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光武帝頒賜「倭」蔑稱 倭人600年後始醒悟 遂改名日本

從秦漢到清代中葉，中原均視外國為「封貢體系」，在鄰近的東亞及東南亞當中，中國無疑處在中心位置，是列國爭相朝貢的對象，其中有些國家的國名，還是中國賜予。當中「日本」最初稱呼為「倭」或「倭奴」，初初得到漢光武帝的頒賜。日本使用此國名約600年間，直到唐高宗時期才正式改名。那麼，日本為何等到那個時期才改名？

漢光武帝畫像。(網上圖片)

中國與日本一衣帶水，為鄰交往源遠流長。《漢書•地理志》記載了，早在西漢時期，日本列島上的許多小國已開始向漢朝稱臣納貢：「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等到漢武帝消滅衛氏政權，在現今朝鮮半島一帶設立「漢四郡」，即樂浪、玄菟、真番及臨屯之後，向漢朝納貢的日本小國一下子激增到30多個，《後漢書•東夷傳》載：「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由此可見中日交往盛況。

《漢書•地理志》局部。(網上圖片)

史書記載可知，早在西漢時期，中國便已經將日本稱之為「倭」，這個字字義不懷好意，是一個蔑稱，含有身材矮小、相貌猥瑣的意思，這大概也是漢朝君臣在見到日本使者後的第一印象。將日本稱為「倭」，似乎還只是漢朝單方面的意思，卻沒有見到對方是否樂於接受。到了東漢光武帝時期，日本才心甘情願地被稱之為「倭」。

史學界普遍認為，中日兩國間正式展開官方交往，始於東漢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當時，日本列島南部的倭王遣使朝貢，除了希望學習中國的文化和典章制度，還希望能得到漢朝皇帝冊封，以增強自己在其他小國中的影響力。

北宋人臨摹南朝梁代蕭繹《職貢圖》中的倭國使者(左)。(網上圖片)

對於倭國的請求，光武帝抱著「懷柔遠人」的目的，爽快答應，《後漢書•光武帝本紀》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緩。」不僅封倭王為「倭奴國王」，而且，還賜予他一顆「漢倭奴國王印」。這個記載也推斷出自漢光武帝始，日本開始接受「倭」或「倭奴」的稱呼（事實上，「倭奴」比「倭」更輕蔑及侮辱）。

現藏於日本福岡市立博物館的「漢倭奴國王印」及印文。(網上圖片)

順帶一提，漢朝對列國頒賜印璽時，如果在對方君王名稱前不加「漢」字，則說明是將之視為對等國家來看待，比如「匈奴單于璽」，一旦在前面加「漢」字，比如「漢倭奴國王印」，則說明將其視為屬國。可見，日本在東漢時期，正式成為中國的屬國。

自漢以降，日本與中國的往來依舊密切。東晉陳壽《三國志•烏桓鮮卑東夷傳》載，在曹魏時期，日本君主卑彌呼還曾被明帝曹叡封為「親魏倭王」，可見，兩國關係並非一般的好。到了南朝時期，日本不僅繼續接受中國的「倭奴國王」封號，還被授予中原的官爵，比如劉宋時期，屢次加封倭王為使持節、安東將軍，屬國性質就更加明顯。

在明代繪畫大師仇英之《抗寇圖卷》中，描繪明軍如何抵抗倭寇。(網上圖片)

從漢至隋，由於文化、制度落後，日本一直將中國視為「天朝上國」，自認為「蠻夷小邦」，心甘情願使用中國頒賜的國號。直到隋煬帝時期，日本首位女天皇推古天皇上台，並任用聖德太子實施改革，使日本在文化、制度方面大飛躍，對中國態度也開始轉變了，由極度恭順轉為追求跟中國平起平坐。

日本明治年間繪畫推古天皇像。(網上圖片)

要追求地位平等，最關鍵的舉措，便是要去掉由漢朝賜給的侮辱性國號「倭」、「倭奴」，再為自己取一個易記又高大上的名字，最終，他們決定自稱為「日出之國」。據載，在公元607年（隋大業三年），推古天皇派遣外交家小野妹子訪華，在其遞交給隋煬帝的國書中，首行便自稱為「日出處天子」，煬帝大怒，天皇獲悉煬帝的反應，也大為驚恐，改自稱為「東國」。

明代萬曆《坤輿萬國全圖》對日本的描述。(網上圖片)

《新唐書•東夷傳》載，到了唐高宗時期，倭國將國名正式更改為「日本」：「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為倭所並，故冒其號。」

日本重繪明代萬曆《坤輿萬國全圖》對日本的描述。(網上圖片)

