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中國史學界中長期備受重視的讀本，魯迅就曾以「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給予其極高的評價。後有梁啓超認為《史記》為中國通史之創始本，更讚揚司馬遷為「史界太祖」。然而，《史記》雖列「二十四史」之首，在兩漢期間地位不顯。即便魏晉南北朝有了史記學的建立，有出谷遷喬之感，但其位仍與《漢書》相距甚遠。
《漢書》（網上圖片）
《史記》書成之時，流播概況十分受限。雖說並非束之高閣，朝廷對遷書的傳播仍是控制相當的嚴格，基本上只會在統治高層間流轉。因為當中不乏記載宮廷秘事，故流播概況受限。史載武帝閱到《孝景本紀第十一》和《今上本紀第十二》時，認為遷書對己刻意貶損，因而勃然大怒。不僅刊削簡上內容，連書簡也一併催毀。因此，曹魏時期《史記》中的兩篇本紀只有目錄，沒有具體文字。
不過這也不是說《太史公書》就是「禁書」，當初漢成帝劉驁與王鳳其實未曾直稱遷書為「禁書」，頂多以「不宜」說之。再論，即使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把《史記》的副本公佈於眾，亦未嘗獲罪。而褚少孫作為《史記》的研續者，在十餘年間不斷「往來長安中」，以求取遷書，也沒有受責，反而步步高升，甚至官至博士。在《漢書．敍傳》中，班固亦只說遷書在成帝時「不布」，即撒布未廣，難以獲取，卻未說明是被查禁的。
可是就算《史記》的發展在楊惲公佈於眾後，稍有起息，但哪怕有萌芽之勢，其流布冷清依然可。比方說直到東漢末年，為《史記》注書的僅有延篤《音義》與無名氏《音隱》兩家；相反《漢書》的注家多達二十二家。
最可惜的是，因為「獨尊儒術」的文化氛圍，《史記》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雖說西漢《史記》續補者眾，但除了褚少孫傾心研讀續作外，不乏其餘都是藉續《史記》以歌頌漢室之事，甚至漢儒為了「衛道」，而把《史記》視為「謗書」。比如揚雄就是最早評論者，常批史公乃「是非不頗繆於聖人」。雖然東漢學者大多認為《太史公》違戾《五經》，但儒仕們也沒有全盤否定《史記》。譬如文學家劉向嘗向遷書表達極高贊揚，更稱「遷有良史之材」，以及君主王莽也曾對《史記》給予褒揚。只不過比起前者的真心讚揚，後者更多像是以遷書作為攻擊漢朝的武器，以鞏固自屈新朝政權的權威。簡而言之，《史記》在兩漢間沒有被真正認可是基於社會環境中的政治意識，而時人對於司馬遷的考證工作，文辭鋪排，或是選材實錄都是抱有相對的肯定，只是當時對其持有貶損態度乃為一種政治正確。
王莽（網上圖片）
後來在唐代，《史記》終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而宋人王應麟稱之為「史記學」。若是要談及史記學的奠基期，則要追溯至魏晉南北朝。恰逢在這個史記學之泉頭的朝代，《史記》與《漢書》在地位上有着諸多衝撞。
魏晉時期，經學衰微，連帶《漢書》也不復獨尊之位。就客觀環境而言，《史記》流傳的最大障礙終被清除。儒學的衰落使學術能跳出往昔思維的束縛，以致文學、玄學、藝術等都得以發展，尤其是史學能夠獨立於經學。同時，亦因為南北朝政權嬗遞頻仍，當權者在世變與憂患的影響下都紛紛以史為鏡，希望藉着「見盛觀衰，原始察終」的《史記》能夠延長國祚。因此，此時的《史記》漸漸能與《漢書》平起平坐。大有晉人傅玄、張輔在評班馬優劣時，直言班書不如遷書。宏觀來看，裴駰的《史記集解》、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正是象徵着史記學的發展高峰。
《史記三家注》（網上圖片）
《史記》就如古老的希臘藝術與史詩般，雖有瑕，卻不掩瑜。它的古朴之美雖在早年間未受重視，但橫觀整個中國史學上則占據了不個撼動的地位。朝代的各異，促使審美的不一，但不可否定的是《史記》身上的閃光點並不因時間流逝而消失，反在中國歷史上烙下深痕。
史記《網上圖片》
廣東省擁有豐富的中國近代史旅遊資源，如位於羅定的菁莪書院。該書院始建於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是清末教育董事會性質的會所，俗稱羅定印金局，是廣東省為數不多的鄉約書院。菁莪書院的另一價值是紅色遺址。1926年，羅定縣農民協會在菁莪書院對收繳的大量地主田契進行了公開銷毀。
菁莪書院正面 (網上圖片)
