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光武帝頒賜「倭」蔑稱 倭人600年後始醒悟 遂改名日本

從秦漢到清代中葉，中原均視外國為「封貢體系」，在鄰近的東亞及東南亞當中，中國無疑處在中心位置，是列國爭相朝貢的對象，其中有些國家的國名，還是中國賜予。當中「日本」最初稱呼為「倭」或「倭奴」，初初得到漢光武帝的頒賜。日本使用此國名約600年間，直到唐高宗時期才正式改名。那麼，日本為何等到那個時期才改名？

漢光武帝畫像。(網上圖片)

中國與日本一衣帶水，為鄰交往源遠流長。《漢書•地理志》記載了，早在西漢時期，日本列島上的許多小國已開始向漢朝稱臣納貢：「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等到漢武帝消滅衛氏政權，在現今朝鮮半島一帶設立「漢四郡」，即樂浪、玄菟、真番及臨屯之後，向漢朝納貢的日本小國一下子激增到30多個，《後漢書•東夷傳》載：「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由此可見中日交往盛況。

《漢書•地理志》局部。(網上圖片)

史書記載可知，早在西漢時期，中國便已經將日本稱之為「倭」，這個字字義不懷好意，是一個蔑稱，含有身材矮小、相貌猥瑣的意思，這大概也是漢朝君臣在見到日本使者後的第一印象。將日本稱為「倭」，似乎還只是漢朝單方面的意思，卻沒有見到對方是否樂於接受。到了東漢光武帝時期，日本才心甘情願地被稱之為「倭」。

史學界普遍認為，中日兩國間正式展開官方交往，始於東漢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當時，日本列島南部的倭王遣使朝貢，除了希望學習中國的文化和典章制度，還希望能得到漢朝皇帝冊封，以增強自己在其他小國中的影響力。

北宋人臨摹南朝梁代蕭繹《職貢圖》中的倭國使者(左)。(網上圖片)

對於倭國的請求，光武帝抱著「懷柔遠人」的目的，爽快答應，《後漢書•光武帝本紀》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緩。」不僅封倭王為「倭奴國王」，而且，還賜予他一顆「漢倭奴國王印」。這個記載也推斷出自漢光武帝始，日本開始接受「倭」或「倭奴」的稱呼（事實上，「倭奴」比「倭」更輕蔑及侮辱）。

現藏於日本福岡市立博物館的「漢倭奴國王印」及印文。(網上圖片)

順帶一提，漢朝對列國頒賜印璽時，如果在對方君王名稱前不加「漢」字，則說明是將之視為對等國家來看待，比如「匈奴單于璽」，一旦在前面加「漢」字，比如「漢倭奴國王印」，則說明將其視為屬國。可見，日本在東漢時期，正式成為中國的屬國。

自漢以降，日本與中國的往來依舊密切。東晉陳壽《三國志•烏桓鮮卑東夷傳》載，在曹魏時期，日本君主卑彌呼還曾被明帝曹叡封為「親魏倭王」，可見，兩國關係並非一般的好。到了南朝時期，日本不僅繼續接受中國的「倭奴國王」封號，還被授予中原的官爵，比如劉宋時期，屢次加封倭王為使持節、安東將軍，屬國性質就更加明顯。

在明代繪畫大師仇英之《抗寇圖卷》中，描繪明軍如何抵抗倭寇。(網上圖片)

從漢至隋，由於文化、制度落後，日本一直將中國視為「天朝上國」，自認為「蠻夷小邦」，心甘情願使用中國頒賜的國號。直到隋煬帝時期，日本首位女天皇推古天皇上台，並任用聖德太子實施改革，使日本在文化、制度方面大飛躍，對中國態度也開始轉變了，由極度恭順轉為追求跟中國平起平坐。

日本明治年間繪畫推古天皇像。(網上圖片)

要追求地位平等，最關鍵的舉措，便是要去掉由漢朝賜給的侮辱性國號「倭」、「倭奴」，再為自己取一個易記又高大上的名字，最終，他們決定自稱為「日出之國」。據載，在公元607年（隋大業三年），推古天皇派遣外交家小野妹子訪華，在其遞交給隋煬帝的國書中，首行便自稱為「日出處天子」，煬帝大怒，天皇獲悉煬帝的反應，也大為驚恐，改自稱為「東國」。

明代萬曆《坤輿萬國全圖》對日本的描述。(網上圖片)

《新唐書•東夷傳》載，到了唐高宗時期，倭國將國名正式更改為「日本」：「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為倭所並，故冒其號。」

日本重繪明代萬曆《坤輿萬國全圖》對日本的描述。(網上圖片)

對於中國來說，「日本」兩字並無冒犯含義，所以，大唐皇帝並未追究，逐步予以默認，但在私下及不少文獻記載，仍然稱日本為「倭」。至於日本作為國名被確定後，一直沿用至今。

「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最早的相關典故是出自於唐代房玄齡所寫的《晉書》，在《左思傳》中有提及：「及賦成，時人未之重。……司空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余，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作為西晉時期最傑出的文學家，左思在小時候卻是一點也不出彩。明明是出身在儒學世家，卻其貌不揚、不善言辭，一點也不像世人眼中的世家公子。就連父親看到他，也忍不住嘆氣道：「你啊！根本比不上我小時候啊！」左思本來就對自己學棋書畫樣樣不精而感到自卑，聽過父親的話後更是羞愧得低下了頭。從此以後，左思便把自己關在房中專心學習。因此，左思長大後便有了「不好交遊但辭章壯麗」的評價。

網上圖片

左思文才非凡，在他寫下辭藻華麗的《齊都賦》後，他便琢磨着要再寫一篇《三都賦》。恰巧當時左思一家打算搬到都城洛陽去，所以左思便決定去拜訪當時的著作郎張載，向他請教一番。在跟張載進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討後，左思就在大街小巷中東奔西走地，只為盡可能收集更多寫作的靈感。在創作《三都賦》的期間，左思家中的走廊、庭院放滿了資料，就連廁所都放著筆和紙，就怕自己不能隨時把思緒記錄下來。就這樣過了十年，左思終於寫成了《三都賦》。

西晉文學家張載與其弟張協、張亢兩人皆以文學著稱，時稱「三張」。（網上圖片）

文章寫好後，左思馬上就把文章送給文學家張華那。張華越讀越喜歡，甚至把文章分享給學者皇甫謐。皇甫謐讀後也大為讚賞，更是親自為文章作序。很快，《三都賦》便傳遍了整個洛陽，而讀過的人無一不被它的魅力所折服。有些人為了收藏這篇絕世佳作，便爭相傳閱抄寫。一時間洛陽的紙張供不應求，價格在短短數天內翻了好幾倍。

眼見左思的《三都賦》風行一時，同樣享有盛名的文學家陸機心中可謂酸得冒泡。畢竟他也曾萌生過撰寫《三都賦》的想法，只是沒想到會被左思捷足先登。可是當他細閱過左思的文章後，也不禁甘拜下風。也是這樣，左思憑借《三都賦》一夜成名，再也沒人看不起這位曾經「貌寢（醜）口訥（吃）」的名門公子了。

網上圖片

後人據此典故概括出「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比喻某些著作廣泛流傳，盛行一時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