對於中國來說，「日本」兩字並無冒犯含義，所以，大唐皇帝並未追究，逐步予以默認，但在私下及不少文獻記載，仍然稱日本為「倭」。至於日本作為國名被確定後，一直沿用至今。

從唐代杜甫詩《兵車行》的「耶孃妻子走相送，牽衣頓足攔道哭」，到近來解放軍徵兵的宣傳大片來看，歷來徵兵都不是易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江西，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身紅軍為了招兵，流出《送郎當紅軍》一曲，「切莫想家庭，妹妹會小心」。

《送郎當紅軍》曲譜 (網上圖片)

《送郎當紅軍》誕生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江西，在紅軍開始長征時迅速由江西傳播到相鄰的革命根據地，後又隨著紅軍長征流傳到了各地。這首歌謠是江西女性支持革命無私心聲的真實流露，表現了江西女性，尤其是紅軍妻子深明大義、無私奉獻、舍小家為大家的革命情懷和珍愛親人、關心親人、期盼團圓的革命柔情。

在中國傳統的農耕社會中，除了重利的商人，考科舉的學子，中國人很少有別離他鄉的。商人離妻別子，為的是賺錢養家；學子離鄉，為的是高中做官；平民百姓偶然別離，為的是人生的義務與責任。

福建省革命歷史紀念館蠟像《擴大紅軍》(網上圖片)

分離在中國文化中是冷清與淒慘的，有無奈與不舍。文學作品中描寫分離的詩文，可以說是一字一淚，包含著離別人的無限情愫。其中的意蘊，只有別離人自知。民間諺語「在家千日好，出門時時難」裡包含著別離的多少辛酸。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中國大地上，誕生了一支與眾不同的軍隊，人稱它為紅軍，在紅軍離別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一種與所有分離不同的分離，那就是妻子唱歌送郎當紅軍。

夫唱婦隨，革命道路上的農民夫妻。(網上圖片)

送郎當紅軍的隊伍中，有新婚燕爾的年輕妻子，有相濡以沫的中年妻子。難道她們不懂得分別的意味，不知曉分別的後果，不懂得夫妻一別就可能是永別？她們的丈夫是去參軍打仗，「要戰鬥，就會有犧牲」。

懂得，她們都懂得，而且她們懂得的比我們要多，但她們比我們要高尚。她們懂得只有割捨自己的小家才會有人民的大家，她們懂得只有獻身革命，才有國家與民族的未來。於是，她們以自己的毅力、膽識、決心、柔情，用純真的情懷唱起了《送郎當紅軍》，情感真熾，聽者為之動容。

江西瑞金有位名為陳發姑的老人，當年便是唱著《送郎當紅軍》送別紅軍丈夫朱吉梯。(網上圖片)

江西瑞金有位名為陳發姑的老人，生於1894年，2008年去世。當時，她唱著《送郎當紅軍》送別紅軍丈夫朱吉梯。在其後的70多年中，她每天唱著這首歌，期盼著有一天她的丈夫朱吉梯能夠凱旋而歸。「革命呐成功啊，親郎回家庭」，這是一種期盼，一種希望，更是一種寄託。儘管青絲唱成了白髮，儘管明眸唱成了濁眼，但她依然在遙望、唱著這首歌、等待著她當年送走的丈夫能夠凱旋而歸。正是有了這些舍小家顧大家的她們，才會有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

現在解放軍的宣傳片有時用上明星 (網上圖片)

不只是留在家中照顧老幼的女子們會唱《送郎當紅軍》，紅軍戰士也會唱。黃加棟老人是1933年參加紅軍的，當年的很多事情他已經淡忘了，可是那首《送郎當紅軍》卻準確無誤地留在了他的記憶裡。但無論誰唱，唱《送郎當紅軍》，就是唱紅軍與親人們的故事，唱《送郎當紅軍》，就會激起一種慷慨坦蕩的氣魄。

另一款解放軍宣傳片，主打「參軍報國，準備出發」。(網上圖片)

《送郎當紅軍》的民歌原型是《懷胎調》，這是一首真正原生態的江西民歌，沒有經過整理改編，基本上保持了原來風貌。當年，這首歌受到了各個進步劇團的青睞，在「擴大百萬紅軍」的宣傳中，每次演出都會唱它，每次演唱後人們都會深受感召，掀起一片參軍熱潮。其實，只要是紅軍生活或經過的地方，都有這種歌謠在流傳。現在流行的版本只是諸多版本中的一種。歌名相同，歌詞大同小異，曲調各不相同，附著在歌詞上的故事也不相同。

文章文字版權由廣東人民出版社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