(網上圖片)

盼師事件發生後，道光帝於12月8日下諭旨，重申嚴禁「番婦來華」政策。1831年3月，李鴻賓等重新制定了《防範夷人章程》，措施更為詳細、嚴厲。此後十年內，此類公開挑釁事件未再發生。不過，雙方的矛盾越來越深，並終於爆發鴉片戰爭。

當時洋婦在社會上地位普遍較高，也是中方害怕其入城的原因之一。(網上圖片)

在鴉片戰爭結束後， 中方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其中第二款列明：「自今以後，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口岸。」其後，同樣的內容又見於中國與美國、與法國、與瑞典挪威及諸多近代中國與約國的雙邊多邊條約中。它標誌著中國與西方經過漫長時期爭執的外國婦女進入中國通商口岸的禁令，終於在英軍大炮的威力下遭到廢除，並以不平等條約的法律形式將此固定化、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