羅定位於廣東的西南部，是粵桂邊界上一個山區，歷來在政治上軍事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羅定和整個粵西一樣，由於受著封建地主豪紳惡霸的統治，苛捐雜稅，高利重租，缺衣少食，日子過得苦不堪言。李芳春不甘心忍受這種殘酷壓迫和剝削的， 在他的精心組織下，羅定全縣各鄉村農民協會像雨後春筍般成立，農民運動蓬勃發展。1926年4月23日，羅定縣農民協會正式宣告成立，這標誌著羅定農民運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李芳春曾在菁莪書院收繳大量地主田契進行了公開銷毀 (網上圖片)
在隨後的5月1日，廣東省召開了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李芳春出席了大會。會後，按照會議精神，李芳春在羅定縣城召開了減租減息群眾大會，羅定縣農民協會收繳了大量地主的田契，在菁莪書院進行了公開銷毀。此舉，充分顯示了農民協會的力量，大大地鼓舞了全縣人民反封建鬥爭的信心。
在這裡不得不提及的是吹響羅定革命號角的第一人——革命先烈李芳春。他出生在羅定黎少鎮的一個偏僻小山村，當時羅定地區流傳著一首名為《窮到極》的血淚歌謠——「無可奈何少兩文，粥水清清照見人。筷子挑挑無粒米，眯埋雙眼囫圇吞。」這是羅定人常年只能吃稀粥度日的悲慘寫照。羅定和整個粵西一樣，由於受封建地主豪紳惡霸的統治，苛捐雜稅，高利重租，缺衣少食，日子過得苦不堪言。
李芳春特派員證 (網上圖片)
然而，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是不甘心忍受這種殘酷壓迫和剝削的，李芳春也一樣。1923年在廣東大學，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大學求學的時候，李芳春就經常參加各種進步活動，幸運地結識了廣東農民運動領袖彭湃同志，並與其保持著密切交往，從中得到黨組織的教育和培養，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24年暑假，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有利形勢的推動下，已是共產黨員的李芳春，懷著無限的熱情和鬥志回到家鄉羅定，深入各村農戶宣傳革命道理，播下革命火種。
李芳春在《敬告羅定農民界同胞書》中號召：「要翻身求解放，廣大的貧苦農民必須聯合起來，建立自己的農民協會，才能推翻壓在我們頭上的三座大山！」
在他的精心組織下，羅定全縣各鄉村農民協會像雨後春筍般成立，農民運動蓬勃發展。1926年4月，羅定縣農民協會正式宣告成立，這標誌著羅定農民運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革命熱潮空前高漲，羅定革命第一把火就此點燃。
菁莪書院擁有嶺南傳統建築設計，加入雕塑及浮雕作裝飾之用。(網上圖片)
菁莪書院占地面積1120平方米，為三進合院式佈局，屋脊為高大風火山牆。(網上圖片)
菁莪書院修建於光緒十二年（1886年），用於資助赴省、上京應試的考生，最初稱為羅定州印子金局，是教育董事會的會所。有別於書院式書院、合族式書院，菁莪書院是為了表彰地方德義鄉賢、培育地方優秀學子的鄉約書院，兼具祭祀場所及教育基金會的功能。「菁莪」一詞，是先秦詩歌總集《詩經》中《小雅•菁菁者莪》一篇的簡稱，「菁」和「莪」都是指生長茂盛的草木植物。《詩序》釋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菁莪」在古代有育才之義，「菁莪書院」的名稱便由此而來。
後廳設有神龕。廂房為藏書樓、資料室、理事室。書院的建築非常有特色，是研究嶺南鄉約書院的寶貴資料。(網上圖片)
近年來，菁莪書院己成為羅定市開展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活動的場所之一。(網上圖片)
菁莪書院占地面積935平方米, 為三進合院式佈局，有門亭、門樓、香亭、後堂及廂房等，屋脊為高大風火山牆。門額由清代進士劉宗標書寫，書院原來還懸掛有清代狀元王仁堪、劉春霖等人親筆手書的牌匾，不過今已散佚。建國後，書院曾作糧倉和學生宿舍用。菁莪書院是廣東省僅存的鄉約書院之一。2015年，羅定市相關部門對書院採取相應的搶救措施，對書院進行全面的修葺。現舊址整體結構保存完整，保存狀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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