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時候，我很喜歡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的名著《到奴役之路》，雖然對他的觀點不盡認同，但覺這本古典自由主義的經典著作，將自由主義完全理想化，容易令年輕人受落。
海耶克在書中對政府管制強烈的計劃經濟，發出嚴厲警告，認為這種制度必導致集權暴政，他進一步論證，若拋棄個人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將導致自由喪失、社會壓逼和個人被奴役。
我當年讀這本書時，已察覺一個問題，如果海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是一種正確理論，為什麼美國不將之奉為圭臬，而要實行相當的干預呢？如果純粹的自由，無論在市場、在輿論場還是政治場，都可以因為無形之手而自然地達到最理想的狀態的話，為什麼美國不嘗試實行這種制度，而只是向其他國家推銷呢？
海耶克的信徒們很推崇香港的制度，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甚少，相對於美國，香港才是自由市場的典型。部份論者甚至將香港過去的經濟成功，純粹歸因於香港殖民政府推行積極不干預的自由政策。然而，這是一種既容易、也神化了的自由市場成功論。
在當年的亞洲四小龍中，新加坡、台灣及南韓，對市場的干預比香港多很多，甚至由政府主導重要經濟發展政策，例如台灣在70年代，國民黨政府謀劃發展半導體產業，1974年在台北南陽街「小欣欣豆漿店」，政府官員和科研業界開了一個早餐會，就決定要搞台積電這公司。可見，不一定是自由市場才可帶來經濟成功，反之香港的自由市場也不一定是經濟成功的主因，更可能是因為香港背靠中國大陸這片廣闊的腹地。在1978年改革開放前，香港是偷運一些內地緊缺物資回大陸的窗口就已經賺到大錢。到改革開放後，香港就以前店後廠模式，食盡了內地經濟起飛的紅利。
海耶克的信徒們後來在東歐盡展所長，進行全面套用西方的政治、經濟自由體系的最大實驗，是在蘇聯及東歐鐵幕在1991年解體之後，大量東歐國家採用「震盪療法」，一夜之間改成市場經濟和西方民主制度。但是，32年過去，幾乎找不到一個成功的案例。很多前東歐國家，變成了西方的附庸，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拿出一個亮麗的發展業績。反觀中國，就在這30多年間，拼發光芒，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海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理論的核心錯誤，是假設無形之手可以達致均衡。但現實上，無論是市場、政壇或輿論場，完全自由會與均衡狀態越離越遠。就以言論自由為例，《明報》停刊了尊子的漫畫後，有人問，香港難道連政治諷刺也容不下？
2017年香港回歸20年週年，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訪問，有一個擅玩政治諷刺的網媒發了一個帖子，將習近平稱為「屎大大」（這是使用了普通話「習大大」的諧音），這個帖子在網上瘋傳，成為習主席那次訪港最高互動量的帖子。
不要小看這些「屎大大」的諷刺文宣，它觸發年青人對國家的輕藐和污衊，可能比1000篇正正經經批評中國的文章更深入人心。言論自由可以容許理性的批評，但不能接受無止盡地激進化的偏見。但現實上，自由不會帶來自律，自由不會適可而止。
結論是，沒有界線的自由，不會讓一個國家或社會走上發展之路，反而會走上激進化的衰敗之路，經濟如是，政治也如是。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現年93歲高齡的「金融大鱷」索羅斯，到處歇斯底里地推銷古典自由主義式的開放社會，但卻是「美國例外」。美國對付異見，沒有半點自由主義味道，從用莫須有的借口扼殺華為，到把激進份子送到關塔那摩監獄接受水刑逼供，不正正是海耶克口中的暴政嗎？
盧永雄
